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被“隔离”的日子_风闻

作者：殷万妮

编辑：江   岳

01

17年前，那场非典见证了中国电影从高点向低谷的滑落。

2002年12月15日，国内首例非典患者入院就诊，几乎同一时间，内地上映一部即将改变中国影史的电影——张艺谋的《英雄》。

自从14号上映，《英雄》连连报捷，仅用3天就超越了此前票房最高纪录保持者《泰坦尼克号》，最终票房收获2.5亿，占2003年全年总票房的四分之一，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票房过亿的影片。

如今，票房过亿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2002年，影院数量极少，全国仅有1843块屏幕——作为对比的是，现在内地院线屏幕有6.8万块。如果进行换算，当年的2.5亿，相当于现在的近百亿。

**张艺谋的电影生涯从此断为两截。**此前几年，他遭遇票房低谷，2000年的《幸福时光》更是让他背上了“票房毒药”的名号。关于张艺谋“江郎才尽”的讨论甚嚣尘上，那年，他50岁。

《英雄》成就了他。

张艺谋为这部影片拉来3000万美元的海外投资，制片人江志强尽情释放着在豪华演员阵营上的想象力。筹备时，他不断追问张艺谋，“要不要梁朝伟，要不要张曼玉，要不要李连杰……”

张艺谋起初不以为意，觉得不可能有这么多巨星来为一部文艺片造势。后来，一切成真。虽然全程参与电影制作，但他还是被以几何倍数增长的投资和阵容惊到了。

图：《英雄》工作照

三年后，《英雄》上映，中国电影大片时代由此开启，但争议也随之而至：“一部充满噱头的烂片”、“意识形态价值观有问题”、“大明星、大制作、大场面，可我什么都没看懂”……诸如此类的批评声此起彼伏。票房虽好，但《英雄》口碑一路跌坠。

张艺谋一度沮丧。但2003年，当他再度谈起这部影片时，态度坚定：

“《英雄》当然有很多缺点，我自己不认为它是一部完美无缺的电影，但最重要的是我做了一件事件，这件事情一定是做对了：就是如何让观众不看小屏幕，要看大银幕，张扬视听魅力。这一切都做到了。”

的确，张艺谋一定程度上拯救了沉寂的中国电影行业。世纪末，内地电影院观影率极低，到2002年时，因入不敷出而被迫改成歌舞厅的电影院不计其数。至少，《英雄》把中国观众拉回了电影院。

可惜，创下无数纪录的《英雄》刚激起电影人的信心，非典疫情的骤降又无情地把电影市场拖至冰点。一切始料未及。

4月26日，北京市政府下令关停所有公众聚集性娱乐场所，电影院歇业近两个月，生存艰难。牵一发而动全身，受非典影响，《英雄》出品方也被影院拖欠了500万票款。

历来是全国重点票仓的广州，受疫情影响，2003年的总票房相比头年减少50%。大量原定于2003年上半年上映的电影纷纷改档至下半年。而坚持在4月25日上映的《指环王2》毫无意外地遭遇重创，票房不足去年同期《指环王》票房的一半——后者在2002年高居国内票房亚军宝座。

停拍、撤档、延期、项目搁置……疫情犹如一把尖刀悬在众多院线及影视公司的头上，随时都可能落下，结束掉他们奄奄一息的生命。

活下去，成为电影从业人员唯一的目的。

02

冯小刚没有停工。

2003年的非典疫情，并没有如今天这般，导致所有的影视基地停工。部分剧组选择了在防护中继续拍摄。

为了赶上贺岁档，冯小刚的《手机》剧组“逃离”北京，先是落脚在河南某地，随后又转战到山东青岛拍摄。

不料，媒体曝光后，当地居民集体抗议，要求剧组封闭式隔离14天。冯小刚剧组刚落地，便立即前往疾控中心体检，所有人员身体状况确认无误后，便自行在一幢18层酒店里隔离。拍摄，也在这里进行。

几经波折，拍摄进度是勉强保住了，冯小刚却依旧为难。

且不提消耗的时间和金钱成本，《手机》剧情的背景是在北京，怎么避免出现穿帮镜头？情节该如何接续？场景又怎么不见痕迹地自然转换？这些都是问题。

青岛的山与海自然不能入镜。而为了让影片整体更加连贯，冯小刚决定重拍在北京门头沟已经完成的部分镜头，以作备用。好在，当时影片的重头戏已经在北京全部拍摄完毕，在青岛的拍摄任务主要是加工，进行小幅度的修改和补充。

**冯小刚在青岛很低调。**往年他每次拍摄贺岁片，都会被各大媒体的娱乐板块追踪关注。在特殊的2003年，疫情冲淡了往日的焦点。

尽管如此低调，《手机》剧组依旧遭遇了不少白眼，剧组“京”字车牌被当地人说成是“SARS”牌照。更夸张的是，有一天，没有拍摄任务的葛优想出去透透气，便约了剧组成员去桌球房打球，没想到刚到店里，就有陌生人拿着消毒喷雾剂尾随其后，一行人顿时失了兴致。

冯小刚在暗自蓄力，“中国观众看我的电影所带来的快感，是好莱坞那些大片永远不能够给他们的！”

《手机》最终在2003年12月上映，引起轰动。

图：电影《手机》剧照

彼时，手机还是人们生活中新兴的通讯工具，它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沟通方式。在手机远远没有如今这样普及时，冯小刚就给人们敲响了警钟——技术的出现降低了沟通成本，然而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因此而走近，隔膜仍未冲淡，感情的苍凉与算计如一。

凭借平实的电影内容和深刻的主题，《手机》力压《哈利·波特与消失的密室》以及《黑客帝国2》、《黑客帝国3》，以5600万的票房拿下年度票房冠军。虽然没有复制前一年《英雄》的票房神话，但《手机》还是给低迷的电影市场注入了信心。

2003年，国内电影产量虽然比前一年增长40%左右，但整体票房并不好：8部票房过千万的国产片，总票房仅2.05亿。

6月底，北京从疫区名单中除名，但电影人期待中的复苏并未降临。

下半年，当时处于人气巅峰的赵薇接连四部新片上映，除了《天地英雄》收获年度票房亚军以外，其余三部《炮制女朋友》、《绿茶》、《玉观音》票房惨败，赵薇也因此成为新一届“票房毒药”。

其他想在票房上冲刺的影片也相继落马。影院的冷清，让“赚钱难”成为电影人心头的隐痛。

03

2003年是香港电影濒临死去的一年，也是它破茧化蝶、重获新生的一年。

香港是世界上遭受非典打击最严重的单个地区，甚至超过重疫区北京。据统计，中国内地非典患者累计死亡病例349人，而香港一地，死亡人数高达300人。

其中，淘大花园在3月31日当天感染人数激增至213人。港府当即采取史无前例的紧急行动，将淘大花园感染率最高的E座公寓隔离10天。

在这场香港史上影响最大的安全公共卫生事件刺激之下，人人自危。而2003年对于香港影坛来说，噩耗才刚刚开始。

2003年4月1日18点41分的到来，带走了香港的一个时代。陪着一代港人成长的张国荣从文化东方酒店纵身跃下，他在这个不平静的时间永远离开。

当天深夜，香港民众不顾疫情，自发聚集在坠楼地点，举行烛光追悼活动，并集体合唱他的经典名曲《风继续吹》，直至天明。

台湾作家白先勇曾经在一篇纪念亡友的散文《树犹如此》中，写尽了生死两隔的怅惘离愁与落寞凄绝，用在这里倒也应景。

“美中不足的是，抬望眼，总看见园中西隅，剩下的那两棵意大利柏树中间，露出一块愣愣的空白来，缺口当中，映着湛湛青空，悠悠白云，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

人间离思没有冲淡阴霾。

非典和张国荣的去世，让第22届香港金像奖一波三折。数次传出将延期之后，金像奖颁奖典礼最终在4月6日晚如期举办，但红毯环节被取消，内地明星也没有到场，所有人都戴上了口罩。

颁奖开始前，主持人曾志伟发声谈到重压之下的退却与前进，鼓舞士气，“无论1991年的华东水灾，昆明的地震，台湾9·21（大地震）事件，我们香港演艺界都会走在最前面，去关心他们，帮他们筹款，今天我们家里有事，我们不可以自乱阵脚。”

“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又一次得以彰显。

颁奖典礼上，为了悼念逝世的张国荣，四大天王同台演唱了《当年情》。而那年的影帝由《无间道》主演梁朝伟夺得，《无间道》获得16项提名，并最终一举拿下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重要奖项，成为那晚的最大赢家。

图：梁朝伟在戏中的经典回眸

如今看来，《无间道》也成为了香港电影最后的辉煌。

非典只是一个诱因。究其根本，是香港电影早已面临日薄西山的命运。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香港电影最辉煌的时候，高峰时期的电影年产量曾达到三百多部。制片快，制作周期短、产片数量多成了香港电影的一大优势，从筹备到上映，最快七天就可以完成。

比如92版的《家有喜事》因等待原定演员档期延误了不少时间，后来找周星驰替换角色救场，该片最终仅用了13天就完成拍摄，并成为当年卖座的贺岁片。93年由王晶执导的《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更是在一周左右就拍摄完成，是一部标准的“七日鲜”电影。

快速的反应和大规模的商业化复制曾经创造了香港电影的辉煌，但它也为日后香港电影的衰落埋下伏笔。

搞笑、武侠等电影素材日趋同质化，透支了观众的耐心和新鲜感，而香港电影曾经拥有广阔的亚洲市场，也在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下，空间也变小。

1997年的金融危机更是让香港电影雪上加霜：电影相关的投资全面萎缩，直接导致电影数量骤降——从巅峰时期的三百多部锐减到五十部左右。到2003年时，香港电影的从业人员已经从巅峰时期的两万人减少到不足五千人，产业人才也在不断地流失。

香港电影需要出口，而打入正处于快速发展的内地电影市场，成为困境中香港电影为数不多的选择。

恰逢此时，一条改变中国电影命运的协议CEPA应运而生。

04

CEPA协议是内地和香港出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目标，而签署的两地之间自由贸易协议。最初，香港电影并未被纳入其中。

时任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的吴思远嗅到了机遇。

吴思远、黄百鸣等近百名香港影人集体赴京，申请将电影行业纳入CEPA范畴，最终得以如愿。根据协议，香港华语影片在内地发行不再受进口配额限制；在香港与内地的合拍影片中，港方工作人员比例可高达三分之二，合拍片在内地发行与国产片同等待遇。

**2003年，内地同香港签订了CEPA协议。**2004年1月1日，协议正式生效，港片就此搭上了进入内地的直通车。

《无间道3：终极无间》成为了CEPA实施后第一部在内地上映的香港内地合拍电影：梁朝伟、刘德华和陈道明联合主演。电影自2003年12月11日上映，两周在内地票房就突破了两千万人民币，并最终在华语电影内地总票房排名第三。

然而，香港电影北上并不容易，看似简单的合拍电影，却经历了漫长的磨合期。

香港电影人一度犹疑彷徨，他们一方面担心内地观众能否接受香港电影的风格，另一方面也担心内地的电影审查制度。

黄百鸣导演的《开心鬼》和《家有喜事》系列电影在香港非常卖座，但北上拍摄合拍片时，他却选择了用更加保守安全的武侠题材试水。

由黄百鸣投资、徐克导演的电影《七剑》搭上了CEPA的首班车，公映后的反响大大出乎黄百鸣的预料。他信心大增，迅速与《七剑》主演之一甄子丹签下三年协议，准备在合拍片领域大干一番。

图：电影《七剑》海报（左下— 甄子丹）

结果黄百鸣扑空了。此后他的几部合拍片票房一路下跌，从《七剑》八千万的票房跌到《导火线》的三千万票房，惨不忍睹。

黄百鸣的尴尬境遇不是个案。

2004年，合拍片里，除了周星驰的《功夫》取得1.6亿票房之外，其它均表现平平。香港电影进入内地后表现出明显的“水土不服”。

黄百鸣开始思考该如何扭转颓势。

此时，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电影给了他灵感。《功夫熊猫》取材来自中国功夫文化和国宝熊猫，中国元素与影片融合的流畅自然，毫不违和，在内地取得了票房过亿的好成绩。

黄百鸣决定去碰当时罕有人关注的功夫题材——这次他走对了。2008年《叶问》上映，票房过亿，并一举荣获金像奖、金马奖和华表奖。

更重要的是，《叶问》的成功给了香港电影人启示：唯有题材不断创新变化，丰富电影类型，且注重内地市场的喜好，才能真正开拓市场。

于是，香港电影工作者不再于嬉笑怒骂中停留，而是高歌猛进，着力去探索更宏大的文化和历史议题。

《叶问》系列、《梅兰芳》、《唐山大地震》、《让子弹飞》、《建国大业》等合拍作品皆生产于这个阶段。经过五年的磨合，合拍片走向成熟，香港和内地的合拍电影，逐渐成为领跑内地电影市场的佼佼者。

**这场变革，也让内地电影从业者打开了视野。**更多导演不再受限于“电影的本质是艺术、是文化，它要有深度”的僵化概念，而是望向观众和市场。

香港电影在制片管理、商业化运作等方面优于内地，而内地电影人对于剧本、文学、素材的把握也为香港电影人带来了独特的创作灵感。“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有太多的元素可以供我去想象，去创作，这个对于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周星驰在一次采访中说道。

两地在融合中走向了双赢，而双赢的结果便是中国电影实现了跨越式的进步。

05

“我们好不容易这些年建立起来一个广泛的电影院线，包括很小的城市现在也有电影院。受到打击后，这些影院如果能坚持下来，那么中国电影业的体量就还在。如果很快削弱、减少很多，那就很可惜了。”

2020年3月，第六代导演贾樟柯在微博上写下了他的忧虑。

贾樟柯的忧虑有一定道理。

自2003年中国电影启动产业化改革以来，大陆的民营公司获得了和国营制片厂平起平坐的身份，开始成为电影市场主力。2003年8月8日，随着华夏电影发行公司正式揭牌，中影在发行市场50年来垄断进口发行的局面就此终结。

截止2003年年底，七家民营企业获得国产电影的国内发行资格。院线制彻底打破了此前画地为牢的垄断发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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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电影产量逐年增加；制片单位不断增多；影院建设方兴未艾；电影市场从低迷走向活跃，票房逐年递增……变化仿佛多骨诺米牌一般接连发生，国内电影产业被真正激活。

最直观的是，到2006年、2007年，排队买票的现象成了电影院随处可见的场景。而这一热闹场景是无数电影人曾期许的。

从2008年至2018年这十年间，中国内地电影总票房实现了从43.4亿元到609.8亿元的跨越。中国踏上了电影产业加速发展的快车道，成为全球第二大票房市场，银幕数更是高居全球第一。

2018年，影视行业经历短暂的寒冬，同时也加快了优胜劣汰。电影人曾把希望寄托在这个春天，如果没有这场疫情，业内人士曾预测，2020年春节档票房将突破70亿元大关。

但希望如同泡沫般破碎。

持续增长了十年的春节档票房，在2020年被拖至冰点。如贾樟柯所忧——有的影院，甚至不能挺过这个春天。对于很多中、小影院，春节档的票房收益占到年度总收入的30％。

从1月24日（除夕）至今，中国线下电影市场已停摆两个多月。如今，还有超过1万家电影院尚未恢复营业，全面复工的日子遥遥无期。而观众消除内心恐慌，重新坐回影院的日子，更加遥远。

贾樟柯曾经困惑。

发行作品《山河故人》时，中、小城市影院的院线不给排片。当得知理由是那里的观众不会看这类电影时，贾樟柯很无奈。“我就是在县城里长大的，那时候我既看《峨眉飞盗》也看《老井》。或者院线是对的，但情感上不愿意相信。我们能做些什么？”

如果说十年间，院线编织成了一张密集的网，覆盖在中国的大多数土地，那么，以贾樟柯为代表的电影人曾试图补全这只网的缝隙，比如下设电影节，播放院线不常有小众文艺电影。

贾樟柯试图在眼下的土地耕耘，能多一寸便是一寸，哪怕只是角落。

如今，疫情将这张大网戳破了一个洞，眼见它被一点点撕裂、摧毁，电影人自是见不得这悲剧的发生。

回到17年前，非典见证了中国电影产业的起落和电影人的自救传奇，如今，无论宏观的经济环境还是电影环境，都不可同日而语。

非典时期，中国经济处于景气周期，90年代改革的红利爆发，经济高速增长，人口红利巨大，市场爆发力强。如今，全球经济陷入低迷，市场人口红利衰退。

自救，难，但并非不可能。

强压之下必定也孕育着反弹的蓄力和重生的契机。

2018年，国内影视行业就已遭遇人口红利消散的困境，电影产业迭代是必然。

《囧妈》线上发行，开辟新的上映渠道，在影视行业引发震荡。可以预计的是，从发行、营销乃至制片数字化方面，疫情后或许都会出现更多的创新。

今年2月21日，贾樟柯的纪录片新作《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在第7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全球首映。影片聚焦乡村文学，以四位作家为主体叙述者，通过18个章节讲述了1949年以来的中国往事。

图：《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海报

影片的名字最初是《一个人的村庄》，后来换成了《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取自余华在影片结尾的访谈：

“小时候我在海边游泳，那时，海盐的海水是黄色的，而学校发的课本里却说海水是蓝色的。有一天，我游了很长一段距离，一边游一边想着：希望游出浑浊的黄色海水，一直游到大海变蓝。”

在柏林电影节记者会上，贾樟柯把它解释为一种愚公移山的精神，“虽然长期浸没在某一环境中的个体不会感到变化，但是只有每一个人集合每一点努力去推动，世界的变化才会加快。”

灾难从来都是灾难，但我们得以在疫情里对比并窥探中国电影的命运，去感受电影人的坚韧和不凡。灾难只是按下暂停键，可即便是暂停的画面，也足以让人们看见——中国电影不会死，中国电影人也从未低过头。

正如贾樟柯所期许的一般，所有人正在等待万物复苏，海水变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