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岩：为香港扼腕而惜——东方之珠沦落为颜色革命街头战场_风闻

[编者注：本文写于2019年9月，全文约8600字，阅读用时约20分钟]

2019年夏天城市动乱之后，香港不再是所谓的东方之珠，而是已经成为“颜色革命”和城市暴乱的街头战场。而如果局势继续恶化，香港有可能出现真正的城市恐怖主义，届时香港局势将急剧恶化；而目前香港所拥有的一切都有可能在未来全面崩盘。而香港行政当局、香港政党体系、香港中产阶级、香港各种社会组织包括职业公会、商会、宗教、教育体系、香港公众媒体、香港互联网信息空间、香港立法体系、香港警察体系和香港司法体系等香港现有建制，在城市暴乱过程中的各种表现，已经事实上宣布了香港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秩序、即“一国两制”制度下保留给香港的基本制度已经出现全面失调，无法适应21世纪香港面临的各种新趋势和新现实。

一**、历史上曾经引领中国现代化的东方之珠香港已经黯然失色**

香港和大陆之间表面上总是那么喧闹；无数的人流、物流和金钱洪流每天都在中港两地之间以及香港和世界各地流动，曾经这是拉动中国进步和现代化的最闪亮的东方之珠。现代化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是观念和制度，器物和文化，以及最先感悟到现代性的人群，从先现代化的区域向更广大的区域扩散的过程。在中国至今尚未完成的整体现代化历程中，上海和香港都先后起过这样的现代化先导城市的作用，在现代化的观念制度器物文化和人群的流动过程中，这些位于现代化洪流中心的城市，会由于自己位于的开放和交换的中心而为自己获得巨大的物质利益。 

香港由19世纪的中国的边陲小镇而划入大英帝国的疆土，在中国缺乏对外口岸和通道的年代，逐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要渠道向中国提供西方的器物和资金，从而使自己成为中国人为主体居民的最现代化城市。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动荡不安的年代，香港很长时期内为中国提供了另外一种生存方式的可能，这块中国法统之外的西方化殖民地中国城市，尽管与大陆广袤的土地相比无比狭小，却在特定的时期内由一些特定的人，从香港出发，撼动过中国。

时光流转回1911年，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革命党人决定相机在广州起义，革命党人在香港建立了前方基地，香港跑马地三十五号是广州起义机关秘密总部，起义前夜由于的消息泄露，广州城内风声鹤唳，形势十分严峻，黄兴临时决定于4月27日发动起义。原计划起义队伍分四路发动进攻，第一路由黄兴率领，进攻总督衙门。编入第一路起义队伍的主要是由福建、四川、广东花县和海外华侨的革命志士组成的先锋队，共130余人。许多人赴广州之前在香港停留等待时机。黄花岗起义烈士林觉民在赴广州参加起义前三天，在香港江滨楼挑灯写下的绝笔书之《与妻书》，全书婉转千余字，读之断肠，催人泪下，即倾诉了对妻子真挚的爱，更抒发了他忧国忧民，为了中国的前途勇于奋斗勇于牺牲的精神。林觉民的“与妻决别书”是香港开埠以来，在香港土地上写下的最优美壮丽的文字，是中国历史上最珍贵的文献之一。正是由于有了孙中山黄兴林觉民等人在香港的足迹和奋斗，香港并没有由于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而在过去的中国历史上缺位。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革命时期，香港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省港大罢工的中心区域。

香港回归祖国之际，当五星红旗取代英国国旗升起在香港之际，无数中国人包括众多香港人都为之落泪，我们曾经以为香港今后将前程似锦；因为香港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依托正在全面现代化的祖国庞大市场，具有全面优势地理位置、国际贸易口岸、运输、金融经济、商业知识、法治传统、与西方和全球高度一体化城市发展优势的香港，将趁势而腾飞更上层楼；从而成为中国和全球最闪亮的城市。 

但香港1997年回归后22年间始终被一系列问题所困；无论是从城市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科技进步、本土民生、与祖国大陆的融合还是香港本地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回归后进步都十分有限，而在此期间唯一获得高速成长的是香港垄断资本和地产巨头的财富集中程度。而随着香港垄断地产资本集团的发展而带来的香港楼价的飞涨和经济转型的全面停滞，香港在大多数经济领域已经丧失了竞争力遭遇了发展瓶颈；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已经在科技、民生、可持续发展和总体经济实力上超越香港，而与高度相似的澳门和新加坡相比，香港发展也已经全面落后。

而最令人担心的是香港政治发展趋势已经出现各种危险的迹象；而在对香港发展前景中最危险的趋势是香港正在出现的分离主义趋势；多年来一直受到鼓励的香港本土意识已经走向负面价值，正是在香港本土意识基础上才开始最极端的“港独“意识形态。而“港独“政治势力进一步发展将必然导致香港都市恐怖主义；2019年夏天香港城市骚乱中已经初步显示出香港极端势力转型为都市恐怖主义的趋势。而一旦“港独”政治趋势在香港持续恶化，势必将摧毁目前香港拥有的一切现有建制，包括“一国两制”基本制度。

二、香港之乱——香港充斥着种种结构性的动乱机制、但中国有绝对实力控制香港局势

现阶段在香港各种反共、反中央、反港府和反现行社会秩序的势力已经公开出现，最令人震惊的是香港社会各种最关键的各种主流建制，本身就是这些极端势力的大本营和始作俑者。目前香港政体中的各种先天不足和缺陷；包括英国遗留下旧殖民体系各种问题、亲西方意识形态和建制、香港司法系统与回归后香港新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香港政府在基本法23条立法问题以及其它管制上的失误，香港建制派的各种先天不足，香港民主派和街头政治的兴起，外部敌对势力扶持下发展起来的敌对中央政府的香港政治势力，香港教育界对青少年进行新国情教育的失败，从香港本土意识发展到激进“港独”的意识形态，西方敌对势力多年在香港形成的隐秘和公开势力，以及在香港回归后逐步形成的对抗中央政府和港府的政治力量等，都是此次香港动乱的直接和间接动因。 

上述各种香港存在的负面结构性因素因反对送中条例事件而形成的完美风暴；2019年夏天由单一立法事项而引发大批香港民众上街游行，并迅速发展成青少年街头暴乱和动乱。在近年中美国矛盾不断升级、贸易战爆发、美国全面围堵中国的大背景下，香港已经成为中国和美国与西方对抗最前沿阵地。此轮香港发生的各种暴力破坏和政治对抗规模和强度，已经超出了中央政府、香港政府和香港一般民众的预料，成为全球瞩目的政治事件。而香港街头暴动中表现出来的香港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与中国主流发展趋势的背离和敌对心理，已经成为目前中国领土上出现的最不安定的因素，导致香港成为现阶段唯一出现大规模社会动乱的中国城市，即使放眼全球香港的动乱规模和强度都是罕见的。

在美英和台湾外部“反中乱港”政治势力、西方媒体以及美国众多全球互联网巨头平台的直接和间接组织、资助、煽动、庇护和纵容下，“反送中”过程中香港激进势力和暴力分子走向街头和公共场所，肆意破坏公共秩序、毁坏公共设施、焚烧和毁坏中国国旗、国徽和各种主权象征、暴力袭击警察，殴打无辜路人和大陆公民、肆意进行各种打砸烧行动，已远远超出正常政治反对派游行集会的范畴，践踏了香港公共秩序、破坏了香港法治底线，挑战“一国两制”香港行政特区的政治底线，直接攻击中国国家主权。这一切都已经是典型的“颜色革命“下的城市暴乱。

香港动乱过程中各种趋势，包括民粹化、街头化、暴力化、国际化、有组织犯罪化、恐怖主义、颜色革命都先后出现；各种恶劣的政治街头对抗、包括对香港警察进行暴力攻击已经成为家常便饭。而维护香港社会秩序过程中，香港警方受到香港现有建制的限制，包括香港司法系统和香港廉政公署等体制的制约，无力迅速有效平息香港动乱。而现阶段香港警察系统是香港行政当局在香港本土维护有效管制的最直接手段，其它维护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其它有效机制，包括全民政治共识、政党体系、立法制度、司法体系、公众舆论、社会道德、教育体系等均不在香港政府的有效掌控之内，香港动乱因此已经超出了香港政府正常的管制能力范围。

2019年夏天香港发生的城市暴乱已经引爆香港众多隐患、成为不可预见的黑天鹅事件并带来严重的后果，扭曲了香港回归后22年间香港特行特别行政区原有发展趋势。1997年香港回归时作为未来香港管制和发展基础的一国两制、基本法、司法独立、港人治港、依靠香港现有的各种建制、包括原有的行政体系、立法体系、教育体系、以及依赖香港的大资本集团和各层工商阶层、保持香港原有的西方利益格局等诸多政策，已经在2019年香港的全面动乱和街头暴动的火光中黯然失色。

尽管香港动乱趋势尚未得到全面控制，但香港目前的乱局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的；而能够确保香港局势不持续恶化，在特定的周期节点上得到绝对管制的终极因素，是中国对香港行使的中国国家主权，以及作为中国国家主权力量支柱的国家安全和国防力量。中国国家主权在香港实施的方式除了目前主流“一国两制”制度之外，同样包括在香港宣布戒严、军事管制、终止现有法律实施，以及在香港部署中国武警、展开香港驻军和派驻后续军事力量等终极主权手段。

事实上任何正常宪政国家都有可能在特定的周期，出现社会大规模动乱和国家安全危机，面临行使最高主权力量、恢复宪政秩序的军事戒严和军事管制关键时刻。任何社会基本秩序遭遇全面危机的主权国家，都会在危机最高点使用最高国家主权力量、包括大规模使用警察和治安力量、宣布军事戒严、派驻临战状态的野战部队去控制城市暴乱和骚动。而任何拥有正常警察力量和常规军事力量的国家。只要自己内部宪政体系不出现全面混乱，都有能力在军事上平息城市暴乱；这是由国家常规军事力量对都市暴乱力量压倒性的优势预先决定的。 

因此面对香港动乱，现阶段香港秩序的维护和恢复首先由获得中央支持的香港政府和香港警队力量负责，而一旦出现香港政府无法有效管控的局势后，中央政府和中国国家主权将会直接介入香港、平息香港出现的动乱局势，因此香港动乱的前景始终可控。香港绝不会像全球众多发生过“颜色革命”的国家和城市，陷入全面的内战和混乱；强大、统一和完整的中国国家主权，绝对不会坐视香港陷入全面混乱。因此尽管香港的城市动乱已经形成了巨大的损害，但香港局势始终可控的；强大的祖国和中央政府，将是香港前途与稳定的终极保障，这个保障始终有效！

三、香港动乱的深层因素——极端资本主义、无作为港府、地产霸权和超级地租窒息了香港发展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2019年香港城市暴乱有着各种深刻的原因，现阶段的香港社会、政治、公众舆论、网络信息空间以及香港法律体系，均为香港暴乱提供了合适的孵化温床。目前香港暴乱已经发生；任何试图继续粉饰香港现状的努力，都无法掩盖香港已经事实上成为2019年全球最不稳定区域的事实。香港动乱的各种场景通过各种渠道向全球展现，破坏了香港全球商业、航运、空运、金融和国际贸易中心的城市形象，以及所谓香港自由社会、法治社会、国际化治安良好大都市的神话形象。

由基本法规定的“一国两制”从一开始就是为保护香港的繁荣和香港人的利益而设计的，“一国两制”深层的逻辑是尊重香港作为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在中国桥头堡，以及香港作为中国面向西方世界的窗口历史功能，这两种功能都对中国的现代化和进步产生过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一国两制”的基本逻辑是中国将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路上前进，而香港的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制度将与大陆的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步融合，从而实现香港回归和中国的持续进步与开放。

而香港回归22年后，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已经取得了全面的成功；中国已经强大到美国必须通过贸易战和科技战、来试图阻碍和延缓中国全面超越美国的趋势。而与此同时通过“一国两制”保留给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在香港和在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已陷入了全面僵局和周期性的社会危机；2019年夏天在香港爆发的城市动乱最深刻的内因，是香港长期停滞的社会阶层流动、财富分配、窒息性的青少年发展前景，以及最严重的城市超级地租和房地产泡沫，共同窒息了香港的发展和香港社会的信心和希望。

香港资本主义体系拥有数个全球最骄人的指标；首先在英美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城市经济自由标准下，香港历来被认为是全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也就是说香港是资本主义自由放任、不干涉、大资本和小政府的政治经济逻辑最忠实的执行者。由于香港在漫长的历史阶段、包括1997回归后的22年中，始终坚持比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英美更纯粹的新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当下香港拥有全球最高的垄断资本和财富集中，与此同时香港还拥有全世界最高的表现社会财富分配和贫富差别程度的基尼指数，以及代表着城市土地资本化和城市居民生活痛苦程度的全球最高房价。香港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最大的特色是纯粹性、垄断性、寄生性和腐朽性；这一切都最完美的表现在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垄断资本寡头，以及香港全球第一的房地产泡沫现象中。

香港特色的资本主义和超级地租房地产巨头霸权，一方面继承了英国从中世纪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对土地要素的掠夺和资本化，即英国“圈地运动”过程中的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制度和基本精神。另一方面也同样继承了前现代化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土地财富高度集中、以及相应的中国乡村土豪劣绅传统；即通过土地所有权制度掠夺整个社会的积累，导致“富者阡陌纵横、贫者无立锥之地”，使农业乡村中国始终无法走出土地私有制下的贫困、饥荒和动乱周期，始终无法完成商业化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而进入工业化的现代社会。在1997年香港回归后，最具香港特色的资本主义巨头垄断化、家族化、土地资本化、低层居民贫困化、中产阶级下游化、以及最具香港特色的城市空间资本化、超级地租和房地产泡沫化的种种现象，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持续加剧，最终导致目前香港政治、社会、经济和民心都出现功能性的障碍和失调，最终出现报复性的城市暴乱。

因此香港经济和社会中的深层困境不是1997年香港回归后造成的，而是英国殖民统治带来、长期在香港实行的最纯粹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直接后果。香港的贫富差距悬殊、超级地租、房地产垄断巨头超级霸权，已经成为香港目前发展进程中最严重的历史性和制度性障碍。多年来香港社会始终自诩的香港制度优势、即源自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所谓“小政府”、自由放任、保护私有产权，不断加剧和固化了香港社会的财富分配和贫富差距。而与香港仅一河之距的深圳和整个珠三角大湾区，在曾经全面落后香港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持续建设，正在发展全面超越香港的新型社会和经济模式。曾经被认为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的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优势，已经被证明不复存在。

目前香港政府、中央政府和“一国两制”被指责必须为香港的困境负责，与此同时香港各社会阶层、香港青少年、香港政府管理体系都有意和无意试图无视香港本土化的深层矛盾，试图把香港困境的原因向外投射。但实际上真正应该对香港困境负责的，是香港的自由资本主义、无作为的政府、垄断资本巨头、地产霸权机构和超级地租制度。这些香港最核心的基本建制是香港困境的深层直接原因；多年来在香港最极端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保护下，这些香港的统治者、管理者和垄断者缺乏对香港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修正和改良的动力，年复一年的满足于通过垄断资本、超级地租和房地产泡沫的形式掠夺香港社会财富，并在香港资本主义积累出现问题后，立即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向其它资本主义区域转移财富和资本。因此此次香港危机的深层原因，不是来源于“一国两制”制度下中央政府和大陆方面，而是直接起源于香港内在的制度性危机和功能性障碍。

 

四、危机孕育转机——“一国两制”前景和香港向何处去？

香港目前的困境是各种内部矛盾交织和不断升级的后果；多年的制度性内部矛盾和民生困境、尤其是对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最具压力的全球最恶劣大都市居住环境，已经在香港社会中催生了各种危机感、失败感、愤怒感和青少年群体中的暴戾之气。而香港主流意识形态、垄断资本、上流社会、官方机构和主流媒体，都共同拒绝反思和承担香港严重社会问题的责任，相反试图寻找外部各种原因来掩饰香港的制度性根本缺陷。而“一国两制”制度的限制，又使中国中央政府无法把正在大陆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包括全面消除贫困、建设和谐社会、公平社会，包括限制和控制房地产泡沫的“住房不炒”等先进制度性措施，直接在香港推行，香港将长期深陷各种深层的制度性缺陷而无法自拔。 

2019年夏天城市动乱之后，香港不再是所谓的东方之珠，而是已经成为“颜色革命”和城市暴乱的街头战场。而如果局势继续恶化，香港有可能出现真正的城市恐怖主义，届时香港局势将急剧恶化；而目前香港所拥有的一切都有可能在未来全面崩盘。而香港行政当局、香港政党体系、香港中产阶级、香港各种社会组织包括职业公会、商会、宗教、教育体系、香港公众媒体、香港互联网信息空间、香港立法体系、香港警察体系和香港司法体系等香港现有建制，在城市暴乱过程中的各种表现，已经事实上宣布了香港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秩序、即“一国两制”制度下保留给香港的基本制度已经出现全面失调，无法适应21世纪香港面临的各种新趋势和新现实。

在香港管制已经出现混乱的当下，如果重新复盘中央政府在“一国两制”的执行过程中的失误和缺陷，可以发现一系列的问题；包括没有最严格地要求香港政府和立法机构遵守“一国两制”的各项要求，完成香港基本法23条要求的单独立法、建设中国国家主权需要在香港完成的基本政治和国家安全制度建设。“一国两制”制度下中央政府过多地把香港的治权和基本制度保留在香港原有的政治、经济、司法和教育体系之上，缺乏创新性的制度建设。香港回归后忽视了对香港公民教育和青少年公民教育，未能有效掌控香港的意识形态、公众每题，以及最重要的互联网公共平台空间。

香港回归过程中和回归后，中央政府始终未能有效引导在香港发展受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直接影响的香港本土性主流政治力量，香港目前的局势已经证明，香港目前的港府和建制派政治力量，均不足以有效管控香港。而香港的法治、包括香港的警队、廉政公署和司法体系，均存在着严重的制度性缺陷，不足以完成有效管控香港，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统一的法治使命。 

回顾“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和目前的困境；包括在香港已经出现全面城市动乱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始终坚定地将香港的治权按照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精神保留给香港本地，因此自从1997年回归后、中央政府始终严格遵守了“一国两制”的精神，中国中央政府在严格遵循“一国两制”制度上没有任何瑕疵和缺陷。而上述中央对香港管控的失误和缺陷的最直接原因，来源于香港回归过程中的“一国两制”制度的理解和执行，其中“一国两制”制度本身就是香港回归时期的力量对比、力量平衡和政治现实的直接后果，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因此不应把目前香港的困境归因于“一国两制”制度的本身，而是要在“一国两制”制度执行和创新性发展中寻找失误和缺陷。

通过中英两国在1997年完成的香港回归，中国在香港恢复国家主权的行使，这是香港一切制度和政治的最大前提。“一国两制”制度下香港一切制度的合法性都来源于中国国家主权的同意和授权，而不是来源于香港“一国两制”下的立法和民选制度。由于主权制度的本质是国家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平等权，因此中国对香港的主权意味着中国有权决定香港一切制度、包括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以及在特殊情况下终止“一国两制”的实施；这一切都是中国对香港主权的合法范畴。因此在香港问题上、中国国家主权可以严格执行“一国两制”制度，也同样可以改变原有授权、终止该制度执行。因此目前在香港，除了中国国家主权之外，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违抗中国主权意志，单方面修改香港现状和发展趋势，即使是西方推动下在香港民主运动和街头政治，与中国国家主权相比均微不足道，不足以改变中国国家主权在香港行使的最高权威。

因此现阶段在香港，只要中国保有对香港的主权，中国就有权利运用一切手段在特定的阶段管制香港的乱局。而现阶段中央政府没有直接介入香港的管制，是中央政府坚守“一国两制”制度，对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民众保持信任。而一旦香港局势发生恶性变化，在特区政府和香港警察力量，以及香港多数沉默居民无法控制香港局势之际，中央政府完全有能力运用中国国家最高主权、迅速介入香港扭转香港城市动乱局势。但在对香港的管控过程中，中央政府的介入必须是最高和最后程序，在此之前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警队必须首先按照香港基本法和一国两制制度的授权。独立完成对香港城市秩序与安全的管控。

2019年香港因为罪犯引渡法律条例而引发的全面动乱，本质上来源于香港现阶段各种困境而带来的危机，而所有的危机核心都与香港回归后的政治发展路径、即最核心的“一国两制”制度存在的悖论相关。香港目前的乱局和困境已经表明；“一国两制”中的一国原则即中国国家主权在香港遭受了挑衅和挑战，而“一国两制”制度中保留给香港资本主义现有经济、司法和行政体系基本不变，即在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的模式，已经成为今日香港动乱和核心原因。因此“一国两制”本身作为中国管理香港的核心制度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一国两制”中保留给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且这个制度在香港出了大问题，以至于出现足以颠覆社会现有秩序的大规模街头暴动暴力现象。

在香港已经出现管制危机和社会动乱之际，任何之前香港的神话、对香港制度和现状的幻想都已经破灭，从现在起必须对香港已经发生的动乱和危机重新进行深刻反思，为香港寻找新的政治共识和香港绝大多数人同意的新发展方向和新制度模式。目前香港已经面临着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长期困扰中国的“向何处去”的问题；“香港向何处去”已经是从现在起香港必须全面反省和作出毅然决断的最重要问题；没有对香港现状和未来的深刻反思和反省，香港就没有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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