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写作·宗教·设计·编程——世界读书日感思之一_风闻

阅读·写作·宗教·设计·编程**——**世界读书日感思之一

作者：易宏

中国第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公布了：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综合阅读率为79.6%，较2014年上升1.0个百分点；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8本，比2014年增加0.02本……（新华网）

据该调查，连续七八年以来，国人每年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徘徊于4-5本之间。和犹太人的64本相比，不在一个档次上。和其他西方国家以及东亚韩、日相比，也有着很大的差距。对于这一差距，有表示担忧者，也不乏为之辩解者。或各有所当，但笔者也无意评判。

不过，据笔者观察和思考，窃以为国人或族人的阅读现状形成之原因由来久远而根深蒂固，其影响持久深刻而普遍广泛。可能至迟在两千多年前即已开始产生明显影响并表现为诸多历史事，且在宗教、文学、艺术、礼仪、科技、契约、法规等方面的现时状况中也都有所显示，以致当前电信诈骗之猖獗可能也有这方面的深层文化原因。

最初以为两三千字打住即可，但开写后发现需要更多篇幅才能恰当呈现。于是拆分整理，分段上贴。

一

阅读以写作为前提，没有写作便没有阅读。但这只是就人写人读来说的。若把写作之前对日常生活以及各种社会与自然现象的观察、体验也看作阅读，那么应当说没有阅读便没有写作。阅读，才是写作的原始基础。既然这里所说阅读，已不限于文字阅读，那么本文所谈写作也不局限于文字写作。

自写作诞生之后，阅读与写作也就互为因果、互为基础，天作人读，人读人思，人读人作，人读人思，人作人读，循环往复，递进发展。

华夏文明作为唯一不曾间断的原发古文明续存数千乃至上万年至今，有着最为丰富浩繁的文献典籍传世，令国人或族人自豪，令世人称奇。但是，少得可怜的人均阅读量，难免令人尴尬。辩解似难免掩饰自慰之嫌，担忧好像也多止于表象。

就笔者多年来的观察来说，吾族人之“天作人读，人读人思，人读人作”阶段近乎速成。以先秦诸子的涌现为标志，迎来第一个高峰，让被认为似乎相对晚出之华夏文明，在当时不逊色于同时期其他任何文明。但也或许由于以家族为核心的熟人文化长期浸润，再加上这一文化的最主要维护者儒家被独尊，而这一学派的奠基性集大成者孔夫子，自称述而不作，却又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自《太史公书》成就之后，吾族文化虽然一直在高位维持千余年，但其活力却在逐渐衰退，及至近代面临存亡之危。

二

自秦始皇七年（BC240）至清宣统二年（1910）两千多年间，吾族先贤虽然曾连续记录哈雷彗星29次，是吾族人读天书的一个成就。但是，未能识别其为同一颗彗星，未能将自己的名字写在天上，实在遗憾。

可是，英国科学家埃德蒙多·哈雷（Edmond Halley，1656-1742），却仅用自己在1682年唯一的一次实际观测机会，结合前人的观测记录并运用牛顿定律加以计算，于1705年撰写并发表《彗星天文学概论》（Synopsis Astronomia Cometicae），预言这一彗星将于1758年再度归来。在哈雷去世10多年后，1758年底，这颗第一个被预报回归的彗星，准时回到了太阳附近。哈雷的预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终于得到证实。后人为了纪念他，把这颗彗星命名为“哈雷彗星”。

吾族先人，反复虔诚而浅浅的读着天书之表象，对同一颗彗星观测两千多年也未能把前后显现联系起来，唯一的多现被看成了繁多之偶然。而英国的哈雷，深读天书，也串读前人书，站在前人的肩上，将自己的名字写在了天上。

一个民族，如果不能在天上书写自己的名字，讲述自己的天堂故事，也就可以说天上没有自己的位置，其在地上的生存空间也会极其有限，乃至逐渐消失。

三

如果说，犹太-基督教至上神创世神话，蕴含了西方的创造性，那么，或许也可以说中国生成神话与哲学以及孔夫子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很可能寓示了吾族文化总体倾向述而不作，或为谨慎，但恐难免保守。

汉文长篇史诗的缺失，戏剧的晚熟，以及长篇小说的晚出，可能同吾族人缺乏长时间聆听、观赏、阅读之耐心互为因果，还可能隐含了吾族人大规模复杂系统构建力发展的相对滞后。IT时代电脑操作系统等大型软件的自主研发落后，可能正是吾族人传统文化特征的现代科技表现。其实，编程也是一种写作，是一种结构性和逻辑极强的写作。可以说，OS之于电脑，犹如宗教之于人类，反之亦然。（参见拙文《IT视域中的经典与文化治疗——以道家道教为中心》）

基于这些，吾族之“人读人思，人作人读”新意渐少，发展缓慢。特别是诗，似乎越做越短，其终极版，大概就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字也可称完整作品的对联。而且，张贴或悬挂对联者未必在意其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也就相当于吉祥符，也许无异于可能源自文字崇拜的道符。佛教，虽以典籍之庞大雄冠于世界宗教之林，但教团内外真读经者稀少。当今汉传佛教最为流行的是：仅需念“阿弥陀佛”即算修行的净土宗，和倡导不立文字的禅宗。道教的情形也大同小异。可以说，儒道佛三教，皆未能培养出吾族人普遍之阅读习惯。

相对于犹太-基督教之类一神教，中国传统上则是以王为大祭司的宗法宗教统摄其他各教，总而言之，堪称一王教。一神教，教权和王权，经不随王变。一王教，王权统教权，经常随王变。在中国的宗法性一王教传统中，虽然崇拜祖先上帝，祖先和上帝皆大，但都不如今上实权大。有时虽然王权更替经亦保持大体不变，但所重或释义常随王变。

别的不说，仅就阅读这一点而言，儒道佛或皆当向犹太-基督教学习？今天，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光明日报》微信公众号“阅读公社”发文《【卷】让读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配乐《When You Believe》（此乃据《旧约·出埃及记》改编的美国动画片《埃及王子》主题歌，曾获奥斯卡最佳电影主题歌奖），是否也在暗示当师他者之长？

四

自从天地和星辰万物有了名，天地也就不仅仅是天书，而是天人共写之书。

耶路撒冷建城五千多年，保持名称不变，且同属亚伯拉罕系宗教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依然视之为圣地。中国虽有邯郸号称建城三千多年以来保持名称不变，但早已没有了人们向往“学步邯郸”当年的时尚性和神圣性。罗马，作为一座城市，固然依旧名实俱存，且在西方的地位虽然早已不再像过去作为帝国之都城时那么神圣、重要，但“条条大路通罗马”之古谚依然沿用，并传遍了全世界。看似时尚的西方，其实也有保守的一面，就这一谚语的长用来说，显示着保留虚中之实，得意而忘形。

而在中国，比西方的罗马建城更早的长安，也曾经长期是东方帝国多个朝代之都城，也诞生了类似的谚语：“条条大路通长安”。但是，曾经的长安之地不仅不再是都城，而且也失去了长安之名，甚至连“条条大路通长安”，这一本来重在喻意而不必拘泥本体本意的谚语，也不再通行，而是仅仅存在于古文献之中。取而代之的有短暂流行过的“条条大路通北京”，而当前更流行的，似乎已同西方一样——“条条大路通罗马”。张家界的“南天一柱”（或曾称“乾坤柱”）也变成了“哈利路亚山”。还有许多城市、学校，都改了名。看似保守的族人，其实也蛮时尚的，追逐着实中虚，形变而神移。

不过，我们的大地，这本天人共写之书，似乎改版过于频繁，令人目不暇接，恐怕同吾族人之阅读与写作传统，也是密切相关的。

五

传世文献典籍多，并不一定被读。不大被读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是儒道佛三家皆缺长期反复阅读经典的普遍传统。另一方面，大概如同吾族虽然上帝众多，但却并不一定表示人们虔诚尊奉。血统是排他互斥的，上帝多，大概是吾族人以其强烈排他性的血统祖先崇拜传统，将人类共有的天道信仰宗法化的表现。虽然不能说吾族没有大致共尊的至上神，但或由于血缘或拟血缘亲亲文化之根深蒂固，人们似乎更乐意信奉不一定至上但自认为更亲近的某尊神。同时，这尊不一定至上的神，往往如同现管一样，有着近乎实际至上的地位。

经典的情况大概也类似。佛教各宗派所尊之经不一，即便各派都常读，其统一性也非常有限。本土宗教道教，所尊经典，不仅存在派别差异，而且还有明显的时代性变化。相对佛教，道教的宗法性更强。至于儒家，或因被称经者较少，派别差异虽有，但不如佛道明显，时代差异则更显突出。因此，中国的儒道佛三家或三教，既依赖宗法血统维系，也就多局限于血统，很难有超越血统的广泛协同性。如果偶尔有，实际上往往是王权强大的体现。至于某些族人对共产国际或资本国际的迷信，恐怕也不过是传统亲亲文化的外化。

与天文观测早期发达之后进步缓慢相似，在人类社会组织建设方面，吾族基于血缘家族维系的理论早熟而完备，其发展是近乎将一切组织拟血缘家族化，帮会、教团、家国同构的家天下王朝或诸侯，概莫能外。在超越血统的社会组织构建方面，建树有限。大概这也和国人或族人的阅读与写作习惯，有着密切关联。

吾族传统上帝众而崇者寡，圣诞多而过者少，典籍丰而读者稀。这些，可能互为因果，循环蔓延。

浓于水的血缘亲亲，维系吾族，也束缚吾族。亲亲，没错，凡人皆有之。亲亲，几乎无关文本。若过分执着于亲亲，恐难免轻视文本。轻视文本，自然不重阅读。不重阅读，势必影响写作乃至各种广义的设计、创作等等。

（待续。暂定后续题目：《阅读·写作·艺术·设计·礼仪——世界读书日感思之二》和《阅读·写作·契约·法规·电诈——世界读书日感思之三》）

2016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初稿发表于作者博客（易尔）

2018年11月18日转发于作者简书（辰阳子）

2020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因简博和谐转作者风闻（易则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