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近20万…悲惨世界，丧钟到底为谁而鸣？_风闻

作者：关山远

编辑： 谢芳 瞭望智库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瞭望智库 （ID： zhczyj）。

截至4月25日12点，新冠肺炎全球确诊人数已达到近280万，死亡人数近20万。

对于中国来说，一个艰难的春季已近尾声，但对于世界来说，依旧充满巨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

在需要全球合作、共渡难关的时刻，各国间推诿、指责、诬蔑一直在上演。

这种时候，很适合回归书本，我们再读历史，回溯人类的光辉与黑暗时刻，并从中得到启迪。

今天，库叔带库友们重读海明威，看当下的“丧钟”到底是“为谁而鸣”。

1、丧钟到底为谁而鸣？

1940年6月底，古巴的哈瓦那骄阳似火，美国作家海明威外形邋遢、长发蓬乱——他发誓小说不写完就不理发，但小说结尾对他来说是巨大的情感煎熬。

这部小说写了太长时间，他因为过于沉浸于创作而神情恍惚，与笔下人物的感情已融为一体，不忍让他们猝然离开。当这些人物最终走向死亡时，他全身无力，感觉自己也濒临生命终点一般。

这部小说，就是《丧钟为谁而鸣》。

当时，法西斯像今天的新冠病毒一样在全球迅速蔓延。

在欧洲，德国军队的“闪电战”势如破竹，挪威、丹麦、荷兰和比利时等国相继沦陷；法国自诩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弃守；英法联军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巴黎被占领，法国总理贝当投降。

在亚洲，与德军占领巴黎同一天，日军占领了宜昌，直接威胁重庆，取得了“枣宜会战”的胜利，张自忠上将就是在此次会战中壮烈殉国的；在华北，日本正进行残酷的“扫荡”，试图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

旋即到来的，在英国，是不列颠空战；在中国华北，是“百团大战”。

▲ 图为《敦刻尔克》电影海报

现在回想起来，1940年是正义人士心中糟糕透顶、没有希望的一年：

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正式形成，苏联吞并波罗的海三国；

原定这一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因战争停办，日本提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构想，开始染指东南亚；

国民党大员汪精卫叛国，在南京组建了汪伪政权，危急时刻，国民党军还不断挑起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摩擦，翌年春天酿成了“皖南事变”……

相比烽火连天的欧亚大陆，在美国，小汽车已大规模进入家庭，动画片《猫和老鼠》这一年正式首映，美国人的太平时光要等到一年半之后的“珍珠港事变”才终结。

在这个背景下，海明威写出了《丧钟为谁而鸣》，这是他一生篇幅最长的小说，但全书情节局限于三天之内—— 从1937年5月底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到下一周的星期二上午。

在西班牙一所大学任教的美国青年罗伯特·乔丹，志愿参加西班牙政府军，反抗法西斯。他接到的任务是炸掉一座桥，这个过程中，他与游击队合作，经历各种波折，还与曾被敌人糟蹋过的姑娘玛丽亚发生了一段爱情。在炸完桥撤退的时候，他被敌人打断了大腿骨，独自留下阻击，掩护大家离开。

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敌人出现时，“罗伯特·乔丹伏在树后面，小心谨慎地控制着自己，免得双手发抖。他等待着军官来到松林边第一排树和绿茵茵的山坡相会的地方，那儿照耀着阳光。他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抵在树林里的松针地上怦怦地跳。”

▲ 图为《丧钟为谁而鸣》封面

在海明威众多作品中，《丧钟为谁而鸣》的艺术水准并非最高，但这个书名震撼人心，无疑代表了他对时局与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

这个书名是怎么来的？美国著名海明威研究专家卡洛斯·贝克在《欧内斯特·海明威传》中写道：“开始，他想取名为‘未被发现的国家’，但觉得还不满意。据他自己说，他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翻阅了圣经和莎士比亚作品，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名称，后来他找《牛津英语散文集》，在随便翻阅约翰顿（美国17世纪的诗人与教士）诗作的时候，有一页突然引起他的注意。

约翰顿从当时的社会风俗、特别是葬礼习俗和环境进行联想，写下了一个说明人类相互依赖的比喻。这个比喻的最后几句是，“无论谁死了，都使我察觉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因为我是人类中的一员。然而，丧钟到底为谁而鸣？它是为你敲响的。”

这正切合海明威小说的主旨，即战争给人们带来了灾难，却促使人们醒觉和更紧密地团结。

于是，我们看到了《丧钟为谁而鸣》中传诵至今的“金句”： “所有人其实就是一个整体，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不要以为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

2、他们仅仅是政客而已

海明威写《丧钟为谁而鸣》，是基于他以战地记者身份见证的西班牙内战。

西班牙内战爆发于1936年7月17日，到1939年4月1日结束，伤亡惨烈，以佛朗哥为中心的右翼集团叛乱，推翻共和政府。佛朗哥得到了纳粹德国、意大利王国和葡萄牙的支持，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和共和政府则有苏联和墨西哥的援助。

历史研究者普遍认为，西班牙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前奏。

▲ 图为1936年佛朗哥的军队

海明威是一位坚定的反法西斯斗士，从1937年2月到1938年11月，他四次前往西班牙，以战地记者身份进行采访，后来直接参加国际纵队，在西班牙土地上为捍卫共和国的生存而战斗，直至这场斗争失败才回国。

1937年6月14日，刚刚从马德里保卫战前线风尘仆仆回来的海明威，站在纽约卡内基大厅，向参加“美国作家同盟大会”的3500名听众，做了一场反法西斯的演讲，题为《作家和战争》：

“我们在马德里整整目睹了19天的大屠杀。法西斯国家是相信总体战的。每当他们在战场上遭到一次打击，他们就将自己的失败发泄在和平居民身上。在这场战争中，从1937年11月中旬起，他们在西部公园受到打击，在帕尔多受到打击，在卡拉班切尔受到打击，在哈拉玛受到打击，在布里韦加城下和科尔多瓦城下受到打击。 每一次在战场遭到失败之后，他们都以屠杀和平居民来挽回不知由何说起的自己的荣誉。

“我开始描述这一切，很可能只会引起你们的厌恶。我也许会唤起你们的仇恨。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这个。我们需要的是充分理解法西斯主义的罪恶和如何同它进行斗争。我们应该知道，这些屠杀，只是一个强盗、一个危险的强盗——法西斯主义所做的一些姿态。要征服这个强盗，只能用一个方法，就是给它以迎头痛击。现在的西班牙，正给这个法西斯强盗以痛击！”

海明威抓住一切机会呼吁人们团结起来，尤其呼吁民主国家放弃自己的不干涉政策，“迎头痛击”法西斯，他不知疲倦地撰写战地报道、演讲、亲自参加战斗、创作剧本——他在西班牙创作了以抓内奸和间谍为主题的剧本《第五纵队》，“第五纵队”这个词沿用至今。

但是，与正义感爆棚的海明威相比，英美法苏等大国对法西斯的态度却让人极度失望：

美国在政治上玩“孤立主义”，但生意照做；

苏联，与魔鬼做交易，暂时妥协，并趁机瓜分波兰，染指波罗的海三国；

英、法奉行绥靖主义，一次次牺牲貌似与自己不相关的小国利益，来换取所谓的和平。

譬如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英法德意四国决定将捷克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协议签好之后，一直在隔壁房间等待的捷克代表才被告知：呶，签好了，你们必须在六个小时内接受德国要求。

慕尼黑协定始作俑者之一、时任英国首相的张伯伦，从慕尼黑回到伦敦时挥舞着文件，得意扬扬地宣称：“我们这一代的和平已经得到保证！”

当然，历史很快打了他的脸。

▲ 英国首相张伯伦宣称他带回了和平 图源：新华社

他们以为牺牲了他国的利益就能确保本国利益，他们得意于凭柔软身法将祸水引向他处，但他们不知道法西斯军事帝国迷信武力、崇尚战争的本性。一次次妥协、一步步退让，未能满足希特勒，反而把他的胃口越撑越大，从心理上蔑视他的对手。其实，这些人也参与培养了法西斯恶魔，他们不断把弱小国家当作祭品献上，却把恶魔喂得越来越大，最终自己也被反噬。

他们只是政客。

20世纪40年代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真正的政治家，是在残酷的二战中团结协作、并肩战斗、共克时艰的时光里诞生的。

3、利益！利益！利益？

海明威见证西班牙人民拼死抵抗法西斯残暴势力时，中国人民正在与日本法西斯浴血苦战。1938年的武汉保卫战，也被称为“保卫东方马德里”。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极小代价就占领了中国东北，正忙于“剿共”的蒋介石政府寄希望于“国联”主持公道，结果众所周知：英法两国把持国联，调查报告形同废纸，但日本还是趁机退出了“国联”。在英法两国眼中，日本侵占东北，无损他们在中国的利益，还可借此给苏联造成压力，所以，关我甚事？ 这就是“弱国无外交”的悲剧。

作家王树增在《抗日战争》一书中沉痛地写道：“无论是‘九一八’事变前的中国历史，还是战争全面爆发后的中国历史，都证明了一个真理：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绝不能将捍卫主权和领土的希望寄托于‘国际道义’……”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被迫开始全民族抗战，国际正义人士给予声援。1937年10月5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芝加哥就日本侵华问题，发表了一次本来可以改变历史的演讲。

▲ 日军炮击卢沟桥畔宛平县城 图源：新华社

美国历史作家约翰·托兰在《日本帝国衰亡史》中写道，罗斯福总统在演讲中谴责了所有的侵略者，以推理的口气把日本人与纳粹和法西斯党徒相提并论，他说：“当一种传染病开始流行时，为了保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健康，大家都同意而且参加把病人隔离。”

他解释说：战争，不管是先宣而战还是不宣而战，都是传染病， “我们正在采取能够把卷入战争的危险性减少到最低程度的措施，但是，在一个信心和安全已经瓦解的混乱世界上，我们不可能得到完全的保障”。

罗斯福的演说在美国受到很多赞许，但一些“大人物”不以为然，甚至反对。美国国务卿赫尔就不同意“隔离”的说法，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甚至觉得“隔离”之说是一个可悲的错误，美国在中国没有什么利益使之有理由去冒与日本开战的危险，而且对一个崇尚武力到如此地步的国家来一次“道义上的雷击”也是徒然的，这样会使两国关系恶化，破坏他（格鲁）一直在建立的美日友好关系。

1937年12月12日，就在南京沦陷前一天，日军飞机炸沉了停泊在南京城外长江上的美国“帕奈号”炮舰。后人把这起事件称作“发生在长江上的珍珠港事件”——假若真的如此，历史将会改写，南京大屠杀惨案或许能够避免。之前，日军还炮击了英国炮舰瓢虫号并俘获该舰。

此事重新燃起了罗斯福总统对侵略者进行“隔离”的希望，他召见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罗纳德·林赛爵士，建议两国联合对日本进行海上封锁，切断日本的原料来源。然而，林赛抗议：这样的“隔离”政策会导致战争。

最终，美国接受了日本的道歉，南京大屠杀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罗斯福一度要求采取经济手段制裁日本的强硬主张，最终也被否定。美国政府认为，采取经济手段制裁日本，仍具有冒险性，且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一战结束后，日本成为美国在远东的最大贸易伙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它所使用的废钢铁、石油、精炼汽油等战争物资，几乎全部从美国进口，双方贸易关系十分密切。这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了中国，与日本开战是非常不值得的。

利益，利益，利益……都是利益。

当时，很少有人明白，法西斯是全球的灾难，是全世界共同的敌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放弃了国际道义，最终也保不住自己的利益。

中国在尸山血海中孤独抵抗了很长时间，直至珍珠港事件爆发。

4、“人类本性的再现”

“偏见让你无法接受我，傲慢让我无法爱你”。这是英国作家简·奥斯汀名作《傲慢与偏见》中的金句。

傲慢与偏见，至今仍深深困扰着人类社会，远远超出了小说中男女情事的范畴。

比如，西方一直对当年中国在抗击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充满了傲慢与偏见，认为中国不过是美国、苏联和英国为主角的战争大片中“跑龙套”的小角色。

2013年，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写了一本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评价中国在二战中的地位：“中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参与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不仅仅是为了国家尊严和生存，还为了所有同盟国的胜利，正是在那场战争中，东西方一起抗击了有史以来最黑暗的邪恶力量”。

这本书的名字，叫作 《中国，被遗忘的盟友》。

时至今日，在全球对抗新冠肺炎的战争中，中国人以全国的动员、全民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完成了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然而，针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仍然存在，煽动仇视、歧视和污名化的行为甚嚣尘上，与新冠病毒同时蔓延开来的，还有“政治病毒”。

许多年后，后人再看2020年这个春天，会不会惊诧：人类啊，为什么这么愚蠢？都这个时候了，还不知道超越分歧，去战胜共同的敌人……

相比于“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这句广为人知的名言，约翰·托兰在《日本帝国衰亡史》序言中的一句话，或许更精辟：“历史不会简单地给人以教训，只有人类本性的再现，而不是历史的重演。”

时过境迁，历史确实很难完全重演，但由于人性的局限，沉溺于一时一地一域之得失，不会在一个长的时间段和更广阔的空间来审视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同样的错误还会重现。

人类的悲哀，就是等到自己遭遇了同样的苦难，才想起当初对于苦难中的他人是何等轻慢！

1941年6月22日，德军入侵苏联，英国首相丘吉尔痛定思痛，发表演讲：

“俄国的危险就是我国的危险，就是美国的危险；俄国人民为了保卫家园而战的事业就是世界各地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让我们从如此残酷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吧！在这生命尚存，力量还在之际，让我们加倍努力，合力奋战吧！”

这一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有一次著名的演讲：“尽我们的全力，尽上帝赋予我们的全部力量去作战，与人类黑暗、可悲的罪恶史上空前凶残的暴政作战。”

丘吉尔、罗斯福是令后人尊敬的大政治家，超越了分歧、超越了傲慢与偏见，以一己之力投身于与凶残暴政作战，让人肃然起敬。

当年，在西班牙，除了海明威外，还有聂鲁达、白求恩、奥威尔、卡帕、毕加索，等等。

1937年4月，德国纳粹空军发起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不设防城市的地毯式轰炸——格尔尼卡大轰炸，这座城市成为废墟，平民死伤惨重。愤怒的毕加索画下了那幅著名的《格尔尼卡》。

▲ 图为毕加索的《格尔尼卡》

二战爆发后，法国沦陷，德军将领经常出入于巴黎的毕加索艺术馆，馆主站在门口，发给每个进入的德军一幅复制版的《格尔尼卡》。一个德国军官指着这幅画问：“这是您的杰作吗？”毕加索回答：“不，这是你们的杰作。”1944年，毕加索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5、“人是高贵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白求恩，来中国参加抗战之前，他在西班牙度过了八个月，创造性地打造了流动血站，为前线负伤战士输血。来到中国后，他不愿意留在延安，选择坚守华北前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医治抗日军民，鞠躬尽瘁。

这是人类高尚的情感：能够清晰感受他人的苦难，这种感受能力深入骨髓、化为悲悯。

疫情期间，也有一则新闻打动了很多人：德国海德堡医院一位医生，以私人名义找中国驻德国大使求助，他的要求在中国几乎得到了闪电般的回应，政府紧急行动、企业免费赠送，第一时间通过国际航班把抗疫药品送到了这个医生的手上。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这位德国医生名叫托马斯·拉贝，他是约翰·拉贝的孙子。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的作者，在1937年12月的南京，挺身而出，从日军刺刀下拯救生命，此后倡导设立“国际安全区”，庇护了20多万中国难民。

82年过去了，中国人始终没有忘记拉贝。

《拉贝日记》中有个细节：拉贝要离开南京了，人们依依不舍送别，很多中国朋友拿出大张白纸，请他留言，拉贝因“缺少诗意的文字”而陷入了窘境，他最后写了一些话，比如“人是高贵的”。

是的，正因为人是高贵的，才会意识到人类其实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才会在别人遭受苦难时，挺身而出，甚至献出生命。

正如《丧钟为谁而鸣》所言： “所有人其实就是一个整体，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