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4.0研究院｜美国为什么必须打击华为：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演讲透露真实原因_风闻

2020年2月6日，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应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邀请，参加了“中国行动计划会议”（China Initiative Conference），并做了主题演讲。

威廉·巴尔“中国行动计划会议”演讲（工业4.0研究院翻译，有删减）：

感谢大家抽出实践来这里参加活动。很高兴看到这么多部门的同事参会。

我最初的职业目标是进入中情局，成为一名中国问题专家，因此**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呆了6年，获得了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专注于中国研究。**我记得70年代初，在我的一堂政府课上，我们正在进行一场辩论——哪个外国对手将对美国构成最大的长期威胁。问题集中在到底最大的威胁是俄罗斯还是中国。我还记得我一个同学的观察，他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了最大的长期挑战。他当时说，若俄罗斯想征服世界，我们还可以应付过去；但如果中国想拥有全世界会更难处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1972年，我们希望中国融入国际经济体系，鼓励中国实现经济自由化，更自由的市场和经济增长将逐步为其公民带来更大的政治自由。不幸的是，经济自由化走得并不远。在允许个人享有一定程度经济自由的同时，中国政府仍然对经济保持着坚定的控制权。这是一种国家权力架构，主要特征是中央计划、国有企业和政府补贴。

冷战结束后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沉浸在这样的一种幻想中：民主的资本主义已经取得了胜利，现在已经不受任何竞争性的意识形态的挑战。这种想法很好，前提是能持续下去。事实上，我们现在正处于全球局势紧张和竞争的新时代。基于相互竞争的政治和经济理念，中国已成为美国的头号地缘政治对手。

中国过去把自己视为中央王国。它不是地区的中心，而是世界的中心。它今天的目标也不是成为一个地区大国，而是成为一个全球大国。

之所以提到了我同学以前说的关于中国想要拥有世界的言论，是因为今天我想集中讨论中国经济和技术领先的挑战。但我并不是说中国的野心只是经济上的，或者说我们与中国的竞争归根结底只是经济上的竞争。

如今的中国人早就成了全民商业化的民族。但对中国来说，单纯的经济成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实现更广泛的政治和战略目标的一种手段。纵观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国始终把经济实力作为实现政治和战略目标的工具。

2015年，中国启动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这是一项持续性、高度协作的计划，旨在取代美国成为技术超级大国的主导地位。政府动员了中国社会所有要素、所有政府机构、所有企业、所有学术界和所有勤劳的人民，无缝执行这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以掌控未来的核心技术。

这一举措得到了产业政策的支持，包括对关键技术的巨额投资、巨额融资以及数千亿美元的补贴。不幸的是，这还涉及到知识产权，以及技术转让、掠夺性定价、利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在目标市场采取强有力的销售等。

毫无疑问，中国的技术攻势对美国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我们国家的风险空前高涨。自19世纪以来，美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正是美国的科技实力使我们繁荣和安全。我们的生活水平、我们为年轻人和子孙后代扩大的经济机会以及我们的国家安全都取决于我们持续的技术领导地位。

过去，历届政府和许多私营企业的人常常愿意支持中国的强硬策略，而本届政府最终采取行动，对抗和抵制中国的策略。

今天我想着重谈谈我们面临挑战的两个方面。首先是中国如何通过利用我们的技术来启动其技术计划。其次，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把中国目前对控制5G技术的关注作为中心问题。

集中治理的国家参与中央经济计划的能力有时似乎是一种优势，尤其是在动员我们今天看到的那种技术闪电战中。缺点是中央计划抑制了技术创新。突破性的想法出现在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引领着尖端技术的发展。

中国人正试图做到两全其美。当他们策划一个中央计划的政策主导关键技术时，试图通过直接获得我们的技术来得到利益。技术的获得并不是一个副作用，它会加强和推动他们的努力。正如我的同事、美国国家安全部助理总检察长John Demers所言，“中国希望美国的脑力成果能收获其计划经济主导地位的种子。”

正如大家所闻，美国商务部于2018年启动了“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以对抗中国的行为并保护美国的技术。正如今天上午早些时候乃至全天的发言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在行动计划期间进行的调查一再表明，中国是如何利用情报服务和贸易技术，以私营企业和学术机构掌握的有价值的科学和技术信息为目标。这涵盖了广泛的技术，从适用于商用飞机发动机的技术，到可再生能源，到新材料，再到高科技农业。

自“中国制造2025”发布以来，美国商务部已经在中国希望主导的10项技术当中的8项提起了商业机密盗窃案。在针对这些行业时，中国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方法，除了传统方式，还利用非传统的情报收集方式，例如让研究生参与大学研究项目。

除了网络手段之外，他们还会假扮成美国客户以避免出口管制，并招募美国雇员或甄选内幕人士获得商业信息。在学术机构和其它研究机构，中国利用人才项目来获得知识产权。最终，中国以表面合法但具有掠夺性的行为来补充其明显的活动——收购美国公司及其在美国做的其它投资。

司法部通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等来应对这些威胁。例如今年早些时候，根据司法部和其它机构的建议，联邦通信委员会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了一项中国移动公司的许可。

中国的做法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代价。据估计，每年给美国经济带来的成本可能高达6000亿美元。本部门将继续使用我们全体系的国家安全手段，对抗由中国造成的威胁。但正如我所确信的，也正如FBI局长所强调的，我们保护美国技术的能力最终将取决于与工业界和学术界的合作与协作。

在此，我来谈谈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这是5G技术的关键性质，也是中国驱动和主导这一领域将会带来的威胁。

5G技术处于正在形成的未来技术和工业世界的中心。本质上，通信网络不再仅仅用于通信。它们正在演变成下一代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以及依赖于这一基础设施的下一代工业系统的中枢神经系统。

中国已经在5G领域建立了领先地位，占据了全球基础设施市场的40%。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美国没有引领下一个科技时代。

现在，**关于允许中国在5G领域确立主导地位所致危险性的讨论，**大多集中在使用中国可以监控通信网络将带来的直接安全问题上。事实上，那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仅此一点，我们就应该动员起来，超越中国主导5G的优势，何况其风险远不止这一项。

据估计，到2025年，以5G为动力的工业互联网可能创造23万亿美元的新经济机会。如果中国继续在5G领域独占鳌头，他们将能够主导一系列依赖5G平台并与之交织的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如果工业互联网依赖于中国的技术，中国将有能力切断各国与其消费者和工业所依赖的技术和设备之间的联系。与我们将屈服于中国主导权这个前所未有的杠杆影响相比，美国今天使用的经济制裁力量将显得苍白无力。

重要的是要了解5G将如何推动工业过程的革命。一些美国人认为，我们所谈论的一切都类似于我们的无线网络从3G向4G的转变。但我们正在讨论的变革远比仅仅提高iTunes、网站和电影下载速度等更为根本。

从3G到4G意味着下载速度从大约每秒1兆提高到每秒约20兆，这一网速增长使得数据存储和一些适度的处理能力能够从设备转移到云端。但即便是无线业务的适度发展也催生了创新、应用程序和业务等广泛的新领域。由于美国是发展4G的国家，我们是抓住了这项技术带来的大部分经济机会的国家。

跃升到5G是一个超越这一点的量子跃迁。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下载和上传每秒数十亿字节的峰值速率。这些类似光纤的速度，再加上边缘计算设施离用户更近，意味着5G能够实现10毫秒以下的极低的延迟。有了这种能力，连最小的设备都可以实现几乎是瞬间的连接速度，并获得无限的计算能力。

凭借这些特点，5G成为一个实时、精确的智慧控制系统。各种各样的设备，有些是智能的，有些是采集和传输数据的传感器，有些是执行远程命令的执行器，可以分散并嵌入到商业和工业设备中，涉及到交通、能源、金融、医疗、农业、重大建筑工程等众多行业中。5G提供了管理所有这些工业过程的命令和控制功能。

随着5G领域的深入发展，我们将看到的不仅仅是智能家居、智能恒温器，还有智能农场、智能工厂、智能重型建筑项目、智能交通系统等，以及一系列新兴技术。除了人工智能，我们还将与5G和工业互联网交织在一起并依赖它们，例如机器人技术、物联网、自动驾驶车辆、3D打印、纳米技术、生物技术、材料科学、储能和量子计算。

中国已经偷步抢滩，现在5G领域处于领先地位。5G是一项基础设施业务。它依赖于无线接入网、无线局域网和各种设备。中国有两家领先的无线通信基础设施供应商——华为和中兴通讯。正如刚才所说的，他们已经占据了40%的市场份额，并正在积极寻求协调。

华为现在是除北美以外所有大陆的领先供应商。美国没有设备供应商。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芬兰的诺基亚公司，市场份额17%，以及瑞典公司爱立信公司，占14%。

中国人正在利用各种力量扩大5G在全球的市场份额。据估计，5G基础设施的总市场规模为760亿美元。中国正提供超过1000亿美元的激励措施，为客户购买其设备提供资金。这意味着，中国可以免费为其客户提供5G网络建设服务。他们在全球拥有5万名销售人员和技术人员，推动华为基础设施的验收。

在5G这样的基础设施业务中，规模是至关重要的。这个结论是我作为一个在电信行业工作了15年的人所作出的判断。5G业务需要在研发方面进行巨额投资，同时也需要非常高的资本成本。公司的市场份额越大，就越负担得起这些成本。竞争对手们面对一个日益萎缩的、可瞄准的市场时会发现，要维持足以保持竞争力所需的投资水平更加困难。

中国企业首先拥有全球最大的国内市场这个优势，这使它们能够迅速扩大规模。当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张时，就能够对其技术进行更多的投资。中国作为5G基础设施供应商的地位约稿，它在支撑5G基础设施的所有组成技术方面也将获得更多的地位。

5G依赖于一系列技术，包括半导体、光纤、稀土和材料。中国已经开始将所有这些元素国产化，所以现在它将不再依赖外国供应商。

半导体为中国在5G领域领导地位的连锁反应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目前消费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半导体。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用自己的半导体取代美国的半导体。它在这一领域的规模将使它能够进行必要的投资，以弥补目前的质量差距。随着中国半导体行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它将对其它半导体供应商施加巨大压力。当然，除了5G外，半导体在很多技术和产业中都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在5G基础设施方面的成功也转化为与5G相关的一系列新技术优势，人工智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与工业互联网交织在一起。随着中国获取5G基础设施产生的越来越多的数据，就可以产生更好的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的训练有赖于数据。数据越多，人工智能发展越好，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未来5年内，5G全球版图和应用主导地位格局将成。问题是，在这个时间窗内，美国和我们的盟国是否能够与华为展开足够的竞争，以保持和占领足够的市场份额，从而维持足够长期和强劲的竞争地位，避免将主导权拱手让给中国。时间窗很短，我们和我们的盟友必须迅速采取行动。

虽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必须马上做出的决定有如下两个。首先，我们必须在美国部署强大5G系统所需的频谱。这个事情我们还没做。我们需要部署中频频谱，称为“C-block”或“C-band”（C波段）。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一直在努力，通过一项竞拍把C波段的频谱推向市场，在未来几个月内完成这项工作至关重要。即便如此，如果我们仅仅依靠C波段，美国仍需要40万个基站来覆盖全国。这可能需要10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建立起来。相比之下，今天我们的无线系统运行在7万到8万个基站之上，而中国却已经为5G安装了约10万个基站。在C波段推出后，我们需要建设多达40万个基站才能实现5G在全国的覆盖。

最近收到一些有趣的提议，提出美国5G的启动可以同时提供L波段频谱并与C波段一起使用。通过使用L波段上行链路，我们可以大大减少完成全国覆盖所需的基站数量。有人认为，这可以将美国5G部署时间从10年缩短到18个月，节省大约8000万美元。在讨论使用L波段的一些技术问题时，联邦通信委员会必须解决这些问题，就频谱相关事宜作出决定，并继续推进。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果断地采取行动来拍卖C波段，并对L波段的利用下定决心。我们的经济前途岌岌可危。在作决策时，我们必须牢记，鉴于时间窗很窄，我们面临着与中国开展5G竞争失败的风险，应该远远超过其它所有考虑因素。

其次，必须要选好参与这场竞争的优秀选手。谁将能够成为代表我们利益的5G设备供应商，在全球范围内与华为竞争？谁去争得运营商合同，并挫败华为的主导地位？我们总是想让我们的企业以及盟国企业不要安装使用华为的设备，但他们要采购谁的基础设施呢？如果我们和我们的盟友，以及其它不想把经济命运掌握在中国手中的国家，都不打算安装华为的基础设施，那我们今天就必须面对市场拿出一个准备充分的替代方案。

顾客到底需要什么？运营商从4G升级到5G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我们不能犯错误。用户需要确信正在购买一个可靠的系统并且性能稳定，因为担负不起中途推倒重来的损失。而且它需要是一个能够让4G基站无缝迁移到5G的系统，其供应商需要具有持久经营的能力——不能是昙花一现的企业，要持续超长的运维和支撑。

以上这些都是如今产品赢得客户合同所必须的条件，而目前能与华为竞争的公司只有两家：诺基亚和爱立信。他们有可靠的产品，可以保证产品性能。事实证明，他们成功地管理了客户从4G到5G的升级。客户对这些供应商的主要担忧是，他们既没有华为的规模，也没有像中国这样拥有庞大嵌入式市场的强国的支持。

有人提议，美国可以直接或通过私营企业和诺基亚、爱立信等公司结盟的联合体拥有控股权，来解决这些问题。把我们庞大的市场和金融实力放在其中一家或两家公司后面，将使它成为一个更强大的竞争对手，并消除人们对其经营持久性和延续性的担忧。美国和我们的亲密盟友当然需要积极考虑这一做法。

如今，有人最近在谈论，尝试开发一种叫“open RAN”的方法，其目的是强制将RAN开放到其组件中，并让那些组件由美国或其它西方国家的创新者来开发。问题是，这是完全是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这种方法是完全未经测试的，还需要很多年才能起步，如果有的话，十年内都不会进入黄金时期。正如我所说，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赢得合同的产品，一个经过验证的基础设施，一个会阻碍华为发展的产品。

作为一个集中制的国家，中国可以采取一种发动举国之力的做法，即政府、公司、学术界齐心协力。但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过去面临类似挑战的时候，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俄罗斯冷战的时期，在应对技术挑战的时候，我们只能作为一个自由的民族团结在一起。我们能够自发自愿地在政府、私营企业和学术界之间建立密切的伙伴关系，我们曾经通过这种合作克服了挑战，取得了胜利。不幸的是，我们过去能够凝聚起来的合作纽带和使命感，在今天会更难召唤。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尚有“人造卫星时刻”来帮助我们激励国民，使我们的反应团结一致，然而今天的我们没有类似的催化剂来凝聚爱国心。

如果我们要在这场闪电战面前保持我们的技术领先地位以及经济实力，并最终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就需要我们调动其公共机构和私营企业共同努力，并肩作战。对于我们的私营企业朋友，我想说，安抚中国可能带来短期利益，但我敦促你们质疑这个长期以来的假设，即市场准入的承诺值得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中国的最终目标就是用一家中国公司来取代你们。

大学和智库的同事们，我请求你们不要放任以学术自由为幌子窃取技术。不要让中国获得你的研究或迫使你忽略对有争议话题的不同声音。恳请你们考虑一下任何学术诚信或自由的牺牲是否值得权衡。

对我们的盟国，我赞扬你们对抗中国的经济杠杆所作的努力，但我们必须做更多的事情并集体行动。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集体经济影响力和力量要强大得多。

纵观历史，自由社会一直面临着严峻的敌人。但在关键时刻，他们能够实现所必需的团结和目标。这不是因为他们被迫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自由选择这样做。我们今天必需作出这个选择。

非常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