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日云：民粹主义还是保守主义 —论西方知识界解释特朗普现象的误区（下）_风闻

来源：《探索与争鸣》2020年01期

作者：丛日云，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民粹主义的政策偏好

从理论上说，民主制度下的领导人都要依民意执政，民意即是政策的风向标。但在现实政治中，民意是分化的，如果执政者偏向上层，则有寡头政治的色彩 ；如果倾向于下层，则有平民政治的特征。需要说明的是，平民政治不等于民粹政治，虽然两者只有一步之遥。如果将平民政治极端化，无原则地、不负责任地讨好下层民众，则是民粹主义（平民主义）的特征。由于下层立场一般属于左翼，所以，民粹主义的公共政策一般也具有左倾的特点。

亚里士多德在分析平民政体时，谈到过“极端平民政体”或“极端形式的平民政体”。它更接近于当代所说的民粹主义，是平民政治向民粹政治的发展。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分析，这种极端平民政体的精神在僭主政治中也得到充分体现，平民政体中的“平民英雄”或“群众领袖”往往会成长为僭主，两者的气质是相通的。平民领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谄谀群众”，实行取悦于民众的政策，让民众得到暂时满足，但其实这些政策并不符合民众整体的或长远的利益。所以，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平民宫廷的佞臣” 。从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对极端平民政治和僭主政治的分析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当代西方社会的民粹主义与之是一脉相承的。

民粹主义者出于底层立场，一般反市场、要平等，甚至要求实行平均主义政策。其公共政策立足于下层民众的利益，积极扩大社会福利。诚然，如果出于人道主义关怀，对下层民众予以一定的照顾是合理的、可取的。在文明社会，需要让弱势群体过上有尊严的、体面的生活。但如果超出正常的界线，不顾国家的实际能力，也不惜牺牲社会的公平和效率，不考虑长远的后果，为讨好下层民众，为占据道德制高点，甚至仅仅为了选票而滥施恩惠，将对下层的照顾越多越好奉为原则，甚至是道德正确，这就属于民粹主义了。

我们看到，符合上述特征的是美国激进左派或进步主义者。民主党参议员桑德斯在竞选期间主打的王牌即许诺福利，以走向平均主义为目标。2018 年中期选举中脱颖而出的比桑德斯更激进的青年女议员科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许诺了免费教育、全民医保、全民就业、人人有住房、开放边界（取消 ICE）等。凭着这套廉价的许诺，这位大学毕业不久、28 岁的波多黎各移民后代、酒吧女服务员，竟然击败了老资格的本党议员而当选。当选后又提出了乌托邦式的“绿色新政”（Green Great Deal）计划。美国的现实情况是财政负担沉重、债务高筑、基础设施陈旧、大量人口依赖国家福利为生、勤奋自立的劳动伦理下降、劳动力成本过高，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许诺大量福利，是极不负责任的阿谀底层民众的行为。桑德斯和科特兹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只讲扩大福利，不讲如何发展经济、扩大财源。钱从何处来呢？从富人那里抽税而来。加重税收会增加企业成本，从而伤害经济并影响税收，这种后果他们就不管了。民粹主义的理想蓝图大多有乌托邦色彩，让底层民众高兴一时，结局往往是惨痛的失败，上层和底层一起品尝苦果。

2018 年美国中期选举后，激进左派的势力明显增强，表明美国社会正在迅速民粹化。美国知 识界不担忧这股势力的兴起，却将特朗普视为洪水猛兽，可见他们向左走得已经很远。

特朗普的公共政策包括 ：尊重市场和私有财产、大幅减税、消减政府规模、压缩政府支出、收缩政府权力、清理大量行政监管法律和规章、清理和整顿社会福利开支、通过重建制造业以增加就业、通过发展经济以提高劳动者收入、重视社会安全和秩序，这些都是保守主义或传统自由主义政策，与民粹主义不相干。在特朗普执政后，有评论家就指出，他是以民粹主义姿态竞选，以坚定的保守主义观念执政。而保守派的领袖也纷纷认同特朗普的政策，认为他做得比以往的共和党总统都好，在执政一年时间里，“几乎完成了保守派所要做的一切事情” 。

亚里士多德指出，极端平民政体的另一个特点，是掌权的平民的放纵，以为自由就是任性而为。这一点，也符合当代民粹主义的文化政策。这个政策的原则就是，只要仅涉及我个人的事，就得 由我任意而为，社会无权干预。

在健康的民主制度下，政治精英应该起到约束民众无止境欲望的作用，用梭伦的比喻，就是应该作为国家这艘大船的一支“锚”，以防止过分剧烈和盲目的文化变革冲垮社会，导致文明的解体。但美国民粹化的精英一味讨好下层民众、少数和边缘文化群体的欲求，在当代，这种欲求以后现代主义（或后物质主义）的形式表达出来，以多元文化主义为掩护，甚至将其作为“政治正确”予以保护，通过身份政治来实现。这是文化领域的民粹化公共政策的特征。

在文化政策上，特朗普打破长期“政治正确”的禁锢，对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激进的文化革命浪潮予以抑制，重视传统的家庭、社区和宗教的价值，重建美国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重视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恢复美国建国者开创的传统。这些做法，英格尔哈特视之为对后物质主义潮流的“文化反冲”（cultural backlash ） ，不过英格尔哈特仍然将其归为民粹主义。在笔者看来，特朗普所引导的潮流，只是对后现代汹涌潮流的遏制，是向现代主义或物质主义的有限回调。它不是民粹主义，而是重建保守主义堤坝以遏制民粹化潮流所作的努力。

特朗普竞选时提出的一些口号和许诺，也被视为不负责任的政治煽动，这也是使他背上民粹 主义恶名的原因之一。如果他做出这些承诺本身就没想实现，只是为了收买人心，或根本就不可 能实现，那么，就可以认定这属于民粹主义的煽动。但从他执政近三年的情况来看，像他这样坚 定执着地履行竞选承诺的政治家是少见的。而且，被一些反对者甚至著名专家视为不负责任的竞 选许诺，在他执政后大多都实现了。专家曾预言特朗普上台后经济必然崩溃，大幅度减税是灾难， 贸易战必败，4% 的经济增长是吹牛皮，让制造业回归是挥动魔法棒……如今专家的这些预言大 体上都被特朗普的政绩击破了。特朗普在竞选时，看起来的确像一个煽动家，漫无边际地做出承诺， 但执政后的政绩证明他对美国的问题有比较准确的诊断，也有独特的药方。据此，人们也应该调 整对特朗普的判断。

民粹主义的心理与行为模式特征

判定民粹主义，仅凭前述底层立场、社会基础、意识形态和施政纲领还不够，在这些方面， 民粹主义与激进左翼有广泛的交叉。在这些特征之外，还要有一种民粹主义政客独特的人格特征 以及卷入民粹主义运动的民众的独特的群体心理和集体行为模式。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才能够定 义典型的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政客往往是具有威权人格的政治强人，或者是某种激进的意识形态的偏执的信仰者。他们往往有很强的权力欲和表现欲，倾向于扩大权力，显示权力，塑造卡里斯玛型的政治权威。他们像古希腊操纵民意的煽动家（demagogue or rabble-rouser）那样，利用底层民众的无知和非理 性弱点，无原则地讨好下层民众，煽动民众的情绪，通过操纵和利用民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民 粹化的民众与其领袖可以说互为镜像，往往具有短见、非理性、偏执、无责任感的特点，其行为 也有情绪化、无序性、暴戾性的特征。当这些人作为一个集体行动的时候，会遵循勒庞所说的“集 体行动逻辑”，极易成为一群“乌合之众”。民粹主义不一定是暴民政治，但常带有暴民政治色彩。

就个性特征和行为方式来说，特朗普比起经过多年体制内磨炼、行为中规中矩的希拉里和老成持重的桑德斯更像一个民粹主义者。他是一个没有政治经历的素人，带着强悍粗野的平民作风进入政治角斗场，人们普遍把他视为一个“异数”和“另类”。光是这一点，就很容易使人将他与民粹主义联系起来。他的心理有着某种自恋、偏执、不宽容（睚眦必报）、好斗等威权人格特征。他有时言语粗俗、夸张、刺激、情绪化。他的行为方式也不时脱出常轨、特立独行、四处树敌、不善妥协。他摆脱政党体制的约束，甚至与共和党的建制派公开闹翻。他也不依赖于传统媒体的中介，而是靠自媒体与选民直接沟通。其出台的一些政策主张具有颠覆性的效应，等等。人们如果依据这些表现判定他为民粹主义者，是有一定道理的。至少，在他身上，体现了某些常见的民粹派领袖的风格。

民粹主义领袖的标准形象是摇唇鼓舌的煽动家。不过，在这方面，学者的研究却否定了一般人对特朗普的印象。哈金斯和卡尔特瓦塞尔使用“整体评分法”（holistic grading）比较了特朗普与希腊、委内瑞拉等国家民粹主义领袖竞选演讲和最终辩论的修辞风格，证明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得分非常低。而桑德斯的得分却很高。特朗普表现出温和的民粹主义倾向，不同时期却并不一致。笔者将这种不一致的摇摆的情况归因于特朗普的顾问和撰稿人，这些人是民粹主义者。当特朗普脱稿演讲时，其民粹主义的得分是最低的。也就是说，从修辞上看，特朗普竞选言论中有限的、不稳定的民粹主义成分，主要是受其顾问和撰稿人的影响，而他的本色表现却很少有民粹色彩。

不过，仅仅在政治心理和行为方式上，特朗普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有限交叉，还不足以判定其属于民粹主义者。人格特征和行为方式仅仅是一些表面症候，不是民粹主义的核心标志。判断特朗普是否为民粹主义，主要是看他的价值立场、政治观点和政策选择，看他所领导的政治运动追求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方式。关于这些方面，我们前面已经有了论述。

即使从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角度来判断，也不仅要看领导者的人格特征，还要观察他的追随者的群体心理和行为方式。特朗普的追随者并没有表现出一般民粹主义运动常见的脱逸出制度框架的阵发性、无序性和狂热性集体行为，甚至也不热衷于街头政治、运动式治国。而反对特朗普的激进左翼的行为方式倒具有更多民粹主义色彩。典型的民粹主义运动一般由两极构成 ：一极是无知和非理性的民众 ；一极是无原则、具有威权人格特征的政客，利用和煽动非理性的民众，不惜牺牲国家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来讨好下层民众（长远来说，也会损害下层民众利益）。这大体符合美国激进左派政客的作风。

当今美国社会问题成堆，危机深重，特别是自 20 世纪 60 年代的“文化革命”以来，美国社会的文化冲突日益剧烈，有人称之为“文化战争”，或者是“软内战”的开端。这是美国在由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危机和冲突，难以弥合。在这种情况下，对立的双方都有一些过激的言行，这并不意外。未来出现更严重的冲突，采用更激烈的手段，也是可以预料的。我们需要将这种由社会撕裂带来的偏激言行与一般的民粹主义者的行为方式区分开来。

知识界比较多地关注特朗普和他的追随者一方的过激行为，将其作为民粹主义的表现。但是，他们忽略了特朗普的对立面的相应表现。在特朗普当选后，左派做出了激进的反应 ：号召选举团违背传统投票反水，不承认选举结果，制造骚乱，号召军队不服从，鼓动暗杀、官僚抗命和背叛，在川普派学者讲座上制造骚乱，号召在私生活领域（饭店、加油站、超市等）骚扰政府官员，在公共场合以下流的方式羞辱特朗普及其家人，公开表示只要共和党掌权就不能得到“文明的对待”（希拉里语），等等。特朗普一派民众虽然也有相应的过激行为，但总体而言，其表现要平静得多。当然这可能与特朗普和共和党掌权有关。

总而言之，给特朗普打上民粹主义的标签，或者是曲解了民粹主义的内涵，或者是曲解了特朗普的思想和言行。特朗普现象属于美国由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变时期的保守主义，不是民粹主义，相反，它是抵制美国社会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和走向民粹化趋势的力量。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