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不应说“有本事别买我口罩”？_风闻

来源：公众号“施展世界”

前几天我刚写过一篇札记，讨论在什么情况下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会不保？

我在文中提出，仅就制造业而言，西方处在高端制造业，基础是技术优势，中国处在中低端制造业，基础是成本优势。

在日常状态下，人们都从成本出发考虑问题，中国的优势不可替代；但是非常状态下，人们从安全出发考虑问题，西方世界可能会不惜代价来重建自己的生产体系，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就会遇到挑战。

而防****止进入非常状态的前提是，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应该保持必要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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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决定不惜代价重建了吗？

《福布斯》杂志在4月10号发了一篇文章，文中说，日本政府已宣布要支付22亿美元支持日资企业迁出中国，其中20亿美元直接贷款用来支持企业回到日本，约2亿美元直接贷款支持企业迁去东南亚。

就在同一天，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表示，要为这些从中国迁回美国的企业给予100%直接报销，包括厂房、设备、知识产权、基建、装修等所有费用；换句话说，实际上相当于美国政府为美国企业从中国迁回美国的全部成本买单。

这一系列动作让人感觉西方国家差不多要动真格的，真的开始不惜代价进行搬迁了。

虽然在我看来，一部分西方企业真的会在这个过程中进行搬迁，但就目前来说，还不至于对中国制造业产生实质影响，毕竟，制造业是个庞大的体系，并不是建立几个工厂那么简单。

但是，日美接连的一系列动作和表态，却能让我们感受到西方的一种真实情绪，就是它们真的在丧失对于中国的信任。

我在前面提到的那篇札记中曾分析过弥漫在中国企业界的一种真实情绪，“这些满怀忧虑的感受和情绪是非常真实的，它们本能性地意识到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所依赖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信任。倘若这种信任坍塌，则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是会坍塌掉的。”

现在我们也都能感受到西方的这种情绪了，国内和国际上的两种情绪有可能发生共振，会让国内陷入更加忧虑的一种状态。

也许有人会质疑，情绪不能当饭吃，西方就算有这情绪，也没啥大不了，它们没能力真地搬走的。但是我要说，重要的不是西方在这一轮当中实际能做到多少，重要的是整体的情绪和氛围。

情绪会直接影响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西方已经投在中国的就是沉没成本了，它们未必能改变多少；但是西方企业未来会在中国如何布局，会深受这种情绪的影响。

同样，中国企业界会如何布局，也会深受各种情绪影响的，如果预期变差，就不能指望经济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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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么是与安全相关的产业？

在西方国家丧失对中国信任的情况下，它们也不会在本国重建全套的生产体系，而只会是与安全相关的产业。

之所以不重建全套生产体系，是因为成本上实在是不划算。当年迁来中国，就是因为本国生产不划算了；而中国制造业在这二十多年来不断地演化，发展出能够同时兼顾效率和弹性的庞大供应链网络，深刻改变了生产流程中的成本构成结构，西方国家再往回迁，就更不划算了。

所以，各种与安全无关的产业，比如服装、玩具、汽车之类的，大概率还是在中国这边的供应链下来生产。

那么，**究竟什么是安全相关的产业呢？遗憾的是，这个问题没有固定的答案的。**它与技术相关，因为技术会改变“安全”的意涵；同时也与刚刚所说的情绪相关，因为情绪会改变人们对于“安全”的感知。

在过去，与安全相关的产业，主要是军工类的产业，西方国家的制造业再怎么外移，这些产业仍然在自己手里，因为这种产业就不是从成本角度考虑的。但是在今天，很可能就不止军工产业了。

打个比方，如果你跟人家说，“如果你嫌我的口罩不合格，那你就别用啊”，在疫情期间，从听者的角度，很可能会把这种说法理解为，对方是在以口罩来威胁自己，口罩被“武器化”了，于是口罩就会上升为一个与安全问题相关的事情了。

因此，在3月24日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了要重建一系列产业，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与公共卫生相关的产业，要确保美国在这种产业上不依赖于其他国家。

所以，究竟西方会怎么界定安全问题，这是个动态的事情，与对中国的信任程度之间有着重要的关联关系。**相互之间的不信任上升得越高，则安全问题的边界就会画得越大。**它会压低西方的经济效率，会压缩中国的市场空间，是个双输的局面。

但并不是说因为双输，这种可能性就不会出现。熟悉博弈论的人都知道囚徒困境，在囚徒困境中，两个理性的人，最终选择出来的结果却是整体不理性的。

让人欣慰的是，中国海关总署在4月9日刚刚发布了公告，宣布自4月10日零时起，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在从中国出口前必须进行检验检疫，以便确保出口防疫物资的质量。这对于提升中国产品的质量形象、对于提升中外的信任关系，是一种积极的努力，真希望看到中外各方更多这样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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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西方重建生产体系了，会怎样？

如果西方真的重建生产体系了（尽管目前这还不是个大概率事件，但绝对是个不容忽视的小概率事件），可能会怎样呢？这里可以做一些思想实验，简单地沙盘一下。

如前所述，西方重建的只是与安全相关的部分产业（产业A），其他产业（产业B）的产品仍然从中国购买。中国的“产业B”虽然仍然是走向世界市场，但是中国的“产业A”同样也会从“产业B”中有大量采购，而中国“产业A”的市场大幅萎缩（被排除在西方市场之外了，只剩本国市场），因此其对中国的“产业B”的需求也大幅下降，后者的市场规模也会萎缩。

于是，整个中国制造业都会面临市场萎缩的问题，这会加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压力，“蓝海”越来越少，各个行业都深度进入“红海”。企业之间会发生极度价格战，企业利润被极大压低，研发的能力也随即萎缩，中国的制造业会陷入一种低水平循环，技术进步的能力极大下降。

为了对抗经济萎缩，政府会加大投资力度。但是这种投资拉动的效用无法消除已有的困境，毕竟拉动出的需求规模是无法与整个世界市场的规模相比的，不过这也还是能够让企业更多地获得喘息。

中国人民忍受痛苦的能力是极强的，几年后也就适应了。由于政府不断地进行经济拉动、刺激，虽然刺激的效率越来越低，但是毕竟整体经济规模还在继续扩大，所以凭借强大的内需，中国经济还能继续往前跑。

由于外部对中国的隔离态度，会更加强化国内对于外部的对抗态度；并且由于中国经济并未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迅速崩溃，所以国内还会有一波新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出现，欢呼“伟大的胜利”，甚至把这些痛苦审美化，让自己深受感动。

这个过程中，西方世界形成了独立于中国的一套平行的生产体系。西方的技术创新能力还是远远强于中国的，这与其强大的基础研究能力、宽松的研究机制、发达的融资机制、以及对人才的强大吸引能力都直接相关，这是个系统性的能力。

图丨苹果公司全球供应链数量分布

**如果中国与西方形成两套平行的生产体系，则很有可能技术上也就会脱钩。**中国为了稳定，会强化内部秩序，西方在技术创新上相对于中国的优势，还会被进一步放大。

于是，在接下来的十几、二十年当中，由于中国的庞大内需市场以及一系列积极自救的努力，中国经济仍然会拥有强大的惯性继续向前冲，短期内，甚至会比西方经济的表现更好，毕竟西方是要花大成本重建一套生产体系，这是需要时间的。

但是，到了十几、二十年后，西方完成了技术迭代，进入到下一代技术，而中国的技术迭代能力跟不上，中西方有了技术代差，到那会儿，中国经济也就走不下去了。

值得提出的是，当今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信息技术是这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产业，而在信息经济时代，最有价值的资产是数据。这就意味着，如果信任严重丧失，西方是一定会把与信息经济相关的产业、与数据相关的产业，都定义为安全相关的产业的。

中国的优势在于重化工业（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产业）和电子产业（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产业），但这两次工业革命的产业，都相当于是信息技术产业的基础设施，它们的意义和演化逻辑是被信息技术产业反向定义的。

中国在信息产业上，并没有什么难以被替代的优势，有些关键领域还大大落后于西方。如果中国和西方在信息技术产业上也技术脱钩，那么前面说的“十几、二十年”这个时间周期还可能会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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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启示

刚刚的这个沙盘过程非常令人悲观。幸好，要走到这一步，在现在还是个小概率事件，但它已经是个不可忽视的小概率，并且，如果相互的不信任关系在继续放大，双方的情绪继续在毒化的话，这个概率会不断上升，不是不可能走到那个临界点的。

是否有突破这种可怕前景的可能性呢？前提是，**世界能够相信，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供应链能力“武器化”。**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历史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二战之后，德国被打得一塌糊涂，西德首任总理阿登纳意识到，战后的德国必须同时完成两个艰巨的任务，但这两个任务又彼此矛盾。

图丨阿登纳

先说第一个任务，德国需要完成重建，否则德国的经济一路崩溃下去，有可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最后整个德国都被纳入苏联的帝国圈，这对西方世界来说是非常可怕的。

再说第二个任务，德国必须要获得邻居的信任，否则没法获得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以便重建。但是，获得邻居信任的前提却是德国不能重建，一旦重建了，德国变得强大，邻居就都要吓死了；可是德国不重建的话，它就可能会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样一来，邻居就会更加恐惧。德国就此陷入一个两难困境。

到底该怎么办呢？阿登纳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德国必须放弃“德国是德国人的德国”这样一种观念，让德国变成“欧洲人的德国”。这样一来，德国的复兴就相当于是欧洲的复兴，德国才有机会同时完成两个任务。但这种理念是不能空口说的，必须纳入某种具体可执行、可验证的制度框架当中，才真的能够落实。

所以，德国就拉上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推动成立了欧洲煤钢联营。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煤和钢是发动战争最重要的两种原材料，将其纳入一个跨国的联营委员会来统一管理，德国生产多少煤、多少钢，对委员会其他国家都是透明的，这煤和钢究竟会怎么用也是透明的，别的国家一看不对劲，随时可以叫停。

同样，别的国家生产多少煤多少钢，对德国也是透明的，德国发现不对劲，也可以在委员会里面随时行使叫停权利。这样各国彼此之间就可以相互信任了，此时德国的复兴也就等于欧洲的复兴了。阿登纳所要追求的那两个彼此矛盾的任务，由此可以同时实现。

图丨欧洲煤钢共同体1951年4月18日成立

这就相当于，德国通过一种新的超越于民族国家之上的制度安排，把自己的生产能力“去武器化”，才能够重建并保有自己的生产能力，同时仍然获得世界的信任。

到了今天，德国是欧洲人的德国，而欧洲也已经成为德国人的欧洲。德国对于欧洲的影响力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大，但是没有任何人恐惧它，相反，有很多国家都在主张德国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德国放弃了自己的民族主义方案，才真正地兑现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让自己成长的果实能够真正地被收获。

今天的经济逻辑和阿登纳时代的德国已经有着巨大区别，但是人****性是恒定的，信任机制如何能够建立起来，也是有着一些恒定的基本原则的。

在今天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要想建立中外相互间的信任，该从哪些角度入手？我和大观研究团队的朋友们，正在做一系列的深入思考，已经初步摸到一些线索，未来的日子里我也可能会在札记中写一些思考的片段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