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此为止:汪主席与圣保罗_风闻
吴打-2020-04-26 20:18
一个人假如是基督徒,不管他支持不支持汪主席,可能都会认为我起这么个题目,是对圣保罗的亵渎。 上次谈汪主席的文字,曾经有过一丝疑虑,觉得那三句话可能另有出处。不过,当时的思路形成了一种惯性,我停不下来,所以没功夫查证。今天,我又想起此事,就查了一查,结果证明了我的怀疑。这三句话与汪主席毫无关系,它们出自《圣经》,在《新约》的《提摩太后书》中,使徒保罗说了这三句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在这三句话之前,他还说了一句话;“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我一直认为汪主席没看过什么书,至今仍然这么认为,但是这不妨碍她“熟读”《圣经》。我有三种不同版本的《圣经》,从未认真读过,我的有限的神学知识,大多来自他人对圣经和上帝的阐释。比如尼采对上帝的否定,薇依对上帝的肯定,等等。在我的记忆里,我没有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与《圣经》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不是基督徒,不了解神性,关键的一点,我是个普通人,所以,即使我在精神层面上追求类似神性的东西,我也不敢说“光是好的,要有光”之类的话,我有另一套平常的话语。汪主席想来常读《圣经》,但读和理解完全是两回事,我还是那个意思,一个作家,要有正确使用文字的本分和能力。汪主席喜欢谈论常识,我就来告诉她什么是写作的常识,这个常识实际上也是写作的规则,就是,先要读书,要读很多书,读了一定要理解,还要理解透彻,然后再去引用,引用时则要注意所谈之事的差异,也就是说,把历史与现实联系在一起时,一定要考虑两个事件之间有没有差别,切忌生拉硬扯,胡言乱语。 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可以说汪主席的日记是一种愚蠢文本的典型。这种愚蠢是自负和无知的产物,其中还有一种我后面会提到的反常性。有些人自负,是因为他的确博学和睿智,比如,阿尔都塞谈到萨特时,就自负地说过,萨特根本不懂马克思。但是,汪主席的自负,对任何一个想写作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教训,一个只要你开始写第一行字就应该记取的教训。一个作家,就算她做到了作协主席,只要把自负建立在无知和反常上,就有可能犯不可思议的错误。说实话,不管是在叙事的层面上,说理的层面上,文学的层面上,神学的层面上,还是在任何别的层面上,只要这个层面处在正常的水平上,这个错误都严重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通常来说,我们并非不能忍受一个人或几个人在特定的圈子内胡说八道、信口开河。比如,汪主席说,我看到了殡仪馆满地的手机,我看到了真相;她的一个作家朋友说,我觉得汉语将发生次生灾难,因为湖北官员居然让百姓对政府表示感恩,说明汉语已经了失去了正常的表述功能;朱大可教授说,方方罕见的现场叙事,同普希金的戏剧构成了超越时空的复调关系,等等。类似的言论,在一个同形同构的话语体系中,我们忍俊不禁的蔑视并不能取消其合法性。但是,为文和为人都有本分,本分是最后的界限,超过这个界限,言说不但会变得毫无意义,还会变得荒谬绝伦。一个人说他信仰上帝,不管我们信还是不信,我们都还认为他是个正常人。但是,一个人如果说他就是上帝,我们就不用再考虑信不信的问题,我们要考虑的也不再是同形同构的话语问题,尽管看起来这仍然是一种话语,我们要考虑的是此人的精神问题,也就是精神罹患了什么样的疾病,才会导致这样一种认知上的反常性。话语的界限有时用不着复杂的结构分析,因为在人和语言以及对象之间,存在着简单的对应关系,这也是常识。语言的结构决定不了语言的界限,真正的界限在于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不能说屎就是饭,我就是圣保罗的原因,暗示也不行。 我说得还不够尽兴,但我想大家已经心知肚明,当汪主席用三句话来自比圣保罗时,谈论她是否渎圣已经毫无意义,这是一个在意义之下的话题,再谈论她,就是在侮辱自己。我不信上帝,但我尊敬那些圣徒,我弄不懂自比圣徒的人怎么处理脸皮、文字和精神之间的关系。因此,就我个人而言,关于汪主席的话题,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