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你真的懂宋朝吗？_风闻

国家强大了，但很多人发现这还不够。比如，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认为，我们在宋朝就世界第一了，并远远超过当时的欧洲。

如果不说武功，而只说文治，那么宋朝可以说是中国帝制社会的文明高峰。

英国大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如果我能选择，那么我希望生活在中国的宋朝。”我国大学者陈寅恪也称赞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从技术水平、城市化程度等维度来看，宋朝的确是一个高峰。按照历史学家的统计，宋朝单位人力的粮食产量比唐朝高出30%以上。中国小农业态的农业技术基本上在宋朝就达到了顶峰。之后的元明清，农业技术再也没有跨越性的进步。

此外，在唐朝的鼎盛时期，中国人口不过5000万左右，在宋朝，多达1亿。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唐朝不过10多座，而宋朝超过50座。

那么，为何宋朝可以取得这样的成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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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夷狄”当官

最常见的观点是，赵氏皇族世世代代都尊重读书人，不杀大臣。先有人权，再有产权，宽松的治理氛围起到了保护产权的作用。所以，社会各阶层都努力创造财富，把经济和社会双双推向了帝制时代新的高度。

《清平乐》剧照

以上这种说法占据主流，但它是结果，而不是根源。宋朝皇帝尊重人权（主要是上流社会的人权），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根源是国家之间的竞争，倒逼着皇帝必须约束自己的权力，要给社会以更大的自由空间。

不像汉高祖、明太祖，宋太祖不杀拥兵的大将，“杯酒释兵权”传为千古美谈。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宋朝只占据中原，还没有统一南方，皇帝有竞争压力。如果过度残暴，士大夫和农夫都会往南迁徙。那个时代的南方割据政权，很多都明君，他们一直都在鼓励人口归附。

宋朝统一南方之后，国家竞争更加白热化，对手比宋太祖时代更有竞争力。我们看宋朝的地图，总会发现在这个朝代（北宋和南宋）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原王朝不过是三分天下的一方。辽国、西夏和北宋，金国、西夏和南宋并存。无论辽国、金国和西夏，文明程度都不低，它们都已经进入农耕社会，并且在努力学习汉文化和重用汉族知识分子。

北宋《文会图》局部，描绘文人学者以文会友饮酒赋诗的场景

三分天下，中国人一般会想到三国。但魏蜀吴的并列时间不过60余年，而宋朝的三分天下持续了几乎300年，各个政权多数时间都在友好通商和人才互通。比如，在北宋与辽国的澶渊之盟之后，两国边境竟然出现了很多自由贸易的特区，人民流动并不稀奇，而且很多中原的知识分子还热衷于去给少数民族政权当官。

去给“夷狄”当官的汉族知识分子，在这将近300年的时间内犹如过江之鲫，有的幸运儿还执掌了少数民族政权的国柄。韩德让就是这样一位奇人。

他出生于941年，比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小14岁。韩德让祖居河北，到了祖父一代，被契丹人俘虏，北上辽国为奴。但韩家的基因非常不错，几代人都长得魁梧雄壮，而且天资聪颖，懂兵法、能打仗，所以经过三代人的奋斗，终于实现阶层晋级。

有一说，韩德让成为了萧太后的情人，后来又成辽国“摄政王”。作为一个汉人，他在辽国的宫廷之中获得了超然的权力，他和萧太后同案而食，大被同眠，契丹贵族和朝臣竟然没有人敢表示不满。

韩德让影视形象

韩德让也是有功劳的。辽国得以胁迫北宋签订澶渊之盟，赢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便有他的筹划。他还在辽国确立科举制度，契丹和汉人官员一视同仁，唯才是举。在他与萧太后一起执政的时代，他为契丹这个游牧民族的政府治理带来了一次彻底革命，这符合契丹民族的长期利益。因此，他的风流和霸道，只是小瑕疵。

韩德让的传奇只是汉人服侍“夷狄之君”的千万个故事中的一个。这一时期，国家竞争三足鼎立的形态，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官员需求市场，确保了汉族知识分子的稀缺性，所以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君都必须学会尊重他们。因为，人才是可以自由流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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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人靠什么赢了朱家？

和宋朝截然相反的是明朝。

如果说宋朝是最尊重知识分子的朝代，那么明朝可能是另外一个极端。

你可能要说元朝，但元朝的问题是它的时间实在太短，所有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都没有什么存在感。因此，他们到底是怎么对待知识分子，也缺乏后人关注。

明朝很不同，它的存在感太强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异常残暴（但不少“皇帝爱好者”最喜欢他），胡惟庸和蓝玉两案，很大程度不过是权力洗牌，并非镇压农民起义，但皇帝却动辄屠杀上万人。这种对人权的蔑视程度，在中国的帝制王朝中也属罕见。秦始皇焚书坑儒，坑杀的儒生也不过数百人。

为什么明太祖敢这样做？因为他不怕国家竞争，通过海禁，明朝有效阻隔了中国和世界的交流，以及人民的合法流动。

建国不久，明太祖即下令“寸板不许下海”。胡惟庸和蓝玉两案爆发之前，明太祖还做了一件大事，撤销自唐朝以来存在了数百年，负责海外贸易的广州、泉州和明州三处市舶司，中国和世界的正常经贸往来被斩断。从此，明清两代统治者不再有国家竞争的危机感，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

除了向南、向东的海禁，还有向北、向西的陆地边境封锁。明朝的长城是秦朝之后最蔚为壮观的长城，比汉长城的规模还要大，中国现存长城，绝大多数都是明代修建。明朝修长城，前期主要是为了抵御蒙古，后期则抵御女真（满洲）。但不要忘记，长城对边境的封锁是双向的。

在电影《新龙门客栈》中，禁军教头周淮安要护送兵部尚书杨宇轩的家眷出关，就需要官方的文书。出关去哪里？关外是大漠，也是蒙古。这个去向，影片并没有详细交代，但可以看出，明朝对国民出境的管制堪称严酷。闭关锁国，除了海洋，还有陆地。

实际上，灭亡中原，大规模屠杀汉人，并不符合蒙古和女真的最大利益，他们更希望和中原汉人进行贸易，互通有无。但除了部分时段在少数城市进行官方特许的贸易之外，明朝长期都实行陆上封锁。在这种情况下，人才、货物根本无法自由流动，很多冲突即是这种封锁导致。

到了明朝末期，国家已经失去了对边境线进行有效管理的能力。

如果我们不考虑李自成的农民战争，从更大的历史视野看，那么明朝末年女真民族在辽东的入侵，等于第一次大规模摧毁了洪武皇帝构建的封闭国境线，国家之间开始形成竞争态势，乱世亟需的要素——治国之才以及顶级的战将（洪承畴、吴三桂等）开始自由流动。他们离开了皇帝成天猜忌、胡乱杀人的朱家政权，流向了可以凸显自身价值的少数民族君主。

女真族画像

在崇祯时代，明朝在辽东的大将只有两种命运，一是被崇祯杀掉，二是投降女真。至于战死，并非流行的选择。到了南明，崇祯王朝的满朝文武大多数都投降了清军，而不是选择和继承朱家大统的南明政权一起在长江流域打游击。事实上，由于汉人降将太多、太强，清朝初年还搞了分封制，专门为他们将设置了三藩。

明清交替之际，中华民族经历了一场深重的灾难，这是历史的悲剧。但朱家王朝的确是国家竞争彻底的失败者，这一点没有疑问，“明粉”不要拍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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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主义的读书人

从表面上讲，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和读书人似乎都非常歧视少数民族。读书人按照地理方位，将少数民族分为四种：东方的叫夷、南方的叫蛮，西方的叫戎，北方的叫狄。这些名称中有“虫”，有反犬旁，一眼就能看出歧视的味道。

此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也不断深入人心，凸显了汉人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与心理鸿沟，永远都无法逾越。

还有，大圣人孔子在评价管仲时，也说过这样的话：“微管仲，吾披发左衽已!”汉人的衣服是“右衽”，而少数民族是“左衽”。因此，孔子意思是，如果不是管仲做了宰相，辅佐齐国称霸，号令天下诸侯，一起抵御少数民族入侵，形成国防的规模效应，那么中土之人早已全部“披发左衽”，文化大倒退了。

其实，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只是表面，中国王朝历史上的汉族读书人从来就没有真正有过民族主义。比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其实出自于《左传》，意思是说楚国和鲁国的国君不同姓，因此必然貌合神离，无法一心，而不是说戎狄民族和中土人士的隔阂。

此外，孔子也并没有真正歧视过少数民族。《论语》里有这样的描述：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孔子想去东方夷人群居的地方居住。有人说：“那里文化落后，为什么要去？”孔子说：“既然有君子去居住，那么就不能说落后了。”显然，孔子认为教化足以弥补少数民族和中原的鸿沟，孺子可教。

实际上，在《论语》里，孔子还表达过对少数民族的称赞，以及对中原民族的失望。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句话的解释是，夷狄都知道尊崇君王，而中原（诸夏）却根本没有这种意识。孔子表达了对春秋末期礼乐崩坏，大臣僭乱的不满之情。

不过，对这句话还有另一种解释，即孔子认为：夷狄终究是落后的，即便有君主，也不如中原没有的好。两种解释到底是哪一种？这几乎成为千古之谜，为中国的古文教授留下了重要的研究课题。

但我们应该相信，孔子这样的大圣人，应该更加倾向于前一种解释。他并不是一位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位世界主义者，为了贯彻他的“仁”的理念，他可以奔走四方，永不停歇。

到了两宋时代，我们可以想象，有多少汉族的读书人于乱世之中，想来是一边默念着这句“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一边快步往北，穿越草原和大漠，奔赴“夷狄之君”的帷帐，要在那里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

某种意义上讲，数千年以来，中国帝制社会的精英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是机会主义人士。在缺乏严格的宗教约束和种族观念的前提下，他们最高的理想并不是家与国，而是人尽其才。无论是配置个人才华，还是配置巨额资产，他们都可能悄悄地在故土之外，给自己设置一个替代选项，且不为人知。

在国家竞争日趋白热化，交通与通讯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更是如此。

宋朝留给中国人的，不只是风花雪月的情调，以及关于中华文明的骄傲，还有更值得后人审视的启示。

国家竞争会是个好东西，它会对统治者形成强大的外部约束，让他们更加富有“道德感”，而读书人则获得“尊严感”。这是宋朝留给后世的最大启示。明白这一点，你才真的懂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