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此为止：汪主席与圣保罗_风闻

一个人假如是基督徒，不管他支持不支持汪主席，可能都会认为我起这么个题目，是对圣保罗的亵渎。 上次谈汪主席的文字，曾经有过一丝疑虑，觉得那三句话可能另有出处。不过，当时的思路形成了一种惯性，我停不下来，所以没功夫查证。今天，我又想起此事，就查了一查，结果证明了我的怀疑。这三句话与汪主席毫无关系，它们出自《圣经》，在《新约》的《提摩太后书》中，使徒保罗说了这三句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在这三句话之前，他还说了一句话；“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我一直认为汪主席没看过什么书，至今仍然这么认为，但是这不妨碍她“熟读”《圣经》。我有三种不同版本的《圣经》，从未认真读过，我的有限的神学知识，大多来自他人对圣经和上帝的阐释。比如尼采对上帝的否定，薇依对上帝的肯定，等等。在我的记忆里，我没有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与《圣经》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不是基督徒，不了解神性，关键的一点，我是个普通人，所以，即使我在精神层面上追求类似神性的东西，我也不敢说“光是好的，要有光”之类的话，我有另一套平常的话语。汪主席想来常读《圣经》，但读和理解完全是两回事，我还是那个意思，一个作家，要有正确使用文字的本分和能力。汪主席喜欢谈论常识，我就来告诉她什么是写作的常识，这个常识实际上也是写作的规则，就是，先要读书，要读很多书，读了一定要理解，还要理解透彻，然后再去引用，引用时则要注意所谈之事的差异，也就是说，把历史与现实联系在一起时，一定要考虑两个事件之间有没有差别，切忌生拉硬扯，胡言乱语。 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可以说汪主席的日记是一种愚蠢文本的典型。这种愚蠢是自负和无知的产物，其中还有一种我后面会提到的反常性。有些人自负，是因为他的确博学和睿智，比如，阿尔都塞谈到萨特时，就自负地说过，萨特根本不懂马克思。但是，汪主席的自负，对任何一个想写作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教训，一个只要你开始写第一行字就应该记取的教训。一个作家，就算她做到了作协主席，只要把自负建立在无知和反常上，就有可能犯不可思议的错误。说实话，不管是在叙事的层面上，说理的层面上，文学的层面上，神学的层面上，还是在任何别的层面上，只要这个层面处在正常的水平上，这个错误都严重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通常来说，我们并非不能忍受一个人或几个人在特定的圈子内胡说八道、信口开河。比如，汪主席说，我看到了殡仪馆满地的手机，我看到了真相；她的一个作家朋友说，我觉得汉语将发生次生灾难，因为湖北官员居然让百姓对政府表示感恩，说明汉语已经了失去了正常的表述功能；朱大可教授说，方方罕见的现场叙事，同普希金的戏剧构成了超越时空的复调关系，等等。类似的言论，在一个同形同构的话语体系中，我们忍俊不禁的蔑视并不能取消其合法性。但是，为文和为人都有本分，本分是最后的界限，超过这个界限，言说不但会变得毫无意义，还会变得荒谬绝伦。一个人说他信仰上帝，不管我们信还是不信，我们都还认为他是个正常人。但是，一个人如果说他就是上帝，我们就不用再考虑信不信的问题，我们要考虑的也不再是同形同构的话语问题，尽管看起来这仍然是一种话语，我们要考虑的是此人的精神问题，也就是精神罹患了什么样的疾病，才会导致这样一种认知上的反常性。话语的界限有时用不着复杂的结构分析，因为在人和语言以及对象之间，存在着简单的对应关系，这也是常识。语言的结构决定不了语言的界限，真正的界限在于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不能说屎就是饭，我就是圣保罗的原因，暗示也不行。 我说得还不够尽兴，但我想大家已经心知肚明，当汪主席用三句话来自比圣保罗时，谈论她是否渎圣已经毫无意义，这是一个在意义之下的话题，再谈论她，就是在侮辱自己。我不信上帝，但我尊敬那些圣徒，我弄不懂自比圣徒的人怎么处理脸皮、文字和精神之间的关系。因此，就我个人而言，关于汪主席的话题，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