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学的起源:以乌克兰客机击落事件为例_风闻

2020年1月8日,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波音737客机被伊朗军方错误击落。事件相关方是伊朗、乌克兰、加拿大和美国。机上有许多加拿大人，加拿大是乘客方代表之一。美国刺杀伊朗将军，伊朗发起报复，其间出现客机坠毁事件，美国是必然的主角之一。

民航安全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高速进步,机械故障、天气原因等常规摔机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意外”摔机占比得以上升。911事件提供了一种大国模式，民航客机不能置于控制，将毫不犹豫的击落。苏联击落过偏航的韩国客机，911事件第一次将击落模式清晰化。以色列战斗机“酷爱”以民航班机为掩护，伴随进入他国实施攻击行动，显然避免以大国民航为掩护。伊朗存在着“非意图”因素击落客机的客观条件。

伊朗发起打击伊拉克美军基地的弹道导弹突袭的军事行动时间段内，乌克兰飞机坠毁在德黑兰，需要排除“意图”驱使之可能。网络第一时间锁定在“人为因素”中，有事故飞机坠毁前的视频，很快又有道尔防空导弹残骸，就差指着鼻子说是导弹击落客机了。网络证据完全无法识别，仅仅提供一种可能性,与情报类似。美国拥有强有力的国家侦查能力，战术部署在中东，完全有能力通过技术侦察获知准确信息。技术侦察提供唯一性，唯一性不是确定性。侦察卫星拍摄一张照片，出现诸多“事实”，经过解释才能成为“证据”。军事最不缺的就是欺骗，照片并不能直接当成“事实”。美国直到最近才找到情报的合理运用模式，修改军事学说，战术行动增加情报支撑。

美国最硬的国家信用是美元，各国都判断美国保有美元信誉。任何国家都没有撕毁双边条约的负担，大体都尊重条约，并不会轻易撕毁条约，信用是确实存在的制约因素。国家信用有其适用领域，国家关系领域视情而定。美国信用崩溃的常用举例是2003年入侵伊拉克，拿着一瓶洗衣粉将萨达姆绞死了。提供了国家信用的失效模式，敌对国家无信用。每个国家对国家信用的判断也不一样，对于弱小国家来说，外交无小事；对于强国来说，外交无大事。强国对国际关系所需的信用并不在意，实力本身就是一种信用。信用定义就是信用模式的定义，在这个角度上，实力是最可靠的信用模式。信用的来源之一是实力，信用的运用针对领域，实力介入程度，就是“实力信用”的运用。

国家对他国信息同样无法查证，拥有再多的手段去判断，依然属于“瞎猜”的范畴。俄罗斯也不知道鲍威尔的瓶子里装得究竟是啥，演义为洗衣粉。公众只能中立判断，凡国家信息，皆不判断。美国媒体酷爱情报界信息或匿名消息，没有上升到国家层面以前都可以无视。

实力信用有一个笑话，美国人象尊重宪法一般尊重中国，不敢越过北纬17度线。

我们不能与“非正常人类”正常交流，也不能与除了不讲道理，一切道理都讲的对手讲道理。不讲道理者“否认证据”，而不是“查验证据”以后的疑议。比否认证据更糟糕的就是否认事实了，鲍威尔的瓶子连“事实”都谈不上，就没准备过讲道理。

国家有其内部性，国家行为必然有其依据，才能在内部达成共识，进而产生行动。国家信息严格遵循因果律，实际上无需查证，国家是一个纯粹理性。网络信息模式没有内部性，查证产生谣言与事实的两极化判断，因此网络信息统统判定虚构，查验以后方能使用。官方以外的信息固然可以视作谣言，而官方，没信息。国家信息的发布能力与国家实力直接关联，没有国家信息，就会被网络“谣言”所淹没。

美国媒体很快爆出客机被击落的新闻，其后加拿大怀疑客机被击落，上升到国家层面，伊朗必须首先排除“伊朗方面人为因素”导致摔机的可能性，其后才谈得上业界标准的航空事故调查。美国正式表达怀疑倾向以后，伊朗就必须给出合理的解释。媒体很快搞清楚原委，美国与加拿大分享了情报，加拿大也澄清为依据多渠道信息。

管理是被动的，战略是主动的。管理依据的是事实、程序与预案而行动，战略是主动响应，试图改变态势，制造于己有利的模式。管理是确定性的，战略是不确定性。加拿大运用的是管理学模式，排除掉不确定性，才能进入到确定性的航空事故调查，否则调查结果将不可信。美伊双方处于交战边缘，必然主动响应，运用起战略学模式。基于知识，建立起模式；基于模式，建立起响应。战略模式基于内部性的建立，有果就有因，因源于内部性，而不是外部性。寻求外部性的是形而上学，“实学”回避，战略学也不例外。

作为围观群众，通常运用经验模式，靠谱，简单，独立。波音737MAX摔了，都没当成一回事，又摔一架，天下大哗。外界质疑起MAX的安全性，是否是相同的技术原因导致连续摔机？马航概率论又有了用武之地，若是MAX摔机概率万分之一，视作连续事件，万分之一中的万分之一了。能否视作连续事件暂且不管，波音公司必须证明MAX的安全性，而不是套路言论的“不负责任”。马航才是真正的冤枉，连着两次摔机都是出于“意图”，意图目标不能定位于马航，也就是这样的事情可以发生在任何航空公司，马航碰巧赶上。伊朗出了摔机事故，围观群众条件反射的怀疑起原因不单纯。越是混乱的地方，破事越多，打战的地方，“反常”是正常的，“正常”才是最不正常的事情。公众并不会轻易发起怀疑，怀疑总是需要理由的。

技术角度提供了简单性，飞机被击落，总要有导弹发射才行,美国的技术侦查也是如此。外界信息足够明确，道尔M1双发击落客机。道尔是野战防空系统，要求独立作战，自行击落客机拥有完全可能性。昂贵无比、机动灵活的道尔部署在德黑兰只可能是补充性质的增强重点目标的防御。正常来说，固定部署的要地防空导弹击落客机的可能性最大，野战防空要赶巧，正好部署在失事客机附近。就算是战争状态，防空导弹的发射也需要事先获取开火权限。导弹发射了，也不一定是摔机的直接原因，说不定正巧赶上飞机失事。特朗普出人意料的谨慎，只说客机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技术性限制可以是谨慎的部分原因。

加拿大认为击落客机是意外。国家不会干这事，军队属于国家，也不会出现意图。有好处才会出现国家意图，没好处就没意图。导弹是否发射都不用查询，军令系统上报。国家询问军方，如果否认，就让军方核实一下，数一数还有多少导弹也不费事。国家必须信任军方，不可以轻易的启动第三方调查，否则闹内讧了。国家能干的就是命令军方一查、再查、再三的查，给出报告自证清白。国家也不可能多次命令军方自查，也需要怀疑理由，通常聚焦在防空导弹部队是否获得开火权限上，没有命令，“意外”不大会出现。倘若有命令，那就说不清了。

身为围观群众，只会关心身边事。美国早早发布了禁飞令，民航避开伊朗等热点区域。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也停飞了，先是照常卖票，其后因“空防原因”停航。飞机失事并不会惊动国家作出反应，因为某种“意图”摔机，国家必须关注，毕竟乘客可以是任何国籍，“意图”摔机是世界公害。美国经常是“意图”的目标，拖累了民航，“意图”通常单纯的针对飞机，而不是某个国家的飞机。国家依据规则运转，不管我们是不是理解这些规则，这些规则都存在，进而出现国家行为。国家行为由确定性的规则所制约，与不确定性的临机决断共同构成。我们可以对国家行为产生部分的确定性判断，而对事件具体进程毫无判断能力。国家风险评估高到某种程度，直接发停航令。民航总局高度关注民航安全，航空公司因此倾向于回避一切风险，愿意为安全增加成本。停飞也需要繁琐的审核程序，也不是说停就停的。经验模式肯定不是这样，国家日常性的风险通告多了去了，也没见航空公司动不动的停飞。经验模式提供理解性，各国航空公司既有选择停飞的，也有接着飞的，美伊局势吓坏了乘客，遂停飞。停飞只说明伊朗确实存在飞行风险，实际原因最有可能是亏损停飞，南航大约是回避战争风险。

伊朗外交部认为是西方的心理战，承诺公开透明的调查，显然处于尚不掌握具体情况的阶段。

摔机调查有着一套高度成熟的封闭技术体系，拒绝技术以外的干扰。航空事故调查拒绝推测，拥有比较可靠的证据，才可以向公众说明。

伊朗似乎瞬间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实乃无信息可以发布导致的错觉。网络尚在猜测是否出现摔机事件的时候，导弹击落客机的说法已经出现。造谣也是需要时间的，有组织造谣还需要利益，经验模式判定网络信息提供了怀疑，值得关注。谁都没有将网络信息当一回事，乌克兰最初认为可能是发动机故障坠毁，并未转向“意图”。源自情报的说法毫无说服力，不能查证即造谣，伊朗外交部称为心理战的依据大致于此。公众质疑是施加压力的方式，通常无助于调查。国家层面的摔机质疑是为事故调查排除非技术干扰，保证调查过程的透明、公开。英国的质疑尚可以认为是搅浑水的，加拿大的质疑只可以源于保证调查结果的可信。发起质疑也需要承担责任的，毫无理由的指责必然损失国家信用。国家随便展示敌意，将导致他国民众产生敌意，实质上增强了他国的内部凝聚力。瞎质疑是国家认知能力的体现，有害无益。

摔机后的第一个新闻发布会通常毫无干货，通报一下情况，安抚一下公众情绪，表达一下负责任的态度就可以了。航空是一个专业领域，面向公众的解释是另一个专业领域，必须高度模式化，严格按专业要求操作。说服别人是天底下最难的事情之一，倘若需要说服，就和没指望一个意思。

伊朗民航当局是“伊朗民航组织”，于10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否认导弹击落。伊朗强调本国调查为主，出现两种模式，一种是怀疑栽赃，必须自己为主的防贼模式；一种是掩盖行径，毁灭证据去了。事故调查都以事故发生国为主，并不在意挂个名头，出现质疑，就需要全程控制了。有关联的事情，确认关联花费最少的时间；没有关联的事情，确认没有关联花费的时间就多了去了。伊朗民航组织基于“逻辑”的判断，合理判断应该是没有证据表明导弹击落客机。外界的怀疑转向战略学模式，战略学不基于事实的判断，不需要事实，也可以依据所掌握的真伪不辩的信息做出合理判断。所有判断都需要基于事实，战略学模式基于事实的关联度。也就是说导弹击落客机是无稽之谈，现在成为寻求事实的无稽之谈，总比抛弃事实的判断强多了。公信力的损失，从来如此。战略学视角中，经验模式验证了国家信息最可靠，直接判定网络信息为谣言。媒体信息看其专业度，特别是验证渠道，越清晰越可信。

击落客机的责任主体是国家与军方，没有航管当局的事，外界质疑需要对等身份的回应。新闻发布会以后，进入了僵局模式，西方国家必然怀疑伊朗为主的调查为了毁灭证据。对于围观群众来说，过上两天还没等来军方或国家的否认声明，要么国家能力不足，就算是想尽早发布信息，也要有确定信息才能发布；要么是国家与军方出现裂痕。随着时间的推移，军方阻碍调查的可能性越来越高，数导弹也要数上几天？国家行为不受舆论左右，模式不可接受，但是并不意味着国家不对舆论做出任何回应，于国家有利就必须回应了，消除国家声誉的损害也是。

国家面对外界质疑有一个专业流程高效回应，先排除道尔导弹的就近部署，再排除德黑兰的防空导弹意外发射就可以了。道尔导弹的部署是军事秘密，但是道尔导弹不部署在特定地点，尤其是没有部署在民用机场周边，算不得机密。不能解释道尔导弹的部署问题，外界必然在伊朗民航组织的声明以后正式怀疑。数导弹可以简化成数一数失事现场附近的道尔导弹，一个发射单元就那么几枚的事情。扩大一点，将射程以内的所有防空导弹数一遍，也不会有多少，导弹部署有密度限制。

11日，伊朗军方承认意外击落客机。摔机事件与意图无关，美伊是否开战是彻底的“国家意图”碰撞了。

美国基于情报，1月3日发起了刺杀伊朗将军的行动，批评声四起，战术价值几乎为零。五角大楼也不愿背黑锅，媒体爆出刺杀方案是典型的离谱方案，用以掩护正常方案的顺利通过。事件应对有一个完整的响应序列，理论上三种方案即可，两种极端应对，与一种中间状态方案，覆盖全序列。刺杀从来不是大国模式，不会出现在优先响应的方案之中。提交“冷门”本身就是问题，显示出五角大楼的傲慢与偏见。

古巴导弹危机中，五角大楼意图发动核战争，肯尼迪毫不犹豫的否决了。这是一种系统性的风险，五角大楼人为增加决策难度，推高决策风险。君无戏言，国家事务出现荒唐选项本身就是视国事为儿戏，这种模式不被所有负责任的大国所接受，历史而言，美国也是极少数，与尼禄一把火烧掉罗马城有的一拼。

美国宪法规定美军用于对外战争，宪法早已经神话，动不了，那么美军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战争了，无战争则无美军。没有人可以想到，一部老掉牙的宪法所确立的被动型管理学模式，可以转变为主动响应的战略学模式，深刻影响着当下的国际关系。五角大楼制定出的行动方案，天然站在主动响应的角度，不怕打仗，就怕没仗打。

只有五角大楼目的落空，才会透过媒体拒绝黑锅。合理推测是五角大楼愿意与伊朗开战，白宫否决。倘若战争以外的选项只有刺杀，那么刺杀就是最合理的方案。模式角度判断，白宫没有兴趣发动战争，否则直接开战去，哪里用得着伊朗报复一通，美国再升级局势的模式。报复升级模式针对大国，伊朗这样的中等国家拎着洗衣粉敲门都算是客气了。越南战争展示了报复升级模式的危险性，美国海军在北部湾与鲸鱼激战一夜，拉开战争的帷幕。报复升级需要内部、外部的共同制约，否则只是升级的借口，战争由局势推动，而非出自战略判断。五角大楼提交的行动选项必然要有其战术价值，政治、战略层面的选项由情报部门等给出，五角大楼只是方案执行者。战略角度而言，刺杀方案并不算有多离谱，交给伊朗选择是否开战。任何一个正常国家，若非走投无路都不可能主动与美国开战，对于美国而言，就是局势可控。美国实际上选择了温和方案，交给对手一定的主动权，以便求和，刺杀方案是强硬行动中的最不强硬的那一部分。

五角大楼迎合了公众心理，作为“专业机构”，“愚弄”了“外行”的白宫，很有成就感。只是这次搞砸了，总统居然“聪明”起来，搞起了刺杀。荒唐选项模式必然导致层出不穷的亡国之象，最有可能是对外口径，并非日常模式。战略角度层层筛选，最终选择刺杀方案，展示意图与决心，随后以“内讧”形式掩盖真正的意图。对于美伊关系没有深入了解的外界来说，不知道“意图与决心”是什么。战略讲究透明，释放明确信息，不让对手误判。国家行为的外部解释与内部解释是不同的，五角大楼“内讧”口径只是给给公众一个交代。

古巴导弹危机几乎改写了战略学，确定了冷战的争端模式。核战争是最后选项，而不是现实选项。逐步升级的大规模核报复战略就此产生，为核战争设置层层“障碍”；一旦开战，也将尽量限制战争烈度。能力与能力的运用同等重要，两者共同构成“意图”。“实力即运用”模式导致透支国力发展军事实力，具备军事实力必然运用，弥补国力透支。罗斯福煞费苦心的搞起了雅尔塔体制，尝试起大国共管模式，总好过有了争端就开战的现状。肯尼迪增加了钉住能力的内部限制，一群无能的将领，才会动不动嚷嚷着扔原子弹。朝鲜战争提供了大国争端的局部战争模式，大国互相尊重，共同控制战争规模，从而限制在局部战争的范畴之内。发动战争要能获取收益，遵守共同模式会让双方避免损失，且优于任何单方面行动，那就是必须遵守的最佳模式。肯尼迪不惜一战策略基于战略防御，而非五角大楼基于战略进攻的先发制人。战略进攻方的苏联意图在古巴部署导弹获取战略优势，撤销行动并无损失，只是因目标落空而判定失败。

古巴导弹危机是人类最接近核战争的时刻，双方产生危机管理模式，可以讨价还价，失败即不惜一战的时候，讨价还价就不可以失败。此后美国与苏联就核武器的部署陷入到没完没了的讨价还价之中，最终成果是更进一步的核裁军。五角大楼的核战争能打就打模式早就被放弃了，仅仅在常规战争领域奉行能打就打模式，还要看对手是谁，大国也是打不得的。

实力、意图与决心的三要素中，实力即运用模式蜕变为实力信用，实力直接产生的意图之运用。出现争端了，航母闲着也是闲着，溜达一圈，产生威慑。肯尼迪启动了阿波罗登月计划，毫无用处的太空必须争夺，“意图与决心”的自我证明代价高昂，也好过找一个可以证明自身的敌人开战。国家实力的增长是核心，只是一夜之间也成长不出来，短期目标只能是“意图与决心”。

大国共管模式原本毫无可行性，只是一个“愿景”，实力信用建立起坚实基础。谁都不可以去怀疑大国的意图，更不要去考验大国的决心。大国决心经不起任何考验，强如苏联，都撞得满头包。只有小国决心饱经考验，能不打就不打，打不过就投降，古往今来，从未改变。实力信用第一次让国家行为成为整体性的概念，国家产生了自我限制。实力信用同时让国家行为更复杂，复合性策略成为国家行为的日常。管理学模式彻底失效，国家行为是建构，国家陷入了“国家也不知道国家在干什么”的窘迫之中，只可以战略学的主动响应。战略学也因此转变，从立足于整体性、长期性，转变为随时运用的临机决断。

美国正在撤出中东，伊拉克大使馆被围攻，导致局势紧张。美国认为是伊朗支持的武装派别展开的攻击行动，需要针对伊朗展开反击。交予伊朗部分的战场选择权是没办法的事情，伊朗若不“高抬贵手”，就要接着打。伊朗也没办法停手，若是撤销支持派别的进攻行动，可谓不打自招。五角大楼可以据此判断，需要较大规模的行动，才能让伊朗中止进攻。白宫选择低成本方案，刺杀行动属于战略施压，直奔伊朗的强硬派而去。刺杀了伊朗将军，五角大楼一夜之间增兵数千，对于刺杀效果不抱任何奢望。伊朗必须找出美军可以接受的模式，既避免战争，又能尽量拖住美军。

进攻方总是不断升级冲突烈度，总是“蓄谋已久”的“突然”升级局势，防御方总是“立即”对等报复。伊朗拖拖拉拉的一天多才对苏莱曼尼遇刺发表声明。效率即实力，兵贵神速也。显然遭遇内部分歧，任何选择都将是“艰难”的。弹道导弹攻击几乎没有战果，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很快确认伊朗事先通报攻击，美军据此躲避的新闻。伊朗“不得不”报复，停留在“象征性”层面。通常出现在大国之间的默契，象征性报复一把，转而在其他领域获取收益。美军肯定不吃这一套，接受象征性报复就在抬举伊朗。即便如此，美军也失去了大规模报复的动力，报复选项非常多。报复也是要趁早，随着时间流逝，战争选项逐渐远去了。天下了之事，从来一拖了之。

敌对模式中的国家言论，对手既可以当真，也可以无视，因此，国家言论在相当程度上是“授人以柄”。国际关系的基本规则是“一报还一报”，最为强大的武器就是“嘴炮”。面对美国入侵的悲惨局面，伊拉克新闻部长萨哈夫展开了极其猛烈的“还击”，然后向美军投降。“嘴炮”模式即亡国模式，嘴炮愈强，国家愈弱。大国通常执行“懒得搭理”模式，无关紧要的问题总是复读机一般重申原则，外交部日常的唯一新闻就是“没有新闻”。制造新闻的外交部是不合格的。伊朗外交部很好的做到了专业平衡，伊朗民航组织缺乏经验。弹道导弹报复行动中，新闻大多特意提及，被刺将军所在的军队系统发起攻击。军事行动是国家行为，不是某支部队可以代表的，喧宾夺主模式释放了内部意见不一的可能性。反对派是可以“制造”的，尤其是自己制造，而不必CIA去费力。正如我们看到，美军撤离中东理应受到各方欢迎，反而是美军的敌人“强烈反对”。

对于伊朗毫无了解的围观群众来说，从无法查证的混乱信息中寻找出合理判断显得至关重要。可以判断导弹击落客机是需要澄清的疑问，而非无稽之谈；伊朗存在内部分歧，尤其是军方与国家之间。军方的发言权随着军事压力的增强而增强，国家必须赋予匹配的主动性，以应对突发军事压力，也就是维持现状需要外部的配合。美军与伊朗强硬派构成非合作共谋，互相挑衅确保存在，至于国家利益，谁在乎啊！这种模式极大的损害了美国利益，而非伊朗。美军全球存在，最佳模式是退回到后冷战初期的存在而不介入，而非当下的全球介入。伊朗需要美军的深度介入，否则美国可以投入全部外交资源围剿伊朗。从伊朗的成熟应对可以看出，对美斗争驾轻就熟，必须要有惹是生非的强硬派，增强战略灵活性。数十年以来，美伊双方没完没了的冲突大抵都是如此吧，斗而不破也。与其说五角大楼拒背黑锅，不如认为是通知伊朗军方，总统干得事，大家接着玩“战争游戏”，不要掀桌子，瞎玩什么上不了台面的刺杀。

网络信息依据“心想事成”运转，媒体“唯恐天下不乱”，国家一言不发。在这样险恶的信息环境中，围观群众久病成医，养成战略学判断。战争毕竟是最后选项，而不是现实选项，两国争端需要通过战争来解决，通常意味着战略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