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贴钱送石油，大萧条要来了吗？_风闻

今天，这则新闻估计把不少人给看傻了：

纽约原油期货5月合约20日暴跌300%，收于每桶负37.63美元。

不少网友惊诧：这个东西原来还能是负的来着吗？意思我买一桶你还要倒贴我钱呗？

其实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倒贴，你现在提个桶去沙特买油人家也不会真的倒贴给你钱和石油，因为这是石油期货。

这其实是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半个世界都停工了，石油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很多工厂不开工了，石油的消耗大大减少，世界各国的战略储备基本也塞满了，所以快到期了，石油买家也不去提货，因为提了也卖不出去，运输和储存都要钱。

为了让买家愿意接货，价格就一降再降，最终跌破成负的了。

负油价，只是意味着将油运送到炼油厂或储存的成本已经超过了石油本身的价值，5月份的油挖出来放都没地方放了，不是真的有人要给你钱然后还给你塞石油。

如果疫情还这样发展下去，往后石油只能被迫停产，解雇工人了。这听起来有点超现实，不过其实类似的情况历史上曾经发生过。

在上世纪30年代，那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大萧条”中，就出现了这种荒诞事：

一个美国畜牧场主，买了些子弹屠宰了他的全部牲畜，拿到市场上买，结果得来的钱还没有他买子弹花的钱多。

而更被人熟知的，应该是“倒牛奶”，石油要更难办一点，因为石油还不能倒，倒了也不会自己分解，处理原油污染还要钱：

而这一幕，在如今的美国也出现了：

美国奶农们每天倒掉的牛奶高达1400万升，按20人民币一升来算，一天就得倒掉近3亿元！

90年前那场令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不愿提起的梦魇，这次真的会卷土重来吗？至少现在看起来已经有点内味了：

根据美国劳工部最新数据，全国近期失业总人数达到约2200万；短短四周内，美国经济就抹去了自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过去11年中几乎所有的就业增长。

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先后发出了警报：

“大萧条”又要来了！

让许多人感到担忧的是，全球面临一场新的大萧条的威胁，中国能“风景这边独好”吗？

难，需要看操作。

全球化背景下，外贸依存性较强的中国，几乎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而我们前两个月为全力抗击疫情实行的封闭状态，已经让我们在经济上付出了代价。

前两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系列一季度经济数据，一下子恐怕惊到了不少人：

GDP同比下降6.8%，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8.4%，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下降3.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9.0%。

这个状况，我们实在是太不熟悉了。

哪怕是非典肆虐的2003年二季度，当季度的经济增速明显小于其他季度数值，但也高达9.1%。

以GDP来说，这是1976年以来，中国首次出现GDP负增长，44年来头一遭，大家又双叒叕见证历史了**。**

今年开年才4个月，大家都没干啥，光顾着见证历史了。

而且大家不用担心，见证历史的日子远远不止今天，以后还有的是，搞不好甚至会让大家永生难忘。

中国想在这一场全球性的经济萧条中“独善其身”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和国家受到的一定全是负面影响。

危机之中潜伏着机遇，绝不是一句空话，操作得好，危机也会变成我们的机会。

面对我们并不习惯的“减缓”乃至“下降”或更大的困难，宏观政策和微观个人角度应该抱什么样的态度？

历史早就给过我们答案。

1

1932年，胡佛在大选中惨败给了罗斯福，在离任前，他给即将走马上任的罗斯福提出了这样的“忠告”：

“我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我们无能为力了。”

胡佛并不是个脆弱的人，他会说绝望，是因为当时的情况看来确实是毫无希望。

威廉·曼彻斯特在其著作《光荣与梦想》有关大萧条的部分是如此描述：

“长期在大街上晃荡的人也学会了一些生存的窍门。例如，用5美分买一杯咖啡，再要一杯免费热水，在热水里混入放在柜台上的番茄酱，就做成了番茄汤。

冬季，你可以在你的衬衫下塞满报纸，以抵御寒冷。

如果你知道要站在职业介绍所外排很长时间的队，可以用麻袋裹住你的双腿。

鞋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问题，纸板可以用来补鞋里的洞，放一些棉花在脚后跟可以防止鞋子磨脚。

纽约大街流行着这样一首儿歌：“梅隆拉响汽笛，胡佛敲起钟。华尔街发出信号，美国往地狱里冲！”

悲伤，饥饿，绝望，愤怒，几乎感染了每一个人。

1932年9月的《财富》杂志估计，美国足足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接近人口总数的28％。

数以千计的人跳楼自杀，即便如费雪这样的大经济学家也不能幸免于难——他在数天中损失数百万美元，顷刻间倾家荡产，从此负债累累，在贫困潦倒中与世长辞。

美国钢铁公司的股价从262美元高台跳水到21美元；通用汽车公司从92美元，缩水至7美元……

5000万人失业，不计其数的人流离失所，美国10万家企业在三年内破产。

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奄奄一息，全球工业生产下降37.2％，直接倒退至二三十年前的水平。

有一些关于小孩子的故事后来广为流传。

学校的老师劝小女孩回家吃点东西，小女孩的回答是：“不行啊，我家是轮流吃饭的，今天该我妹妹吃。”

一位叫莉莲的社会工作者说：“为了让孩子们吃饭，有些人自己一连饿几个星期，饿得直打哆嗦。”

罗斯福虽然开始实施新政了，但关键的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即便到罗斯福第二个任期的1938年还高达16.5%。

这个感觉让美国人对制度感到绝望。

因为此前的几乎整个20年代，美国都处在空前的“繁荣”之中，各种新鲜的金融产品营造的“超前消费”环境，使美国人民的生活改善日新月异。

那时候的收音机数量从1922年的6万台增长到了1928年的750万台。到了1929年，美国实现了2300万的汽车保有量，每五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拥有汽车。

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微观个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已成为一种“惯性”。

这种从山巅跌落谷底的感觉，彻底击碎了美国人对资本主义的信心。

尤其是当他们看到，除了自己之外有人过得好的时候，这种强烈对比让人不得不开始自我怀疑。

因为这场全球的危机中，有一个地方非但没有垂死挣扎，反而逆势发展，在全球一枝独秀，那就是苏联。

列宁和他的追随者们毕生信奉的是共产主义，声称要砸烂旧世界，那自然是资本家们的敌人。

另一方面，沙皇全家被秘密处决让依旧以王室统治为主的老欧洲心惊胆战。

沙皇尼古拉二世1911年全家合影

由于西方世界的敌对和封锁，苏联人在建国前几年工业产量不仅没增长，反而急速滑落。农业则相比1913年的产量降低了整整三分之一。

但是，大萧条为苏联带来了机会。

1928年，是大萧条的开始，而苏联正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搞工业化建设。

设备要更新，工程要建设，充满着对资本和技术的渴求。

恰好，资本主义社会是产能过剩，工厂开不了工，机器放在厂子里吃灰，随时面临倒闭。

没办法，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开始向苏联卖机器。

以前是苏联怎么说他们都不给，现在是他们反过来要求着苏联买机器。

以前苏联想要贷点钱难如登天，现在美国资本纷纷投资苏联，要不然钱没地方去。

1929年，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下专设了外国咨询中央局，它专门负责领导外国技术力量的引进和利用。

到年底，苏联同外国签了70多项技术援助和咨询协议。1931年初，苏联接受技术援助的项目增加到124项，投资总值达8300万卢布。

苏联有一家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它就是在美国近80家工厂的帮助下建成的，前后有700多个美国专家参与了这个过程，厂子里的机器也都是美国和德国卖过来的。

这家工厂1929年破土动工，十个月后就建成投产。

很快，一辆又一辆拖拉机从这里诞生。作为当时苏联最大的拖拉机厂，这个厂每年生产的拖拉机占全国产量的一半以上。

大萧条期间，苏联派了1千多人进入美国，把美国技术转移到苏联。仅1932年，在苏联各部门工作的外国专家就有2万人。

苏联在纽约的苏美贸易公司，平均每天都能收到300多份申请要求移民苏联。

图：苏美贸易公司针对大萧条做的宣传画

在资本主义世界要死要活的时候，苏联反而逆势上涨，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强国。

二战开始之后，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更是成了战场英雄，从这里驶出了无数T-34坦克。

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期间，德军一度占领了80%的地盘，拖拉机厂的工人们甚至一边反击敌人，一边在弹片横飞的车间里坚持生产。

坦克造好之后，根本没时间进行调试和检修，就直接从生产线上开下来，坦克兵开着就上前线。

最危急的时候，甚至连工人都要进坦克上阵杀敌。

但因为有着足够强大的工业实力，苏联最后还是战胜了法西斯。

想象一下，如果你身处当时的世界，看到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截然不同的景象，你会怎么想？

那个感觉和我们现在看到全球疫情下半场，美国英国防疫的诸多丑态是一样的——西方走在了错误的道路上，他们的制度上的问题正在疯狂暴露。

那时候的人也是这样的，在强烈的现实对比面前，在这样前所未有的危机面前，全世界都掀起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浪潮，资本主义的精英们也和他们眉来眼去。

原来，共产主义被很多人当成空想的，不切实际的东西，但在那个时候，全世界都在扛着红旗的路上高歌猛进。

美国上层社会的精英们意识到，如果资本主义再不自我改革，等待他们的就只有被共产党彻底颠覆政权一条路了。

2

美国内部失业的人太多了，已经燃起了共产主义的星星之火，火药桶随时都会炸。

底特律的救济事业停顿了，失业的人已经开始了一定程度的暴乱；林肯市有4000人占领了州议会大楼，西雅图市有5000人占据了10层楼的市政府大厦；5000名忍无可忍的芝加哥市教师闯进了市区的银行。

大街上的失业者越来越熟悉《国际歌》了，说不准哪天唱着歌就对着政府开枪了。

有一位42岁名叫路易斯·布登兹的激进分子，带着失业者联盟的群众就向哥伦布市议会大楼进军，他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

要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工农共和国？你这不是谋反是什么？！

实际上，早在十月革命之后，左翼思潮就已经在西方世界开始萌芽了。

今天的西方国家的工人，看到列宁站到台上，对劳工抛出手去大声疾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同志们……”时，不会有太大的感觉。

但在当时，产业工人被资本家疯狂剥削，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劳资关系相当紧张。

演讲中列宁的手，已经抛出了俄国国界，感染了全世界无数的劳苦大众。

就在美国，自认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的美国人占了工作人口的约百分之二十。

1919年，美国共产党在它的成立宣言中说：“共产主义不是打算要‘夺取’资产阶级议会的国家，而是要征服并且摧毁它。”

这种情况下，罗斯福提出“新政”，想挽救当时危在旦夕的资本主义，再不做点什么，美国“赤化”只是时间问题。

在就职演说的时候，罗斯福就有一段总结起来是这么几点：

大萧条的制造者是唯利是图的货币交易者，大萧条的根源是资本的货币利润；

资本的利润动机高于高贵的社会价值从而引发了危机；

重建美国的出路是让利润动机符合更加高贵的社会价值。

再看看“新政”的具体举措。

1、均贫富。

大幅度提高税收，增加公共开支，支持工会力量，规定最低工资， 推动劳工立法，推行社保基金体制，建立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等，为年老、失业和有病的人提供基本保障。

2、大搞基建。

工人不是失业吗？我就借钱给工人工作，罗斯福成立了一系列负责基础设施建设的机构，先后向公共工程投入200多亿美元，计划雇佣1400万失业者中的500万人进行公共工程建设。

著名的“总统山”（拉什莫尔山），1927年就开工了，但经济危机的到来使得这个项目很快遭遇了财政瓶颈，眼看要烂尾了。

正是在罗斯福新政给予的补贴下，这个工程才得以继续推进，并在1941年最终完成，工人们也不至于失业。

在社会主义国家看来，这些举措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看来，罗斯福就是个叛徒。

国会议员直接指责“新政”是“社会主义，它是否是共产主义尚待观察”。

“你这套东西，是从《共产党宣言》第十八页逐字逐句抄下来的！”

罗斯福当然知道这是“动摇国本”，但他更清楚如果不敢走出这一步，资本主义的末日就不远了。

因为不止美国底层，美国精英阶层也在越来越共产化。

小说家约翰·多斯·帕索斯甚至觉得，社会主义还“不够味”，把它比作喝不醉的淡啤酒，要更激进一点，直接上共产主义吧！

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B·奥尔森作为资本主义的一州之长，竟然对一位华盛顿政府官员说：

“告诉他们吧，奥尔森正在给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招募队员，谁要不是共产党，他就不收！”

罗斯福参考社会主义，给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做“改良”，结果选情一片大好。

美国一家报社的记者说，钢琴老师没工作，政府就贷款数百万美元，雇这些钢琴老师去给饭都吃不上的孩子们上钢琴课。

普通工人没工作，政府就花钱雇了7000个人，去编一份10个人就能编的《美国旅游手册》。

事实证明，老百姓才不管你这套是不是和共产党是雷同卷要判零分，能让他们有工作，吃饱穿暖就行，哪怕这工作看上去有点没事找事。

罗斯福虽然没有把资本主义的固有问题解决，但是他的改革成功帮美国把命拖了下去。

在全世界都陷入经济危机的时候，世界就被迫进入了比烂模式，谁烂得比对手慢一点，谁就能笑到最后。

事实上，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主动去改革，就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上世纪20年代的繁荣时代，恐怕没有美国人会认为国家和自己还需要作出什么改变，国家、政府层面的自由市场信仰，个人层面的热衷炒股、超前消费，一切看起来都是那样“正确”。

1928年胡佛进行总统竞选时，还骄傲地宣称：

“感谢上帝！今天，我们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最终战胜贫困！”

如果没有“大萧条”，也许美国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不会发现自己的问题。

哪怕到了今天，由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横行，对当年罗斯福新政实际的经济贡献争议越来越多，但有一点却是资本主义世界怎么也会认可的：

罗斯福当年的政策挽救了资本主义制度。主动的“赤化”避免了被大萧条中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彻底颠覆制度的危险。

危机中，往往能够发现那些在顺风顺水时发现不了、甚至还深以为然的问题。

到了今天，全世界同样又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危机，而我们看到的是，这次西方国家的精英们，再也没有了当年的意识和胆识，他们不断甩锅、推卸责任、拒不承认自己的问题。

媒体去采访“历史终结论”的福山，福山哪怕在如此血淋淋的现实面前，也不肯承认制度和疫情治理之间是有联系的。

基辛格发了一篇《新冠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字里行间都在担心美国丢掉世界领袖的地位，但特朗普政府显然对反思这一点置若罔闻，还在不断透支美国的国家信用。

在拒绝承认问题，拒绝改变自己的那一刻起，西方世界已经病入膏肓了。

他们宁愿看着自己的民众因为病毒感染数十万上百万，死亡数万人，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哪怕一点点问题，更别说去改变它，去扭转某些畸形的制度了。

我们这个时代的“病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荒唐事，正活生生地发生在我们眼前。

而中国想要和他们不同，想要在危机中抓住机遇，从上层的精英到下层的民众，都要能够意识到我们目前存在的问题，并积极地去改变它。

3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曾经引发了中国对之前一些“主流理念”的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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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年次贷危机之前，中国的经济领域有着这么几样“金科玉律”：

产业结构上，第三产业（服务业）比重越大越好；

西方金融体系十分牢靠，外汇储备越多越好；

以加工业为核心的外贸生产比较优势大，来钱快，应进一步加强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

更有大量的新自由主义者对市场作用进行过度鼓吹，并力推让中国的市场经济更加“自由”。

看上去，这些确实是中国经济此前取得高速发展的助推器。但到了危机真正降临时，才能发现，这些“平时”的好东西竟有如此大的“副作用”。

比如说产业结构的问题。

在次贷危机前的数年间，美国一直推崇所谓的新经济概念，鼓吹世界产业结构正从工业型转为服务型经济，从而美国的经济发展逐渐忽略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在金融危机前认识到实体经济压缩造成的空心化危害的人并不多，一味追求“效益”的思路下，全球普遍陷入服务业（尤其是虚拟金融业）至上的热潮中，中国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相信不少人都记得，当年的中学教科书上产业结构饼状图，第三产业越大越发达还是标准答案。

但是，在次贷危机后，维护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声音开始崛起，如果各位回顾一下，就会发现**“工业党”概念的真正建立和成为“显学”，也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

无论是社会思潮还是政策层面，当年那场危机，都成为了中国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这也才有了后来的中国制造业反超美国成为第一工业大国，至今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仍是我们的最大底气。

无论对国家、政府还是个人，重大的危机也都是自我调整、革新的机会。

金融危机后，很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所带来的风险，认为应把原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一马当先，调整为出口、消费、投资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地拉动经济增长。

但是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转型还没有完成，就遇到了危机。

内需的拉动仍不充足，外贸的转型还很不充足，无论是去年的贸易战中还是今年的疫情影响期间，外贸加工业仍是受冲击最严重的那个。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内忧外患，更是深化改革不得不做的关键时期。

中国一开始由于疫情，封闭造成了消费不足，产品、服务生产被压缩了；

到了现在，国外的疫情发展，又使得以外贸为基础的大批生产企业面临危机乃至倒掉的风险。

这与大萧条的情况十分相似（虽然成因不同），当时生产力的提升和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得短时间内形成了“生产过剩”。

比如美国，从1920年到1929年，工人每小时的工资只上升了2%，而工厂中工人的生产率却猛增了55%；

当大萧条袭来，大量工人失业，就更无力消费这些产品，反过来促成大量生产企业歇业或破产。

但是，这些需求并不是真的消失了。

作为“世界工厂”，工业、以及工业化的新农业、新型服务业的产出能力，能够使得即便在生产萎缩的处境下，通过合理的调控调配，始终具有恢复和扩大生产的能力，从危机中恢复的过程中掌握先机，就看我们怎么操作了。

新基建、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都已经上路，控制房价，持续扶贫一直都在做。

还有一带一路的投资，拉拢欧洲可以撬动的国家，等等等等。

最重要的是，美国在疫情中已经一头撞死的南墙，我们不要再碰了，永远要记得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地分配到老百姓身上，解决好内部问题，才可以笑到最后。

微观到个人的角度，如果不能维系工作—工资—消费的流动，对个人来说同样是致命的威胁。

个人无法跟时代硬刚，我们都要做好过长时间苦日子的心理准备，但尽量地防范风险是可以做到的：

保障自己的工作，避免高风险的跳槽；尽可能不要去冒险动用高杠杆，把投资的手收一收，保护个人的现金流；如果一定要投资，可以瞄一瞄当前我国还较为薄弱的领域的公司，因为那很可能是危机中和危机后国家的重点发展方向，以后出现涨势是必然的。

还是那句话，2020年我们见证历史的时刻，绝不只有今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徐徐拉开帷幕。

不要害怕危机，也不要畏惧改变，历史已经证明，在危机中，如果想不退反进，唯有一招——自己比危机跑得更快。

正如罗斯福所言：

“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