廷杖与禁书_风闻

（发于公众号“夜语春秋”）

此事距今已有些时日，家中老人健在的，或许还可以问问，当初明朝时节，因着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节，因此皇帝便和老子一样，是可以如打儿子一般打大臣的。既然是老子打儿子，且又是皇上打大臣，自是不能与老百姓教父母官打杀威棒一般名号，于是打板子便也不叫打板子，改名叫做廷杖，打得狠时，直接打杀的也不是没有。

人之初，孟子觉得总是善的，荀子却觉得总是恶的，然而翻翻早年的史书，不论人之初如何，只要读了书得了功名，便多多少少总是贪的，一开始受了“圣人教化”，便觉得自己已不同于一般的泥腿子与曲辫子，后来书读得再久点，便觉得自己有了教化人的责任，等到真的入了朝堂，便觉得自己不但要教化那下面的万人，便是连那上面的一人，也是需要教化的。在他们的眼里，这天下没了他们，便要乾坤倒悬清浊颠倒，自己当然是要净乾坤留正气的。因着如此，皇帝打得愈狠，打得人愈多，那些文臣上书反而愈积极，仿若挨得愈多愈狠，便愈正气凌然一般。据不甚确实的据说，后来时日久了，文臣们被打出瘾头，也不讲甚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了，指着皇帝鼻子骂，只求挨上几十廷杖的，也是有不少的。

廷杖不疼么？大略是疼的，不然便也不会死人了，可这疼和死，却总是能拿来当榜样的，挨得愈狠，便愈教人觉得应该上书“一整天听”，教皇帝不要廷杖，可心中却又盼着挨上几十廷杖，好教自己也成那教人向善的榜样。左右皇帝总不能打杀所有人，这事情，皇帝知道，监礼太监知道，行刑校尉知道，那上书求廷杖的人更知道，于是而那教化终究有没有用，终究还是皇帝来说得算，那上书求廷杖的人便揣摩着皇帝的意思，只说那些能挨上廷杖却不会教皇帝打杀的话，监礼太监揣摩着皇帝的意思，决定上书那人是疼还是死，行刑校尉揣摩监礼太监的眼神，决定着行刑时用宣纸完好砖头全碎的力道，还是牛皮全烂豆腐完好的力道，最终，上书的得了名声，太监们得了地位，校尉们得了赏钱，皇帝们虽然挨了顿骂，也得了个明君宽仁的名气，让这天下更稳当了。

只是他们终究还是怕死的，当初冒死挨廷杖的人眼见得清人入关，死了也得不了声名，便乖觉地剃了头，换了袍服，唱起“剃发易服，新朝雅政，峨冠博带，亡国陋习”的赞歌。无奈清朝的皇帝比起当老子来，更喜欢当主子，于是便挨不到板子，只能自己寻一些“尸谏”或者“抬棺谏”之类的法子，来让自己看起来悲壮些许了。

因着如此，大凡文人，最受不得无人看他的冷落，无奈到了本朝，莫说廷杖没了，便是皇帝也没了，民众又被开了民智，不再听从他们的，岂止是冷落，更是沦落到与泥腿子和曲辫子争短论长的地步，虽然近年有些许反复，可大体上总难以与当年的花团锦簇作为对比，于是只得捉摸着写些禁书，想要作为在“上大人洋先生”面前的晋升之资，若能如当年赤俄写下《日戈瓦医生》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那般，因着一本小说讨了洋大人的欢心，成为座上宾，自然是最好的。退而求其次，怀念一下大宋的自由风气，大明的铮铮铁骨，以及民国的罗曼蒂克，哄唆一批人仰望自己，当个意见领袖也是好的。

可惜新朝终究不是赤俄，不会赶他们出境，也不会禁了他们的书，不但不禁，反而要教人们都看到，毕竟，禁书之所以诱人，从不是因为写书之人的文笔，而是因为难得看见，自古以来，人总是有猎奇与炫耀之心的，正如一个女人，哪怕她貌若无盐，只要她用布将全身裹严在沙滩浴场，在警卫重重保护下孑然而立，多多少少都有人愿意看她一眼，若是有那胆大的掀了布帘的一角惊鸿一瞥，便会有一种“老子看到了，你们没看到”的优越感。而就算洛神穿着简单的衣服出现在海滩浴场，得到的待遇恐怕也不会超过多看几眼，毕竟这沙滩浴场上的女子，多半应该都与她穿的一样简单且与她一般可以随便教人看。

可见，廷杖是不能打的，打了总会变成挨打之人的晋升之资，正如《金瓶梅》一般，若是不算禁书，看得人多了，便也就觉得不如《水浒传》好看，久而久之，也就没人看了。但百姓们喝骂确实可以的，不单要骂，还要剥了他们的裤子来骂，因为百姓再怎么骂，也做不了他们的晋升之资与投名状，反而容易教洋大人们愈发地厌弃他们，要知道，洋大人寻了它们，本意就是为了哄唆中国的百姓，它们愈惨，洋大人愈开心，而他们的形象也愈高洁，而中国的衙门既然又不肯让他们因言获罪，而百姓又不好哄唆，那要它们自然也就没甚么用处了。毕竟只要不是夯货，大略都会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倘若我去骂一个人，那人非但不骂我，反而允许让别人看着我去骂他，那么这种行径，怎么看也不当是不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