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年要面对上千名露宿者，但只能帮助他们中的30个脱离这种生活_风闻

来源：一席

张潇，北京和风社工事务所主任。

每一个露宿者其实都是生活在一座孤岛上。他们有的是被自己的身体困住了，有的是被自己的社会角色困住了，有的人可能就是被自己的一个想法，或者是一个心结给困住了，而我们社工要做的就是尝试着带他们从孤岛里面走出来。

他就像一个邻居，只不过没有房子

2020.04.12 北京

大家好，我叫张潇，来自北京和风社工事务所。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他就像一个邻居，只不过没有房子。

我们先来跟这些邻居打个招呼。

如果你晚上去过肯德基、麦当劳这种24小时的营业场所，你一定见过这样的画面，你会发现里面坐着一些人，他们好像也不点东西，在那一坐就坐一宿，你也会看见有些人随便找个角落就睡下了。这些人跟店员之间好像有一种默契，店员也不轰他们走。

你可能见过这样的地下通道，有的人身边带着锅碗瓢盆，好像他们在地下通道里生活。

如果你夜里去取过钱，你可能还会见到这样的场景，有的人就直接住在自助ATM机的空间里。我不知道如果这会儿你想取钱的话，看到这样的场景你还会不会去取。

还有一些人，我们没法去说他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域里面，他就直接睡在大街上。

当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画面，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觉得，他们很脏，他们很可怕，如果遇见这样的情况，我可能得绕着点走。

但同样一群人，如果把时间切换到白天，你可能会看到不一样的他们。他们有的人在工地充当力工，有的人在拾荒，有的人成了我们身边的环卫工人，还有的人钻进了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从大货车上往下卸瓜果蔬菜。

当然他们绝大多数人跟我们一样，好像有什么自己的事要做，然后把自己的行李打包起来，跟我们一起进入这条人流。

我们将这群晚上无家可归的露宿街头的人叫作露宿者。而我们是一个社工机构，现在有8个全职的工作人员，专门为露宿者提供服务，协助他们脱离露宿状态。我们给自己定了一个使命，就是要帮每一位露宿街头的朋友获得被尊重的力量。

在2014年我们刚开始接触这个群体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疑问，比如说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不回家？他们为什么露宿街头？所以在2014年夏天到2015年春天的时候，我们对北京市三环以内的所有露宿者做了一次大的调查。

在整个露宿者群体里面，包含了访民和弃访人员，也包含了一些外来务工但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人，包括拾荒者，还有一些离家出走的人，没有亲属抚养的人，还有一些好像看起来精神不是那么正常的人，也包含了我们每个人都见过的乞讨者。

实际上在露宿者的这个群体里面，他们遵循的是最原始的，甚至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比如说年轻的露宿者会去抢年老的露宿者的东西，比如挂面什么的。

我想单独说一下乞讨者，因为在整个露宿者群体里，大家也都很鄙视或者很排斥乞讨行为。露宿者跟我们一样，也会认为我有手有脚，你看我都露宿街头了，我也不会去伸手管别人要钱。因此我想说的是，我们遇见的绝大部分乞讨者，他们很有可能都不是露宿街头的，或者说他们其实是一种有组织的乞讨行为。

好，我们回到正题上。其实我们还是想问，他们为什么要睡在外边？如果你对我们国家现行的社会救助政策有所了解，你可能还会继续发问，明明有救助站，他们大多数人为什么不去接受救助呢？我们看一下他们是怎么说的。

他们是谁？为什么露宿街头？

他叫“145”，是我们的一个服务对象。我们刚开始跟露宿者接触的时候，往往不知道他们的真名，所以会根据他们的一些特点去起一个代号，后来慢慢地跟他们混熟了，这些代号也就懒得改口了，就这么一直叫下来了。

我们之所以叫他“145”，是因为他的身高只有一米四五，比较矮。最开始的时候他来北京找工作，找不着，为了压缩生存的成本，就开始露宿街头。后来他找了一份工作，仍然露宿街头。为什么？因为住宿需要花钱。

然后就有人问他，你都活成这样了，你为什么不回老家？回了老家之后好歹你自己有个房住。当你把这个问题问出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145”的另外一面。

他还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跟妻子离异之后，孩子一直是跟着哥哥嫂子一起生活，所以“145”心里很清楚，一旦他回家，哥哥嫂子就要把孩子交给他，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也不想去抚养自己的孩子。

因此我们会说，有很多的露宿者之所以露宿街头，其实是对社会角色的不适应。这里面包含他作为父母的角色，作为子女的角色，还有夫妻的角色，包括一些上下级关系。有很多人露宿街头其实都是没有适应这种社会角色，他宁愿露宿，也不愿意回到原来的那个环境里面，所以“145”其实是有家不想回。

他叫“彩票”，是另外一个特别可爱的服务对象。“彩票”是北京本地人，原来因为犯罪被判了十年，刑满释放之后，“彩票”就落下一个病根，就是特别害怕警察，或者说他害怕的不仅仅是警察，是所有的公权力。他只要看见这种穿着制服的人，他就结巴，就说不出话来。

刑满释放之后他的第一想法是回家，但是家人拒绝接收他，不认可他这个人。后来“彩票”又去了街道，去申请他的低保，申请救助。我们也不知道别人是怎么跟他说的，但是按照“彩票”自己的话说就是，“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我们说你得继续去跟人家申请，“彩票”说，不是我不愿申请，我就是不愿意跟他们较这个劲。所以他宁愿露宿街头，每天靠拾荒为生，也不愿再去申请救助政策了。

“彩票”的生活轨迹是这样的，他白天会推着一辆三轮车，满大街地走，翻垃圾桶，捡各种能卖钱的东西，到了傍晚的时候，他就会找一个废品回收站，把这些东西全卖出去。

如果人家废品回收站正好要装这个垃圾车运出北京，那他会再帮人把废品装到垃圾车上。这么一天下来差不多有不到一百块钱的收入。这一百块钱就很尴尬：你吃饭喝水什么的都够，但是想要给自己找个住所就很难。

一直到我们给“彩票”服务的第二年，才慢慢地降低了“彩票”对这种公权力的畏惧感，我们跟他一起去重新申请了低保。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我们给他服务的第二年，但是对于“彩票”来说，这是他露宿街头的第二十年。

我们刚刚说了有的是有家不能回的，也有的是不想回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四妹”。“四妹”是我们同行转介过来的一个个案，她被老乡带着来北京做生意。他们所谓的生意是什么呢？就是卖淫。

后来这个卖淫窝点被警方端了，因为“四妹”本身是未成年人，所以警方只对她进行了训诫，然后就放她出来了。但摆在“四妹”面前的问题是，我出来了，卖淫窝点我肯定回不去，你让我去哪？就是这么个问题。

我们帮“四妹”联系了北京市的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未保中心的人帮“四妹”临时解决了住处，然后以后也会送她回家。但是这会儿我们自己就琢磨，得赶紧跟“四妹”家里联系一下，让家里面知道有这么一个事。

我们就给“四妹”的妈妈打了电话，把这个情况跟她说了。她妈就问我们说，我们寨子里的姑娘都这样，不这样的话她们怎么生活，谁给她们钱？我们就觉得这妈不行，得联系她爸爸去。

我们就又去联系她爸爸，她爸就说我在外面打工，家里的事我不管，你们要是有能力，你们就养着，这闺女送你们了。所以就是这样的情况，“四妹”是有家庭，家庭却在把她往外推。

我们刚才说了有家的，现在说没有家的，“道哥”。“道哥”是我们的一个岁数比较大的服务对象，“道哥”年轻的时候在北京南城地面上是有一号的人物，后来因为犯罪，投机倒把，被判了十年的劳动改造。

在他劳改的时间里，劳改农场改制变成了监狱，所以当“道哥”刑满释放的时候，他拿到的是一个监狱开具的释放证明。他拿着释放证明回到了北京，去找人重新落户。人家跟他说，你走的时候是发去了劳改农场，你回来的时候开证明的是监狱，你得先证明这劳改农场就是这监狱。

“道哥”一听，那我找谁证明去？爱谁谁吧，就一破户口，不要了，怎么不是活呀，这是“道哥”当时的想法。

后面十几年他就一直跟朋友做小生意，结果生意越做越大，两个人准备合伙开公司。他朋友就跟他念叨说，你要有一户口就好了，你有户口的话我给你算成股东，咱俩一起赚钱。在这会儿“道哥”才想着说，我要重新去办一个户口。

而在“道哥”做生意的这十几年里，无纸化办公正在推行，很多单位都开始用电脑了。再加上“道哥”服刑的监狱又经历过几次装修，所以当“道哥”从北京回到东北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特别尴尬的情况，就是你提这个人大家都认识，都说这个人在这服刑过，他是刑满释放出去的，但是要让开证明，对不起，我们没有底账，我们也没法帮你开。

后来“道哥”就是在北京-东北、北京-东北两地这么来回地跑，当他最后一次从黑龙江回到北京的时候，他已经74岁了，他周围跟他同辈的亲戚都已经相继离世了。

所以“道哥”就突然意识到，即便这个刑满释放证明开出来，对他来说也没有用了，因为没有亲属愿意接收他。他只剩了一个小侄子，小侄子没有跟他一起生活的经历，人家也不愿意接收，所以“道哥”在那会儿就彻底绝望了，于是他选择了露宿街头。

我们认识郭爷爷也很好玩，一个企业老总找到我们，说他们那个写字楼底下常年住着一个老头，他说我真的看不了这种岁数大的人在大冬天的露宿街头，我想给他租一房，找一保姆，我来伺候他终老，你们帮我去问问行不行。

然后我们就去找到了“郭爷”，我们问他说，有这么一个情况，您愿不愿意？老头告诉我说，我不愿意，我今年94了，他说我原来是山东逃难过来的难民，是1949年解放军进北京城的时候跟着一起进来的。我什么没见过，我现在每天能吃两根火腿肠，能喝上一口白酒，我就挺知足的了。我这一辈子也没住过带暖气的房子，你给我找一房子把我装进去，拿一暖气天天烤我，你不给我烤死了。

后来我们就又跟郭爷爷聊天，才发现他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确在这住的时间太长了，差不多有40年的时间，所以地面上发生的事，地面上的人，他都知道很多。

有的时候老民警带新徒弟，就会带着徒弟过来找他，当着新徒弟就跟郭爷爷说，这个人知道我们这好多事，你要有什么不懂的，就没事多过来跟老爷子请教。这种事情就让郭爷爷很自豪，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在这儿，人家还认识我，我如果离开这儿，我什么都不是。

还有一些人，在刚认识的时候，你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你感觉他脑子好像是有一点问题，“老高”就是这样。我们刚开始去见“老高”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们，你练功吗？我们就说练什么功？“老高”说我在这练《易筋经》，我跟你说，你没事别打扰我，你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他就把我们轰走了。

你看，我们所说的这些露宿者，我们真的很难去把他们进行具体的分类，说他们一定是某一种人，或者一定是某一个样子的。我们很难去归类，但是我们会说，每一个露宿者其实都是生活在一座孤岛上。

他们有的是被自己的身体困住了，有的是被自己的社会角色困住了，有的人可能就是被自己的一个想法，或者是一个心结给困住了，而我们社工要做的就是尝试着带他们从孤岛里面走出来。

从孤岛里面走出来

社工其实会有很多的专业方法、专业伦理，还有价值观，但这些东西在刚开始接触露宿者的时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破冰。我们所谓的破冰就是，该怎么去跟这些露宿街头的朋友建立信任关系。

每个露宿者的破冰是没有共性可找的。像有的人他就特别好说话，你一根烟递过去，他就直接跟你交底了，聊得很嗨。有的人你可能要去四次、五次、六次，他才会慢慢地放下戒心。有的人你就必须要进到他的世界里面，比如他觉得自己身体里被植入芯片了，你就得真的去相信他身体里面被植入了芯片，然后有人在远程操纵他，现在正在跟你说话。

有的人会每天在井盖上跳，见到井盖就跳一下，见到井盖就跳一下，他觉得自己在封印井盖，那你就真的得相信井盖里的确埋着什么脏东西，必须只有他才能封印。你只有进到了他的那个精神世界里面，他才会觉得你跟他是可以对话的，你跟他是一路人。

当然还有一种很奇怪的情况就是，我也不太确定是露宿者拿我们开玩笑，还是真的就是这样，就是他只跟你说英语，所以你就会看到一个很奇妙的场景，就是两个中国人在大街上，用非常蹩脚的英语在聊天，大概就是聊“Why are you sleep here？”这种。

所以破冰真的没有一个通用的方法，但是一旦破冰之后，你就会看到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他们。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老高”，我们刚开始过去的时候他问我们练不练功，后来他说，你要是想跟我一起练，你就得先去练少林长拳。

我们肯定自己不会去练少林长拳，就买了一本《图解少林长拳》，看了几页，回来找他，然后说这个什么意思，那个什么意思。后来我们发现“老高”自己好像也不是太懂，然后我们就说，你好像也不懂。

然后“老高”说不对，我跟你说错了，不是少林长拳，你们得先去练《洗髓经》。《洗髓经》哪练去？于是我们就又买了本《洗髓经图解》，反正就是“一张图说懂洗髓经”大概那个意思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又过来问他，后来发现“老高”也不太懂。

其实他是一直把自己包裹在一个练功的外衣下，当这层外衣慢慢脱下，我们就看到了另外一个“老高”。在他的逻辑里面，他之所以练功，是为了让自己每天看起来不是那么正常，他之所以让自己每天看起来不是那么正常，是因为一旦有人过来轰他，让他离开的时候，他就可以把自己变得真的不那么正常。

大家知道，其实一般人是不会去跟一个看起来不正常的人较劲，所以“老高”就能保住他露宿的地方，他就不用搬家，这就是“老高”的逻辑。

后来我们就问他说，你一北京人，然后又符合政策申请的条件，你为什么不去申请公租房？“老高”就说，我申了，他们不给我。我们一听说觉得这事不太可能，就跑到街道去问去了。

然后人家街道的工作人员就跟我们说，“老高”的确过来咨询过，但是连表都没填，他就走了，消失了。我们又回去找“老高”对质，就在这会儿“老高”才给我们交了实底说，我其实不太识字，人家让我填表的时候我怕别人看不起我，我就没填。

        

后来我们就帮他一步一步地去申请公租房，因为他年龄超了六十，又符合公租房的优先轮候的政策，所以很快他就有了自己的这么一套房。咱们先不说住的事，他有了这套房，我们带他去看房子，一直到“老高”看见了这套公租房，在公租房里做了签领，取了钥匙，他还在那跟我们念叨，这房子不行，离市区太远，我还得回市区住。

其实“老高”当时的这套公租房条件还是很好的，人家都给装修好了，什么抽油烟机、煤气灶都有，后来我们又给他筹了一些锅碗瓢盆，让他在里面生活。

结果在后来的两个月里面，“老高”只回了两趟市区。过来都是找我们，其中有一趟是过来还手机，因为当时申请公租房的时候，为了联系他更方便，我们曾经借给了“老高”一部手机。

“老高”住到公租房里之后，慢慢地能攒一点钱了，他就想着说，我自己得有一部手机，你这手机是我借的，那有借就得有还，我现在就得还给你们，将来你们帮其他人的时候还用得着这个手机。所以其实我们的工作也是在这一点一滴里面被露宿者感动着，像“老高”这种情况我们就得一步一步推着他往前走。

这是“小陈”，其实也是一个来北京找工作的姑娘，但是她对自己的期望可能有点高，她来了之后就觉得我肯定能找到工作，但是面试了几家单位，人家都不要她，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很快她带来的钱就花得差不多了，原来住旅馆，后来没办法，没钱了，就开始住大街上。住的时间长了之后，身上也有味了。而且你露宿街头，其实跟别人的交流很少，所以慢慢地说话也不是那么利索，不是很喜欢跟人交流。那遇见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先从改变形象开始。

我们帮她找了个地儿，重新洗了澡，梳了梳头发，头发盘到一起，显得利索一点。然后又突击式地开始给她做岗前培训，你找工作的时候应该怎么介绍自己，包括怎么跟人家正常交流，包括面试服务员，客人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你作为一个服务员应该怎么面对。

这些东西都做完了后，她再重新去面试。后来“小陈”到了一个很著名的餐饮连锁企业里面去，当上了服务员，还遇见了一个特别好的值班经理，人家一看小姑娘岁数那么小，就手把手地一点一点地教。所以当露宿者对自己期望过高的时候，你可能得往回拉一拉。

有人问我们说，这些露宿街头的人里面到底有没有懒汉？就是有没有真的是我什么都不想干，我天天动都懒得动，所以才导致了他们露宿街头的？我可以说，有，有这样的人。

我们在平时社工出去的时候，我们管它叫外展，大概就是社工要跑到街头去寻找这种还没有接受我们服务，或者我们不认识的露宿者，然后问说你为什么在这睡，包括你是不是想改变自己，你需不需要接受我们的服务。

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经常就会遇见一些懒汉，我们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去找个工作？他们自己也很积极，就说我找了，我一直在很努力很努力地找，但是我找不到。我们就问，你为什么找不到？因为我不知道哪儿在招工，或者有的人说，现在招工都需要简历，我没有简历。然后有的人说，现在用工的那个地方太远了，我不知道怎么坐车。

好，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移动办公桌”的计划，这个计划简单来讲就是，我们会把办公桌、电脑、打印机这些办公用的东西，全都搬到这些懒汉露宿的地方，然后开始帮他们。

你不是想找工作吗？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来，你坐这儿，咱们30分钟之内给你做简历，再紧跟着这些用工单位去打电话确定。的确，他那边需要招人，那好，我会给你一张卡片。

这张卡片里面包括了用工单位的名称、地址，包括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去找谁，他的电话是多少，还包括了现在从你站的那块地怎么到单位的乘车路线，走吧，你现在就动活吧。实际上即便是这样的方式，也只有不到1/3的露宿者里面的懒汉愿意迈开他们的腿。

但是这件事慢慢变得很好玩了，就是懒汉没来多少，其他的不露宿街头的，但是来北京找工作还没找着的人，就开始乌泱乌泱地在我们这儿扎堆。到后来我们就开始发号，每天做二十个、三十个差不多的案例。

再到后来黑中介就找到我们，说我看你们这儿这么火爆，要不你们就都往我们这介绍人吧，我每个人给你提五块、十块，反正都有。

后来这件事就随着三环内最后一个劳工市场的关闭，结束了。因为劳工市场关闭之后，这些有务工需求的露宿者就住得越来越分散，我们这样的服务就没有之前那么有效率了。

街角蔷薇

我们后来还做过一个计划，叫“街角蔷薇”，这是一个专门关注女性露宿者的计划，大概就是去给她们派发卫生巾、避孕套，还有防狼报警器。我们在做这个计划之前，其实是有一个小故事的。

社工在外展的时候，其实身上还会背很多东西，包括吃喝，然后发给有需要的露宿者，这是日常的。每年年三十的时候，我们还会给露宿者煮饺子，给他们发饺子，送福字，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三十那天，让他们也能感受到浓浓的年味。

后来有一次我们发饺子的时候遇见了一个大姐，大姐捧着饺子就特别激动，然后跟我们说，我露宿了几年了，从来没想到在三十的时候还能吃上一碗热乎的饺子。

那大姐就激动，非得塞给我们什么东西作为回报，然后大姐就找，发现自己好像也没有什么能给我们的，她就说你们等会儿，我给你们写一封感谢信，她就回身钻到了她搭的那个窝里面去写感谢信了。

当这封感谢信拿来的时候，我们眼尖的同事就看出来这张纸好像有点不一样，他就问大姐说，大姐，你这草纸是哪来的？然后大姐就感觉特别意外说，这有啥稀罕的，我们都拿它擦屁股。

后来紧接着我们女同事就问，你拿这种草纸擦屁股，你们生理期来了之后该怎么办？然后大姐就有一点羞涩，还有一点尴尬，就说那能怎么办，我们就拿这个裹着点干草垫着。

这对于女性露宿者来说到底是不是一个共性问题？后来我们小范围地去对女性露宿者做了一次调查，发现卫生巾这种东西对女性露宿者来说的确是一种奢侈品，所以我们就开始给她们派发这些东西。

我们发避孕套也是，因为有一些露宿者为了降低自己在露宿生活中的难度，男性露宿者、女性露宿者之间会结成半路夫妻，但也有的是单纯地因为要解决自己的生理需求，所以会结成露水夫妻。我们也有很小的服务对象，他们的父母本身就露宿街头，所以他一出生就是一个小小的露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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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不太建议露宿者在这种情况下去怀孕，去生产，所以我们开始发避孕套，实际上是为了当他们真的有这种需求的时候，能够多一种选择，不再是我有还是没有的问题，而是变成了用还是不用的问题。

当然有愿意结成这种半路夫妻、露水夫妻的，也有不愿意的。我们在新闻上总是看到关于露宿者的各种负面新闻，今天露宿者又干了什么事了，明天又放火了，但我们很少能看到媒体有关于露宿者被侵害的报道。

但实际上按照我们对露宿者的了解和接触，女性露宿者们的每一晚都面临着很大的危险，这种危险不仅仅是来源于男性露宿者，也来源于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开始给女性露宿者派发这种防狼报警器。我们是希望当她们已经无力抵抗的时候，她们身边还有一个什么东西能够帮助她们发出求救的信号。

后来我们这个计划需要去申请钱，去找钱，然后专家就很诧异，说你们到底是怎么想到在露宿者的服务里融入性别视角的？其实我们自己并不懂什么叫性别视角，因为对于做实践的社工来讲，我们一般是基于自己的实践去反思去论证，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么一个关于女性的计划。

流浪汉机器人足球队

我们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时候还做过一次流浪汉机器人足球队的计划，我们真的组建了一支由流浪汉组成的机器人足球队。这件事的起源是国际上的一场赛事，由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汉，组成一支一支的足球队，然后去踢一场世界杯，用这场方式去表达流浪汉这个群体也是非常积极向上的这样一个概念。

我们就把这个想法拿过去问了“彩票”，我们说票爷，组一个足球队呗。“彩票”就跟我们说，我们已经够惨的了，你们就别拿我们这些露宿街头的开玩笑了行不行？我们一个个老弱病残的，你带着我们去踢球，不是让我们去送死吗？

后来我们就问说，票爷，足球你踢不动，但是踢足球这事你喜欢不喜欢？票爷说喜欢，我是北京国安的铁杆球迷。行，那咱们不踢了，咱踢机器人足球，就是手按几下它就能动，但是也能让你玩足球。

但实际上我们在做这个事的时候，包括露宿者，他们也不认为说我玩一个机器人足球，就跟露宿街头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其实对于我们社工来讲我们心里是知道的，弄了机器人足球队，他就要去比赛，他就要去跟其他的不同的人去接触，只有让露宿者跟其他的不露宿的各种各样的人去接触，才能够有机会帮他们走出自己的那座孤岛。

在整个训练的过程里，另外一个很难的地方是在于，我们现在已经很难看到开头的十几个甚至更多的露宿者聚集在一起的那些画面了，现在两三个露宿者一起生活，已经算是露宿者的一个比较大的聚集点了，所以整个足球队的训练过程基本上全都是在街头完成的。

我们会抱着一堆板子、机器人去他们露宿的地方，然后开始教他们这是往前走，这是往后退，直到开始正式踢比赛之前，这支露宿者足球队才聚集到一起，才开始进行一些战术的训练。

后来我们真的带他们去踢了几场比赛，其中有一场特别好玩，就是跟救助站来踢，我们邀请了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过来，跟这些露宿者一起踢比赛，整场比赛就显得很诡异，气氛很诡异。

开始踢比赛之前，“彩票”就过来问我说，你不是过来耍我们的吧，你让我们跟救助站来踢，会不会一会儿踢完了之后，他们就把我们全都抓走了。

其实“彩票”这样的担心是绝大部分露宿者的担心，对于露宿者而言他们真的分不清楚谁是救助站，谁是民政，谁是公安，谁是城管，他们会觉得那都是政府，甚至一些不是政府但是穿着制服的人曾经欺负过他们，他们也会觉得那个是政府，所以“彩票”他们基本上都有这种担心。

比赛整场踢下来之后没有人说话，在屋子里面，基本上只能听见按手柄的声音。踢完了之后也没有人说话，大家连比分都不关注了，默默地就走了。这场比赛完了之后，我们也没看见露宿者因为踢了足球，就马上跟这些救助站的能帮他们的人一下很近，没有，什么都没有。

这件事发生的一个奇妙的反应是在这次疫情期间，其实疫情对于整个露宿者群体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就是在本身就很不容易的生活下，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不容易。

因为大家都不出门了，所以露宿者不能靠接济来生活。小区封闭了，他们也很难进到小区里去拾荒。即便是进去了，捡到东西了，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卖不出去，因为废品回收站基本上都关停了。有的露宿者之前会攒下一些钱，但是他发现有钱买不着东西，因为小门店也都关门了。

在那会儿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参加过足球队的露宿者就开始主动过来问我们，你们不是认识救助站的人吗，咱之前一起踢过球，我看他们这些人还行，要不你们帮我们问问，问他们能不能让我们进去住一段时间。

正好在疫情期间西城区民政局做了一个救助隔离点，免费地为这些流浪乞讨人员提供14天的酒店式的临时救助和医学隔离，我们就去申请了，结果他们就很顺利地进去了，在救助隔离点里面，他们渡过了最困难的疫情初期。

我想这就是我们当时想要的那个效果吧，从开始的不信任到后来的信任，我们很难去做到让一个人一夜之间就发生改变，因为很多流浪汉，包括我们说的露宿者，他的整个改变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有的人可能露宿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我们觉得只有让他不断地去跟别人产生交集，产生联系，才能够真的让他们迈出这个孤岛。

所以我们会说，有一万种原因可以让一个人露宿街头，那么相对应的，帮助他们脱离露宿的途径也不应该只有一种。

在过去的六年里面，我们每年要面对上千名的露宿者，可能里面有200个人是愿意接受服务，并且具有服务潜质的。但是即便是这样，我们每年的极限也就只能帮助30个左右的露宿者彻底地脱离露宿生活。

在这个帮扶过程里，有很多时候露宿者突然消失了，或突然倒退了，这对我们来说都是挺沉重的打击。但是一旦有露宿者脱离露宿了，或者说没有脱离露宿，但是整个露宿生活质量、生活品质提高了一点，我们就会又像打了鸡血一样，去寻找更多的还不认识还没有发现的露宿者。

如果你也想帮一个露宿者，请你

同样在过去的六年里面，我们被问到的很多的一个问题是，我不是社工，但是我看他们很可怜，我也想帮他们，那我应该怎么办？不如我们去设身处地地想一下。

如果我们此时露宿街头，而且露宿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会儿突然有一个人过来问你说，你怎么睡在这儿？你的家人呢？要不我给你打电话报警吧，我给你联系你的家人。你会有醍醐灌顶的感觉吗？你会觉得我怎么忘了报警了吗？你不会有的，你肯定想的是，我要是能报，或者我要是想报，我早就报了。

然后突然又过来一个人说，你天天在这有手有脚的，去找一份工作比什么都强，你非在这住着。你也不会觉得醍醐灌顶，你会想我原来还能找工作吗？不会的，你一定不会这么想。

然后突然又过来一个人，对着你什么话都没说，拿着手机就冲你拍照，拍了一堆照，也不理你，转脸就发了一个朋友圈：这个人露宿街头好可怜呀，怎么没有人管他，我们的社会到底怎么了。你心里是什么感觉？

最尴尬的是家长带着孩子从你身边路过，你听见这个家长冲着孩子说，好好学习，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上街要饭。如果我们此时是这个露宿者，我们该怎么理解周围的环境，我们该怎么理解周围的社会呢？

所以我会建议，如果我们真的想去帮露宿者，到了冬天的时候，你看见有露宿者仍在街头，被冬天的风吹得瑟瑟发抖，你可以上去问一下他是不是需要一杯热水，是不是需要一份热饭，如果他需要的话，你就放心地去买给他。

如果你看见一个露宿者，在一个角落里面睡得很安稳，那麻烦你不要去打扰他。如果你真的想听他们的故事，麻烦你先真的去走进他们的生活里，去听他们是怎么了解，或者是怎么理解他们自己，理解周围的环境的。

即便他们决定继续露宿街头，即便他们决定不做任何的改变，那么也请尊重他们的决定。尤其是不要老是觉得咱们是对的，认为他应该去怎么做，不要去替露宿者做决定，甚至是在露宿者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替他发出他根本不需要的求救的信号。

因为现在整个社会越来越多元，其实露宿者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就生活在我们身边，这也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他就像一个邻居，只不过是没有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