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赢舆论战——从透视美国媒体的驰名双标开始_风闻

一

驰名双标本来是网友针对美国媒体以双重标准评价中国和意大利封城政策的调侃，但却无意间道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量级研究成果：美国宣传体系的根本特征——双标。

新冠疫情可以说让美国媒体驰名双标这一特质走到了很多人面前。也许会有人说，这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会出现，比如中美贸易战，比如美国政府应对疫情不力，比如临近美国大选期等等，毕竟美国是媒体私有而且不存在官方审查制度的国家。但是只要深挖一下美国媒体背后站着的大资本集团，研究一下它们精妙的新闻筛选机制，比较一下它们白纸黑字留下的重大事件报道，就会发现，美国传媒的双标是制度性结果，历史悠久而且从未变化。

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媒体看似复杂而混乱的操作背后隐含着一条前后一致且非常简单的规律——服务于美国的利益集团。

美国所谓自由的大众传媒制度之所以无需政府实施明显的威胁手段，是因为这一制度本身会开展自觉而内化、普遍而高效的自我审查。

有研究指出，美国人当前视听内容的90%是由五家大公司生产的：General Electric（通用），News-Corp（默多克），Disney（迪士尼），National Amusements（全美娱乐）和Time Warner（时代华纳）。

这些媒体巨头通过董事会和社交圈与企业界的大佬和政府官员建立关系。媒体业巨头董事会的大多数成员来自于金融业高层、律师、企业和金融业退休人士，以及从旋转门进进出出的前政府官员。

这意味着美国顶部20%的人群在权力、财富和媒体影响力上高度重合，构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利益集团。所以虽然美国媒体给人的印象是鼓励积极辩论、批评和唱反调，但实际上是带着镣铐跳舞，他们要严格遵守这一条件：这些内容必须处于精英阶层认同的范围之内。精英阶层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确保这一点。

比如，因为广告已经成为媒体的主要经济来源，广告商实际上获得了事实上的监管权威。广告商可以用脚投票，扼杀左翼报纸，比如英国二战后的《每日先驱报》、《新闻时报》和《星期日公民报》等。皮尤研究中心2000年的研究表明73%的记者会自我审查以避免触怒广告商。随着传统媒体来自广告的收入下降，广告商对传媒的影响力变得更大，尤其是对那些大型传媒集团而言。《纽约时报》曾经发布了一系列报道医药公司的处方药不合格的文章，虽然医药公司没有在时报上登广告，但是却取消了对其子刊《现代医药》（Modern Medicine）约50万美元的广告费，从而制止了纽约时报继续发布进一步的报道。这种做法，如果用主流经济学的话来说，就是让市场在媒体领域中发挥调节作用，好像市场真的比政府直接的明令禁止或暗中的骚扰行为都要更“民主”，更“自由”，更“公正”。

比如，对媒体的控制不是简单干涉，而是选择那些有“正确思想”的人，代其从事宣传。比如建立智库和基金会，买入聘任大量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控制引导其开展学术研究。如美国著名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背后的金主就是通用电气。基辛格也坦承指出，在这个专家时代，专家“享有既得利益者的普遍观点；他们定义并在细节上阐述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共识使得专家成其为专家”。如果有人在某些报道上的立场与精英阶层不符，那么就会被立即解聘，以儆效尤，以确保其他人的“思想正确”。比如MSNBC（全国广播公司）广受欢迎的主持人Phil Donaghue由于反对伊拉克战争而遭到解聘，因为他的立场威胁到了MSNBC的母公司——通用电气——作为一家大型武器制造商的利润。这种例子数不胜数。那些长期在这个制度中表现正常、已经适应的人，就可以自由表达意见，并且断言没有感到来自管理层的压力。

 二

为了维护美国精英阶层的利益，美国的宣传体系表现为非常显著的双标特征。总的原则是：如果对方是敌对国家，那么该国的受害者就是有价值的受害者，该国出现的问题就是有价值的问题，值得大肆宣传报道；如果是美国本国、其盟国或者其附庸国家的人受到了同样的乃至更严重的残酷对待，那么这些受害者就是无价值的受害者，出现的问题也是无价值的问题，媒体需要轻描淡写，冷眼无视。

当美国媒体面对敌对国家时，媒体的公正、自由似乎一下子全都冒出来，大肆宣传敌对国家出现的问题，详细地倾听受害者和持异见者的声音，对他们进行大量而充满愤慨的报道。

这一观点可以通过一个案例比较清晰地揭示出来。1999年1月15日，有约40名阿族人在科索沃Racak被塞族人（塞尔维亚）所杀；1999年4月6日，印尼军方在东帝汶Liquica杀死200名东帝汶人。因为美国要为即将开始的北约轰炸南联盟作准备，因此美国媒体将科索沃的被害者视为有利用价值的。

之后虽然有超过6000东帝汶人被杀，但两个事件后的12个月中，根据20世纪90年代美国最大的五家媒体（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新闻周刊和时代周刊）的报道，媒体提到Racak和Liquica的次数比例为4.1:1，对两次报道中使用genocide（种族灭绝）一词的比例是6.7:1，使用的报道字数比例为14:1。

媒体对Racak铺天盖地的报道以及对genocide这种字眼的强调，被有效利用使大众接受美国对南斯拉夫的战争。同一时期，媒体对Liquica发生的无可争议的genocide的报道，在数量和语气上都不足以调动公众形成舆论，美国对盟友印尼军事上的支持一直持续到东帝汶1999年8月30日独立公投之后的一周内。

下图展示了主流媒体针对不同军事行动的报道中，使用genocide一词的数量。仅仅从这一词的运用上，我们都大概可以猜出谁是美国的敌人，谁是朋友。

当美国媒体面对盟国、附庸国或美国支持的政权时，极尽其能立场先行、颠倒黑白。

比如叶利钦政府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对俄罗斯进行了新自由主义改革，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并开放金融市场。由此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国内生产总值降低一半，90%的国民收入降低，私有化进程让小部分人一夜暴露，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体系解体，传染病和死亡率惊人上升。《纽约时报》对这一进程中的受害者视而不见，而是赞扬“俄罗斯民主的胜利”。

再如1984年乌拉圭选举中，军人掌权的政府监禁了反对党候选人并拒绝让其他主要候选人参与竞选，他们组织了由美国国务院批准的政府，《纽约时报》称赞“乌拉圭在恢复民主使命”。

当美国国内出现严重的问题、发生伤害事件时，主流媒体一反在敌对国家的作法，再也不去关注受害者的诉求，而是选择采用政府的信息源，排除公众讨论和意见表达。正如弗格森所说，当政党中的主要投资人就某事达成一致后，各党派将不再对此事进行争论，不论公众是否强烈要求实行其他解决方案。

比如1991年海湾战争后，美国对伊拉克的制裁导致一百万人死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儿童，时任美国国务卿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声称50多万儿童的死亡是“值得的”。

比如在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包括妇女、少数族裔和大部分普通劳动者有可能成为输家。但美国媒体忽视了他们的声音，他们的社论、报道和评论专栏邀请的专家都认为这个贸易协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是所有权威机构都认可的，只有心怀不轨的人才会反对。

再如随着反对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声音不断增强，1999年11月和12月世贸组织和西雅图会议，以及2000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华盛顿的年会都遭到了大规模抗议活动。主流媒体并没有调查这些抗议者的诉求，而是一概称其为“无可救药的牢骚汉”，“无事生非”等，着眼于抗议者的衣着、相貌、身体的特别之处，夸大抗议者的暴力行为。同时低调描写警察的挑衅和暴力行为，对警察的非法手段听之任之。这种做法与其对敌对国家发生的抗议事件的报道（比如HK）简直完全相反。

几乎没有例外，美国主流媒体对历史上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报道都完美地符合双标的特征。

三

这种大义凛然地谴责敌对国家的问题、选择性忽视本国及其盟国问题的双标做法，在这次疫情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值得注意的是，长久以来，中美建立了密切的经济联系，而且美国精英阶层从这种联系中获利很大。在80年代信息革命催生模块化生产以后，国际间行业分工转变为价值链分工，以前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发展中国家出口农产品和原材料的分工格局转变为，发达国家掌握核心的中高端价值链业务，将中低端价值链业务外包给发展中国家，这样发展中国家虽然现在也有制造业，但总体处于价值链中低端位置。在这种格局下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盈利水性较低，从而发给劳动者的收入较低，这进而导致国内消费市场较小，只得依赖国际消费市场。据报道，中国28个主要行业中，外国直接投资占多数资产控制权的已经达到21个，每个已经开放的行业的前五名几乎都是由外资控制。

但随着中国部分企业和行业显示出向中高端价值链攀升的趋向，美国精英阶层马上认识到这是对自身优势地位的威胁，他们迅速行动并立即在两党中达成共识：中国变成了敌对国家。

在报道中国疫情的时候，美国媒体对中国初期出现的问题和死亡人数都进行了大量批判性和质疑性报道。

随着中国的疫情得以控制之后，美国对中国的诸多报道的体式变为：

因为中国疫情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所以美国要联合其他国家不使用华为生产的设备；

因中国疫情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所以要联合起来制裁中国；

中国疫情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所以要起诉中国要求赔偿。等等，不一而足。

很明显，美国并不真正关心中国疫情的情况，这些或存在或不存在的问题成为他攻击中国的武器。对他而言，运用武器杀伤对手才是目的，至于武器本身并不重要，只要攻击力强、杀伤力大就行。这种看似关切地指出我们的问题的宣传手法具有迷惑性，它很容易降低善良的人们的警戒，让我们一不留神就可能陷入这种看似温柔实则残酷的陷阱。想必随着中国的发展尤其是科技实力的增强，这种陷阱也会也来越多。

但正是这同一群媒体在报道美国自己国内疫情的时候，却鲜少有关注本国劳动者和弱势群体在疫情中的艰难生存，也几乎不去倾听受害者的诉求。只有少数独立网站在发出声音：亚马逊工人为寻求危险津贴而罢工，邮政部门60万人急需救助，美国黑人在疫情中死亡率高于平均水平，美国在疫情一线工作的劳动者包括物流、仓库、护士等缺乏医疗保险，政府救助方案没有考虑移民工人和没有书面文件的工人等等。美国主流媒体对本国内这些在疫情中的受害者冷漠而残酷地噤声了。

四

总而言之，美国媒体驰名双标的行为绝非偶然，而是长期以来一以贯之、前后一致的行为；这种行为也并非是个别媒体或者个别基金会的别有用心，而是在财富和权力都高度集中的社会土壤中自然结出来的果实。

双标这个词准确地概括了它们的特征，可以总结如下：面对敌对国家发生的虐待和伤害事件，美国媒体会大量引用来自难民和持不同政见者的信息，从受害者角度进行报道；面对在美国及其盟国发生的虐待和伤害事件，美国媒体会不加批判地引用政府和盟友政府的信息源，忽视或者压制来自受害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

在只看到前者的情况下，敌对国家的善良人民有时还会觉得这些媒体仿佛如此包容、如此良心、如此正义。但是当我们一次次地、毫无例外地也看到后者之后，就会发现，这不仅是不理中客的问题了，里面藏的满满都是美国利益集团打击异己的算计：面对来自敌对国家的威胁时，敌对国家的受害者作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美国媒体关注受害者既能以最低成本扰得敌对国家民心不稳，又能以正义者姿态吸引美国人民支持强加给敌对国家的制裁或战争，还能顺便树立美国传媒甚至政治制度在世界上的民主正义形象；如果威胁来自于美国国内的受害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美国利益集团本身成了被声讨的对象时，那受害者们此时就变成了敌人，这时的美媒就撕开了民主的伪装，露出了它尖利的獠牙。

这一双重标准，这一针对敌对国家受害者和本国受害者的完全不同的策略，精妙地统一于美国利益集团维护自己在国内和国际统治地位的根本目的。

从这一理论出发，可以引申出两个推论：

一，面对美媒双标，我们肯定在感情上感到愤怒，感到被歧视对待，这很正常，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否也意味着我们还没走到一条船上；反之，如果有一天美媒对我们不再双标，不再关注和夸大我国在各个问题中的受害者和持异见者，这时不要因为受到了“平等”对待而欢欣鼓舞，相反，共产主义接班人可能就要当心了。

二，很多人最近在谈如何打赢舆论战，但他们几乎没有涉及到一个最基础的问题——武器。既然大家都承认舆论是一场战争，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就是这场战争中的武器是什么？以上分析已经表明，美国利用其强大的传媒体系将对敌对国家受害者和持异见者的报道进行武器化，以此作为攻击敌对国家的高效手段。反过来问，我们的武器呢？不拿起武器怎么谈打赢战争呢？

舆论战如果沿着美媒的逻辑走，是无法破局的。中国在发展改革的过程中，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美国的媒体集团只要有意愿，就总是可以找到受害者和持异见者作为他们的武器。如果他们每抛出一篇报道，我们就要回应解释，那就相当于我们徒手对战他们的武器。徒手对战武器当然会处于下风。破局的秘密事实上也很简单，如果要和一个拿着武器的人战斗，那么为了不被打趴下，唯一的选择也只能是——拿起武器。要想打赢舆论战也要先拿起武器——关注在美国制度下的受害者和持异见者（大量左翼），对他们的诉求进行报道和宣传。

简而言之，如何打赢舆论战？——拿起武器。

作者：雨博

参考资料：赫尔曼与乔姆斯基著《制造共识》，Alan Macleod著《Propaganda in the Information Age: Still Manufacturing Cons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