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热搜17天，鲍某明事件怎么样了？_风闻

作者|  牙谷牙狗

来源| 最人物

距离刷遍互联网的鲍某明侵害未成年少女事件，已经过去了17天。世界疫情、明星绯闻、山林大火……一波又一波新热点，稀释着一个又一个旧热点。

但总有人，一直在举着微弱的火把，置身风险未知的黑暗。

如果这个稂莠混杂的世界能变得越来越好，或者不至于变得更差，那么，一定是有人做了正确的事情。

公益律师在某种程度上，是为正义奔走的化身。

农民工工伤、被性侵伤害的少女、家暴受害者……哪里有压迫和不公，似乎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分文不取，在面对利益冲突时，又会让自己身陷危险处境。因此没有一颗善良、追求司法公正的心，很难坚持下去。

截至2019年，中国在册公益律师共有289名。

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他们的数量远远不够。但也正是这289人，照亮了太多人的迷途，让受害人重新燃起生的希望。

郭建梅最近的身份，是鲍某明事件受害方代理律师团队负责人。

早在今年春节前后，就有朋友找到他们，希望能够帮助到那个女孩，维护她的权益。在分析完案情，与李星星（化名）联系之后，郭建梅认为，这个案件符合免费法律援助标准。

“这是一个典型的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我们愿意去接触跟进这个案子，不收律师费，连办案费也全免了。”

案件复杂，鲍某明狡猾，郭建梅决定死磕。

      

郭建梅  

鲍某明案，并不是郭建梅处理的第一个案子。实际上，在维护妇女权益方面，她已经努力了整整25年。

1960年，郭建梅出生在河南。童年对她打击最大的事，是他的祖母在43岁时，饿死在外出卖馍的路上，“她又冷又饿，但始终不敢吃馍啊”。

这件事，让她开始思考中国妇女所处的社会地位。

1979年恢复高考，她考入北京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被分配到司法部。消息传回河南老家，村里人都觉得老郭家转了运。

但很快，郭建梅决定放弃工作，原因是她想追求更鲜活的人生。那几年，郭建梅从事过多种工作，文员、律师、记者……始终没有找到人生的方向。

199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那一刻她找到了自己的未来。

“就是这样，我找到了家。”

随后，她组建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几年后又从北大出走，创立了如今赫赫有名的千千律师事务所，免费为女性弱势群体代理案件，开始了“中国第一代公益律师”这条漫长又艰辛的道路。

      

年轻时的郭建梅

2004年，从事公益律师的第9年，郭建梅接到了一个让她心碎的案件。

26岁的小夏与丈夫结婚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同年11月，他们拥有了自己的宝宝。但产后第17天，丈夫提出和她同房，小夏担心身体尚未康复，拒绝了丈夫。

这次拒绝，让丈夫恼羞成怒，他用螺丝刀，将仍在月子期间的小夏右眼挖出。送到医院后，她的整个眼球被摘除，人生也陷入了黑暗。

更加不幸的是，因为丈夫在当地颇有关系，最终以“精神分裂”为由，他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

得知这件事后，郭建梅和团队迅速出手。筹集证据、经过激烈的交锋，犯罪人最终被绳之以法。

同时在郭建梅的帮助下，小夏也寻找到了自己免费的“义眼”，这个女孩重新获得了光明和崭新的人生。

那一次，郭建梅的女儿也跟随郭建梅参与案件，并拍摄完成纪录片《眼睛》。作品获得多方认可，最终她被纽约大学录取，学习电影。

2010年，引发强烈社会舆论的“李彦杀夫”案爆发。

李彦是四川安岳县的一位普通女孩。2009年3月她与谭某结婚。原本以为找到了人生的幸福，她却没想到这是噩梦的开始。

婚后，丈夫谭某频繁对李彦家暴，甚至还把燃烧的烟头按在她的脸上、深冬将她锁在阳台上……各种虐待行为层出不穷。

2010年1月的一天，丈夫喝醉了，再次对她实施家暴。这一次李彦忍无可忍，将丈夫殴打致死。

2011年8月，地方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对李彦作出死刑判决，引起巨大社会舆论，李彦当庭表示上诉。

无钱、无势，李彦一直没有找到律师，幸运的是郭建梅再次出现了。

面对记者采访，她高喊：“她是杀了人，但也要看为什么杀人。”

因为接手这个案子，郭建梅数次被谭某家人围堵辱骂、威胁。但好在，努力没有白费。终审判决，李彦被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一个可怜的女人，最终被她挽回了生命。

公益律师25年，郭建梅说自己见过太多“惨烈的人生”。

“结婚十月被丈夫家暴致死”、“未成年少女被性侵”、“被囚禁的女工”、“被拐卖的妇女”……一桩桩一件件，背后都有一段可悲又凄惨的故事。

截至目前，她累计处理案件超过5600件，5600个“惨烈人生”之外，她患上了抑郁症，长达数年的治疗，才走出困境。

而这些年中，她也用实际行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她的律所经手的留守儿童性侵案推动了《妇女权益保障法》进步；

出嫁女土地征用补偿纠纷案推动了农村土地权益保障进步；

家庭暴力致死案推动了《反家暴法》进步；

怀孕女工被辞退案推动了《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等法律法规的立法或修改。

每一个推动法律进步的案件背后，郭建梅一直在坚守，她说：

“这是一件比太阳还光辉的事业，也是我人生最大的意义。”

鲍某明案爆发，不只郭建梅一个公益律师站了出来。在李星星背后，还有一位叫做佟丽华的公益律师。

鲍某明案的一处关键信息是，发生关系时，李星星已经年满14周岁。鲍某明以此说辞，试图逃脱出法律的制裁。

但公益律师佟丽华在接受采访时却表示，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对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利用其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就范，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同样以强奸罪定罪处罚。

一声斥责，让鲍某明无处可逃。

佟丽华

很长一段时间，公益律师佟丽华都被认为是“中国未成年人保护第一人”。

1999年，他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儿童保护专业组织——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开创了提供直接法律服务、实证研究与推动立法政策改革相融合的工作模式。

到过佟丽华公益机构的人，往往都会被墙上一排排的锦旗震撼，佟丽华说：

“自己挂出来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让自己记住：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是一个沉甸甸的故事，牵系着每一个受害人和背后的家庭。”

佟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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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9年到如今，奋战21年，他和团队起草了超过70本与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书籍。

更难能可贵的是，从2003年开始，他成立“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在全国各地推动更多律师在业余时间致力于儿童保护。

甚至为了解决儿童沉迷游戏问题，他还参与过与多家游戏公司的官司。

截至2018年年底，在他的推动下，全国成立了40余家专门为青少年提供公益法律服务的专业机构。

一方面心系青少年，另一方面，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农民工身上。

佟丽华出生在农村，小时候家境贫寒，童年时曾经因为拿不出3块钱买教材偷偷落泪，考上大学之前，他从未走出过县城。

甚至到了中国政法大学读书时，同学听说他来自秦皇岛，便问他老家的海鲜好不好吃，他羞愧地说：“我不知道，从来没有吃过。”

成为律师之后，他深知农民工法律意识很淡薄，遇到欠薪之类的法律纠纷，几乎无处寻求帮助。

2005年9月，佟丽华创建了另一家公益机构——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这是国内第一家专门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专业机构。

佟丽华在火车上向农民工发放法律援助卡

创办公益机构之前，有朋友好心劝他，要慎重进入这个领域。“案件数量太大，很多都是群体性的，处理不好会自找麻烦”。

但他却摇摇头，坚定地说：

“我出身农民，父母都做过农民工。都被欠过钱。但是当他们的权利受到伤害时，谁去真正站出来去关注他，去帮助他？总得有人站出来为他们去做。”

截至2018年年底，在全国，他累计帮助60万农民工讨回欠薪、工伤赔偿及其他赔偿款项近6亿余元。

少女工伤断臂老板逃逸、农民工工地维权、农民工讨薪被打……佟丽华每每看到，都心如刀绞。

因此，20多年的公益律师旅程，尽管被威胁和警告过无数次，但他从未想过放弃。

正义和公益之路，他走得很踏实，回望过去展望未来，他说：“我不会去观望，也不会停下来彷徨。”

始终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是公益律师的准则。在未成年人和农民工之外，还有一个常常被人们忽视的群体。

细菌战，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名字。

二战期间，日军在中国浙江、东北等地，研究使用了细菌战，甚至拿中国人做活体实验，让无数人痛不欲生。

随着时间的流逝，近75年过去，人们以为战争早就结束了。但对有些人来说，战争似乎仍在“继续”。

1999年，浙江，900多位老人“烂脚”事件被曝光。他们的脚部长满细菌，严重溃烂，散发出奇臭无比的味道。如果医院里有一位”烂脚“病人，整个楼道都能闻到。

甚至有些人的感染部位是嘴。发病之后，他们的嘴唇、牙齿全部烂掉，说话不畅、不能吃饭，最重要的是那种臭味，让他们中的很多人，最终孤独终老……

        

走近这些老人，揭开这道世纪伤痕的人，叫王选，一个为细菌战奔走多年的公益律师。

经过她的调研，这些“烂脚”老人的致病原因，全部来自于当年抗日战争时，日军的细菌战。

面对日军的恶行，王选说：

“我们要让这些老人能够带着一双干干净净的脚离开这个世界。战争都过去很多年了，战争的创伤不能总裸露在那里，烂着没人管。”

       

王选

能够揭开这道伤疤，源自于王选年轻时一段日本留学的岁月。

1995年，作为日本留学生，王选在《日本时报》上看到消息：

哈尔滨召开第一届日本731细菌部队国际研讨会，两位日本民间和平人士声称：浙江义乌崇山村由于日军细菌战造成鼠疫流行，村毁人亡，村民提交《联合诉状》要求日本政府赔偿。

同时，在报纸上王选看到，当年731部队将3个被当作“活体材料”的人绑在树上，她心疼的泪流满面。

从那时起，她想起了在鼠疫中去世的叔叔，以及无数被细菌战伤害的中国人。

她说：“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从此，她踏上了为细菌战受害者讨说法的旅程。

足足两年的调查，王选走访了浙江和东北多地，联合诸多专家取证。

踌躇满志，1997年，她代表中国108名细菌战受害者，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

从1998年第一次开庭，到2002年，整整28次先后审判，王选皆以败诉告终。

7年的时间，尽管一直败诉，王选却从未放弃。为了取得更多更有说服力的证词，她费尽千辛万苦在日本寻找731部队官兵出庭作证，但日方均不承认。

为了向世界揭露日军细菌战的罪行，她在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多地举办细菌战展览，做主题报告，希望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也是因此，王选曾遭到利益相关人员的跟踪、甚至是威胁。时间长了，她的丈夫也颇不理解，为何将整个生命，放在了为细菌战受害者维护权益这件事上？

她给出的答案十分明确：“记忆不是为了恨，而是为了人类的永久和平。”

2002年败诉后，王选并未格外沮丧。尽管败诉，那却是日本法院首次在历史上，认定二战期间，日军在中国战场使用了细菌武器，对无辜平民造成巨大伤害。

2005年，王选二审再次败诉，2007年，终审败诉。这意味着，王选从1995年开始的12年“战斗”，以失败告终。

那些烂脚、终生被细菌侵扰的人，或许一辈子都不会再等到所谓“法律上”正义的降临，但因为王选，在人们心中，他们的遭遇并不会被人们忘记。

王选在为细菌战受害者奔走呼吁

2015年，在王选的多方努力下，中国最好的一批创伤医生，注意到了这群被细菌困扰的老人。多位院士、专家教授汇聚一堂，决定为那些患病老人免费治疗。

截至目前，多位老人的身体，重新恢复了健康，最后一名患者出院那天，王选格外高兴，她说自己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25年，一个女人将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这样一群遗落在历史角落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分文不取，她心甘情愿。

她说，诉讼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得到庞大的经济赔偿，而是为了维护受害者为人的权利和尊严，也为了维护历史的真相。

“如果我们不让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人类曾有细菌战这么丑恶的东西，那么人类将丧失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机会。”

当年法庭上，她的一声质问，至今仍旧回荡在历史的烟尘中。

无论阳光如何普照，这个世界总是存在太多阴暗，太多无奈。

如今鲍某明案仍在调查当中，但隐藏在黑暗中，又有多少“鲍某明”，没有被人们关注。

案件爆发后，很多人在网络上查询到了儿童拐卖，少女“领养”等交易群，更有媒体曝光了整个儿童领养的产业链。

不仅被性侵的少女，还有这个社会上的每一个弱势群体。农民工、清洁工、外卖小哥、快递小哥……他们大多从事着艰辛的工作，却又最容易被人们忽视……

这些公益律师本可年薪百万，却分文不取，举着微弱的火把与黑暗照面。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允许恃强凌弱、为非作歹、玩弄法律。

有光明的地方就有阴暗，有黑暗的地方也有光明。是让黑暗吞噬光明，还是让光明驱散黑暗？

让明天变得更好的权利，在每一个人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