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当乌鸦！法国人告密成风，七成报警举报邻居_风闻

NO.1022 - 法国人爱举报

作者：虹摄库尔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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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目前不仅仅摧毁了法国的社会经济，还摧毁了法国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对于新冠病毒的恐惧，使得法国人开始不停举报身边的邻居，以希望警察能够对一些所谓的违反禁令的邻居以惩罚。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报道，由于冠状病毒流行而进行的隔离期中，法国部分地区约70%的报警电话都是这些告密者。

法国最大的警察工会Alternative Police提供了这些数据。根据工会代表的说法，这些所谓的举报电话多数是由嫉妒引起的。

巴黎20区区长弗雷德里克·卡拉呼吁巴黎人民停止告密。她说，这些举报都是没用的，并将占用警力资源，阻止警察发现真正的犯罪。

卡拉区长呼吁法国首都这一人口密集地区的居民停止告密。对邻居不遵守防疫规定的投诉在变得如此之多，以至于向警方求助的17号电话线一直占线。这对那些真正需要警察干预的犯罪行为受害者构成了现实的威胁。

卡拉区长在法国广播电台《蓝色巴黎》上说：「有些人甚至给我们发了邻居孩子们散步的照片。」她提醒，未经允许拍照是违法的。

该地区设立了一个专门接受涉疫情相关事务的投诉电话，区里面安排了4名工作人员在不停地接着电话，但其实只有一些电话真正有价值，而很多都是对邻居的所谓告密电话，让人们觉得巴黎的治安坏得就像整晚都有贩卖毒品或走私香烟的一样。

另一位警察工会代表sylvaine andre指出，由于每个隔离区政策细微的不同，使得告密率不断上升，而理由可以解释为嫉妒。

这位警官称，当一些人看到自己的邻居一天带狗出去五次，或因为有人出去几次，而自己找不到正当出去放风的理由，那么这些人就会打电话给警察举报自己的邻居。

警官称，17号电话线是为了那些真正的犯罪活动而设立的专线，也就是匪警电话，并不是随随便便接受这些举报的热线。

在外活动的人如果违反禁足令，那么警方会发现他们并对他们进行罚款，并不需要巴黎市民主动举报自己的邻居，而导致17号电话线始终处于忙线状态，这将严重影响巴黎警方对社会治安的维护力度。

据法国警察工会统计，在法国不同地区，这些告密者的数量并不相同。

在大埃斯特地区（阿尔萨斯、洛林、香槟-阿登），他们的人数高达70%。在南锡，警察每小时接到27个电话中，有22个与防疫违规有关。在波尔多，这样的电话甚至一度达到90%。

然而，在上诺曼底和中部地区，卢瓦尔河谷地区等地，几乎没有告密者。

​其实，告密风可以说是法国社会的流行病。

法国的「告密」瘟疫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法西斯占领法国时期。在维希伪政权统治下，法奸们的座右铭是「自由、平等检举」。

为了清查抵抗者，他们号召「爱国大众」尽「共和国公民义务」。于是，成百万封揭发信件像雪片般飞落进贝当元帅的办公室和德国盖世太保总部，刮起检举风潮。

在法国，告密者被称为「乌鸦」。

历史上最早的「乌鸦」叫安琪•拉瓦勒，是科雷兹省杜勒市的一个老妇女，专门喜欢披露他人隐私，散布某家床第秘闻和某户酗酒丑态，并不断向政府举报，似乎自己是站在公理和法律的大义上履行公民的义务。

后来，安琪•拉瓦勒更加变本加厉，变成了无事生非，污蔑造谣。最终在1921年被法国当局抓捕。在法庭上，她居然穿了一身黑色的丧服出庭，巴黎社会就将其称为「乌鸦」，甚至被拍成了电影《乌鸦》，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

当然，电影《乌鸦》是通过对这位老妇人的描写，来讽刺当时法国维希政府的告密风。

二战后，告密风一直威胁和困扰着法国社会。

2007年，两位经济学家彼埃尔•卡乌克和雅纳•阿尔冈合著了《怀疑社会》一书，从经济理论和社会心态方面剖析了「乌鸦」在法国盛行的现象。

作者一针见血点出，这是由于人人为己，个个维护自身利益所致。他们认为，法国人的思维模式是：「你若赚了，我就赔了。」也就是上面警官所说的对邻居的「嫉妒」！你能出去，我就亏了！

《怀疑社会》这本书由此得出结论：「法国的模式是将社会权利与个体利益相联系，因而将分裂不和制度化。这些不平等拨旺了人们心中的妒火，侵蚀了民族的内聚力。」

政治学家皮埃尔•布雷松则在《法国的价值观》一书里提出了「三色流行病」的概念，指出：「自1981年以来，所有晴雨表都显示出人对人缺乏信任。国民中四分之一的人承认不相信自己同胞是诚实的公民。」

历史学家弗朗索娃兹•布尔希耶更进一步分析道：「往日，人们揭发自己的邻居，今天则是举报所有的人了。这确实是社会断层的真实写照。」

她建议人们重新翻阅一下亨利•阿鲁姆所著《法兰西人通史》，因为作者在其中将法国被德国纳粹占领时期的检举风比喻为「心灵的癌症」。

在一个法制国家里，公民举报本是一种必须的社会监督，也是民主的体现，但「乌鸦」们的行为将其歪曲，导致异化，变成了法国当代的社会丑恶病态心理表象。而在这次新冠疫情的催生中，「乌鸦」的行径被进一步扩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