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文化居址流动性分析：早期农业形态研究_风闻

摘要：上山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其居民的流动性与生业形态还不稳定。本文基于文化生态学原理，比较了狩猎采集者与农业群体在居址流动性上的差异，从遗址结构、动植物遗存、石器、陶器等四类要素展开分析；在此基础上侧重从废弃过程角度分析上山文化储藏坑的行为意义。研究表明，上山文化居址形态呈现出周期性迁居、非稳定性定居的特征，说明上山文化居民虽然已有农业生产，但仍保留着较高的流动性，农业形态比较原始。

前言

上山文化因浦江上山遗址的发现而得名，其年代在距今约11000~9000年间，是目前长江下游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在嵊州小黄山、龙游荷花山、义乌桥头、仙居下汤等17处遗址中也有此类文化遗存的发现。上山文化因出现了大量古稻遗存而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随着材料的不断发表，对上山文化的研究也在持续扩充，主要集中在文化谱系、生业形态、地理环境輥輯訛等方面。其中对于生业形态的研究大多从农学和生物学角度展开，鲜有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对生业形态进行的讨论。本文拟从早期农业生产者流动性的角度切入，借助陶器、石器、遗址结构、动植物遗存等因素分析上山文化居民的流动特征，并结合废弃过程研究进一步分析储藏坑所体现的流动性，探讨上山文化居民的生业模式变迁，以新的视角丰富对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形态的认识。

流动性、狩猎采集者与农业变迁

流动是狩猎采集者适应环境的基本策略。通过流动采食，狩猎采集者可以获取足够的食物，满足自身的生存需求；同时还能收集各类资源信息、进行社会交往、发展贸易以及寻找配偶等。一个群体迁移的方式、频率、速度、距离等因素，共同构成了其“流动性”。流动性影响着狩猎采集群体中一系列相关因素的变化，例如在一个地方停留时间的长短、所使用的工具等等。同样的，制约流动性的因素也有许多，大体分为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如资源总量的波动、族群边界的张弛等。流动性可以被视为研究狩猎采集社会的核心变量。一旦狩猎采集群体出于某些原因，主动或被动地放弃或降低流动性，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在生计策略上做出调整或变革，否则就将面临群体的崩溃与灭亡。

流动性虽然是一个无法直接观察到的抽象概念，但它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因而可以通过对相关遗迹、遗物进行分析，对其流动性进行探讨。陈胜前认为，狩猎采集者与农业生产者的流动性差异至少表现在器物组合、遗址结构形态和资源利用等三个方面。本文在此基础之上，对更多相关因素进行了对比分析（表一），以此作为依据，判断上山文化居址流动性的特征及变化。

上山文化处在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交替阶段。在此期间，自然环境与早期人群的生业形态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人们的流动性也在不断调整。如果将狩猎采集者与农业生产者看作生业方式轴线上的两个端点，由狩猎采集向农业生产的转变实际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流动性作为贯穿始终的变量，可以作为衡量变化的尺度，以判断上山文化遗址处在这条轴线上的位置，了解上山文化时期农业发展的水平。

上山文化居址流动性分析

上山文化遗址全都位于浙江省境内，主要分布在钱塘江上游金衢盆地的中腹部（图一）。海拔适中，地势平缓开阔，光照充足，水热条件良好，有利于早期稻作农业的发展。上山文化遗址中，目前仅有浦江上山、嵊州小黄山、仙居下汤、义乌桥头、临海峙山头、龙游荷花山等遗址的发掘初具成果，且发表了相关资料。因而下文着重对目前已发表的考古材料进行分析。

（1）遗址结构

宾福德将居址形态看作在不同层次上组织起来的结构，范围从一个人生命过程中覆盖的广大区域，到核心居住区和遗址群，再到单个遗址中房屋和火塘的分布情况。人群的居址形态与流动性的高低总是密切相关的。流动性降低，人群活动范围缩小、搬迁频率降低。当人们在某一地点需要停留的时间较长时，就会选择去建造更精致的、固定耐久的建筑，以供长时间使用。在流动性降低或定居的情况下，居址周围步行范围内能获取的资源不足以满足生存需求，这时食物储藏将会成为生活的基本手段之一。因而房址、储藏坑等遗迹的出现应当是流动性降低或定居出现的主要标志。

上山遗址发现较为完整的上山文化期房址共有2座，其中F1是一座柱列式房屋，平面呈方形，整体由三排柱洞构成，该房屋基本特征与河姆渡式的木构(干栏)建筑形式相类似（图二）。F2则是一处沟槽式建筑，东墙已被破坏，但其余三面墙基保存相对完好，在西墙基和北墙基交汇处，还有一个结构较为清晰的方形柱坑。另外，遗址当中还有若干无规律分布的柱洞以及烧土痕迹，并不确定是否为建筑遗迹。小黄山遗址A区中也发现了有规律的柱坑遗迹，显示当时可能有一排长25米以上的以生土为后墙的“半地穴”建筑。同样发现房屋遗迹的还有峙山头遗址。

灰坑形态所反映出的信息同样丰富。上山遗址中的灰坑，以包含物不同可以分为三种类型。A型，坑内包含较为完整的器物，发掘者推测其功能与宗教行为有关，也可能是墓葬（图三）；B型包含碎散的陶片、石器、炭屑、骨屑等，器物较少；C型包含物或多或少，没有规律，形制不明。刘莉认为A型灰坑为特意挖成的小型灰坑用来储备陶器，B型灰坑废弃前可能用于储藏粮食，而C型则属于二次堆积的垃圾坑。陈胜前则推测这三种灰坑可能都曾经是储藏坑，并不存在有意的区分。尽管发掘者将A型灰坑储藏完整陶器的现象与墓葬或宗教行为联系在一起，但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这种灰坑具备上述功能。所以，将此类灰坑的功能与储藏行为结合应当是一种更为合理的解释。

小黄山遗址中也发现了大量可能用于储藏的灰坑，多为方形或圆形，坑壁陡直规整，坑底平整，如BH12直径1.9米，深1米左右，且在其周围发现了分布比较有规律的柱坑类遗迹，可能在储藏坑上有蓬棚建筑覆盖。部分储藏坑还存在类似台阶的现象，可能为了存放取用方便。

义乌桥头遗址发现了上山文化时期的环壕遗迹。环壕宽10-15米，深1.5-2米，以环壕的外沿为界限，则环壕聚落的南北长度约80米，东西宽度约50米。聚落“三面环壕，一面临河”。这种环壕遗迹可能也与定居有联系。

上山文化遗址房屋、储藏坑、环壕的出现，为定居提供了便利，居民的流动性明显降低。定居的出现也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生活场所。

（2）石器组合

石器组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遗址的流动状态。旧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典型的石器组合包括以燧石制作的刮削器、尖状器为主的石片石器，同时还有一定数量的砾石砍砸器。其生业形态以狩猎为主，兼有采集活动。

上山文化时期出土的石器仍以打制为主。上山遗址中出土的石器仅有少量磨制石器，其余全都为打制石器——包括石片和砾石工具两大类（表二）。石片石器多为小型，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组合基本一致。上山遗址出土的磨制石器主要为斧、锛、凿类以及石质研磨器等，其中斧、锛、凿等器物的用途很可能与木材的加工有关，上山遗址出土的干栏式建筑基址表明，当时的人们很可能需要进行大量的木材加工工作，而磨制石器可以更高效地完成加工大批木材的任务。小黄山遗址中出土了大型石质研磨器，其中最为完整的一件石磨盘重达30公斤。但磨制石器总体数量不多。这两处遗址出土的石制研磨器都较为厚重，一般来说，研磨工具的大小与研磨对象的粗糙程度以及加工的规模密切相关，如北美西南部加工玉米的石磨盘多粗大。早期农业加工规模有限，更可能与加工对象的粗糙程度有关。通过对研磨器的淀粉粒分析，发现该地持续利用某些资源，尤其是橡子等食物。

与打制石器相比，磨制石器是一种冗余的设计，在制作上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经过磨制的石器在使用效率、稳定性和耐用性上有着显著的提升，可供长时间利用。磨制石器的出现说明上山文化时期人群流动性有降低的趋势，但打制石器依然盛行，说明其流动性仍未完全丧失。

（3）动、植物遗存

上山文化时期已经开始利用多种植物性食物。刘莉对上山和小黄山遗址出土的磨石进行的淀粉粒分析，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利用多种植物性食物，包括橡子、薏苡、某种根茎植物和疑似菱角的植物，但并未发现水稻淀粉粒痕迹。对荷花山遗址出土的石器、陶器表面的植物微体研究，发现了来自水稻、竹亚科、芦苇属、木本植物的植硅体以及来自小麦族植物、薏苡的淀粉粒。而对上山遗址出土的石片石器进行微痕和残留物分析，证明部分石器应当被用于植物收割，包括水稻、莎草和芦苇等植物，同时可能兼具加工竹木、皮革、肉类的功能。反映了植物资源利用的多样性。

水稻遗存是上山文化遗址中令人瞩目的一项发现。上山遗址水稻遗存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一是经由浮选得到的稻谷遗存，其二则来自于夹炭陶片以及红烧土块中的大量炭化稻壳、稻叶遗存。小黄山遗址A区地层中还发现大量的水稻硅酸体遗存。这些水稻遗存的发现表明，在上山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可能已经产生了。

目前学者们运用多种方法对上山文化时期出土的水稻遗存做了相关的分析研究。硅酸体的形状解析结果表明,上山遗址出土的古稻遗存可能是具有现代粳稻、亦或是热带粳稻一些特点的原始栽培稻。水稻扇形植硅体鱼鳞状纹饰数量的变化规律则表明，在上山文化早期,也就是距今10000年前,水稻驯化已经开始。小穗轴特征是区分野生稻和驯化稻的最佳标准，也是区别栽培稻两个亚种的重要指标。在上山遗址陶器掺和料中，发现了具有野生稻特点的小穗轴和具有栽培稻（粳稻）小穗轴的颖壳，但没有发现具有籼稻特征的小穗轴，说明水稻的驯化水平并不高。由于所用方法标准不一，目前在水稻驯化方面还未形成统一的结论。在水稻最初栽培、人工干预到完全驯化期间，水稻种群可能同时具有野生稻、驯化稻和杂交稻相混合的特征，这可能也是各类研究得出不同结论的原因之一。通过以上的研究，可以推测上山文化时期的水稻处在人工栽培阶段，但离完全驯化仍有一段差距。早期栽培水稻产量不高，无法满足人们全部的食物需求。

上山文化遗址中动物遗存资料发表较少。上山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数量较小，保存情况也较差，包括猪、大型鹿科、硬骨鱼、大型和中型鸟类，表明人们可能还在狩猎大中型哺乳动物，以及利用水生资源。大中型动物在居址周围不容易被狩猎到，需要暂时离开居所外出捕猎，说明当时的人们还保留一定的流动性。

强化利用策略实施的前提或者基础就是降低流动性，这样才能确保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培育、利用水稻，也使人们有机会完成有关水稻栽培所需的知识累积和生产工具、技能的准备工作。同时，流动性的降低，人们的资源利用范围与频率都将减小，狩猎将会受到影响，反而会增加人们对可强化利用资源的依赖。正是这种相互叠加的作用导致稻作农业起源并走向成熟。

（4）陶器

陶容器的有无是判断流动性是否降低的“拇指法则”。由于陶器易碎且制作成本较高，所以很少会在流动性较高的群体内产生。

上山文化居址中出土了数量丰富、形制多样的陶器。其中尤以上山遗址为多。大口平底盆是上山文化最具标识性的器物，其典型特征是夹炭胎，器表施红色陶衣。相似的器物在嵊州小黄山、龙游荷花山等遗址中也有发现。除此之外，还发现有双耳罐、卷沿罐、圈足盆、钵形器及圜底器等器物，上山文化晚期最明显的变化是出现了大平底盘（图四）。

从器型来看，上山文化陶器的功能与形制已经开始分化，同时还出现了具有辅助性功能的配件，如器耳、鋬、圈足等。为满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储藏、饮食等需求，不同形制的陶器被制造出来，各自承担某一种或几种功能，一些陶器能够配合石煮法烹煮食物。在制作方法方面，上山文化阶段陶器的制作方法主要有直接捏塑法、泥片贴筑法和泥条盘筑法等，其中最常见的是泥片贴筑法和泥条盘筑法。陶器质地较为疏松,多厚胎。夹炭陶器普遍出现在上山文化遗址当中，并一直持续到中、晚期阶段。炭化的稻壳和植物茎叶被掺入到陶土当中，用以改善黏土成型性能、避免陶坯干燥和烧成过程中的开裂现象。实验显示，掺和有机质材料的陶器制作方便，成型更快，同时有着更轻的重量，搬运更方便。器型、装饰与制作技术都表明上山文化并不是陶器产生的最早阶段，其渊源可能更早。

中国境内发现最早陶器遗存的遗址，以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早期、广西桂林甑皮岩第一期和湖南道县玉蟾岩早期遗存为代表，发现的陶器仅有圜底釜和圜底钵两类，器型单一，胎质粗陋，火候也较低。此时的陶器制作仍处于草创阶段。相较而言，上山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陶器更加成熟。这种改进与完善了的陶器制作，可能在长期的陶器使用过程中逐渐产生，以满足一些新的活动需求，或是置换一些由其他材质的器物所承担的功能。如果我们将上述几处早期遗址中的陶器视作“原生阶段”，那么上山遗址的陶器显然已经处在一个更为先进的“发展阶段”。

在某地持续的停留与定居，为上山居民发展制陶业，制作更为精致的陶器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也只有在流动性降低的情况下，人们才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制作更为精美实用的陶器。

通过对遗址结构、石器组合、动植物遗存和陶器的分析，可以发现上山文化，人群的流动性显著降低，稻作农业已经初现端倪，陶器、磨制石器以及显示较长时间使用的居址等具有新石器时代的标志性特征都已经具备。与旧石器时代，尤其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高度流动的狩猎采集生计策略相比，已有明显的差异。但与此同时，动植物遗存与石器工具还指示着生计形态中还保留一定的狩猎采集成分，说明当时人群还维持一定的流动性。

居址流动性与遗址废弃过程

采用不同生计方式的群体，在遗址废弃方式上有较大的差异。而不同人群居址的流动性特征与遗址废弃过程又有着密切的联系，从遗址的废弃过程可以观察流动与定居的变化。因而对遗址废弃过程进行分析是研究原始农业发展的重要方法。

在农业发展水平较低的社会中，人们无法仅仅依靠农业生产生存，他们会面临季节性或周期性食物短缺。例如冬季，一些人群会从事狩猎与采集活动以维持生计，这样他们就必须离开固定的居所，去到更远的地方。这种情况下，人群依然保持着一定的流动性。从民族志的材料来看，农业水平较为原始的群体通常只能利用某些相对肥沃、容易耕作的土壤，而这些土地往往较为分散或离中心居址较远，人们在农忙季节会生活在土地附近的临时居所中。而墨西哥的某些印第安土著的冬季营地多位于洞穴之中，以利于避寒保暖。这样就形成了中心居址、农忙的临时居所以及冬季越冬洞穴之间按照季节迁徙的生计方式。生活用具与工具也依据需要与容易携带程度的不同在三个地方流动。

储藏与定居密切相关。定居时间越长，越有储藏的可能。同时储藏行为也代表着人们周期性离开且预期返回的策略。有返回的意图时，人们会对居所进行归置处理，以备返回之后能够便利使用。离开时间比较短时，居所的归置处理会相对简单；反之，则归置处理会更加系统和复杂。归置处理的物品是返回之后还要继续使用的物品，因此还具有使用价值。如果人们因为某种原因没有返回，那么这些有用的东西事实上就已经废弃了，此即谢弗（Schiffer）所谓“事实废弃物（de facto refuse）”。北方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磁山遗址、兴隆洼文化诸多遗址中出现了储藏坑，这些储藏坑对解读遗址废弃过程具有很好的指向性。磁山遗址发现了88个储存粮食的窖穴，并且在一些窖穴底部的粮食堆积中，还发现较为完整的陶盂，推测为盛取粮食的容器。兴隆洼文化的南台子、白音长汗、查海等遗址的房址内一般都出土成套的生产和生活工具。此时的人群可能会在某些时候离开居所，去往其他居所或进行狩猎采集等活动，在离开前会留下多余的工具并将其储存于灰坑中，等待返回时重新使用，可以看出此时存在周期性的流动和并不完全的定居的现象。

储存物品的灰坑在上山遗址和义乌桥头遗址中也有出现。上山遗址A型灰坑中出土的完整陶器种类多样，包括大口盆、陶罐、圈足盆、平底盘，以及磨石、磨盘等，组成了较为完整的生活用具组合（表三）。陶器易碎，不利于搬运；磨石、磨盘则十分笨重，难以携带，因而人们离开时将其储藏于事先挖好的窖藏当中，以备返回时使用。留下的大量石片，同样是可以继续使用的工具材料，这些都是预期返回的关键指标。上山文化居址中并未发现太多专门用于农业生产的工具，此时人们所从事的是原始、粗放的农业生产，水稻的驯化仍处于初级阶段，农业并不是主要的生计方式，人们更多依赖于狩猎采集与食物生产混合的生产方式。上山文化的生业形态应当属于非稳定性定居农业。

结语

通过对上山文化居址流动性的分析可以发现，上山文化虽然已经出现农业，但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人们还保留着较高的流动性。粗犷不稳定的农业生产并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因而外出狩猎采集被作为补充生计的策略。从废弃过程来看，存在预期返回的策略，遗址呈现季节性、周期性利用的特征。综合来看，上山文化的生业形态属于早期不稳定性定居农业。

本文从文化生态原理角度比较狩猎采集者与农业生产者在居址组织上的差异。对流动性进行分析，丰富了有关上山文化农业形态的研究，尽管从稻作遗存分析也得出上山文化的农业形态仍旧原始的结论，但是这里我们综合运用多种遗存，以流动性的变化作为衡量标准，从既有考古材料中获取到了新的信息。流动性是狩猎采集生活的核心变量，流动性降低或失去（也就是定居），狩猎采集的策略就必定需要调整。研究流动性的变化是一种倒推的方式，它帮助我们观察狩猎采集是如何一步一步让位于农业生产的。这样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农业发生的过程（也就是how的问题）。再者，这里我们运用废弃过程分析、民族考古的佐证，揭示了上山文化储藏坑的意义，它们反映了早期农业的不稳定性，而可能不是用于祭祀。新的分析方法带来了新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厘清对考古现象的认识，这也正是本项研究的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