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说“文人误国”——从《□□日记》说起_风闻

（发于公众号“夜语春秋”）

己亥年末到庚子年初，大事却也是发生了几件的，一件便是新冠病毒以武汉为中心所爆发的时疫，一件便是方方作家以武汉为样本所撰写的日记，其中据说有些不甚确实地谣言，但方方作家都及时一一做出了“极左”的批复，虽然国人依旧有些忿忿，但并不足虑，倒是洋人的开心是确实的，这边写着，那边便译着，写完了，也译完了，虽然不确定能卖出去许多，但多少也能让同为时疫所困的“上大人洋先生”带去一些快慰，教他们看着文字想象中国的凄惨，并为了自己的自由而越发欣喜，至于那些侨居或定居海外的国人，虽然可能会因为她的文字而横遭不少灾厄，可左右算算，还是洋大人们重要些，于是便扭过脸去，一门心思争起了左右，不再管了。

可见文人大抵也是有劣根性的，文人的劣根性，大抵便是不教其他人骂人，自己却以骂人为荣，可骂又不肯好好骂，只肯拐弯抹角地嘟囔，却以自己骂人可以骂的隐蔽为自豪，仿若只要张嘴骂上几声，这世道和日脚就会变得更好，若没有变好，那必然是做事的人没有听我的骂，而这世间和日脚若是真的变好了，便是我骂的功劳，与那做事的人没有半点干系，你若不让他骂，他便说你是“余孽”，听不得旁的声音，而你想让他听听你想说的，他却又捂起耳朵，不作声了，再以“不自由”的名义将书送于洋大人处发刊，冠个“禁书”的名头，再转回来，勾教着你偷偷摸摸地看。

有句话说得好，“仗义每是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说得再进一点点，便是“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再俗些，便可以骂一句“洪洞县里没好人”，但无论哪种说法，也无论有没有好人，但文人却总是能更坏一些的。

然而文人们却总是不肯承认的，非但不肯承认，反要说说这些话的人未开民智，皆为愚民，自古以来，便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自觉自己读圣贤书行圣人道，言行岂是这等愚民所能诟病的，有那被文人说得心动的百姓，跟在后面拍掌鼓噪，愈发显得他们行为高洁，仿佛他们生下来便是没有错，也不可能错的，于是他们便也不吝惜口中的美词，间或赏给身后那些百姓几个，愈发让他们拍掌鼓噪得厉害，觉得自己也当如此，却又不配如此，于是便只能在其后鼓噪，愈发地觉得自己是愚的，而文人们愈发对了。

只是这文人虽然是文字在先，可后面总还坠着一个人字，大凡是人，便总是要吃饭的，而吃饭，却总是要营生的，而营生，却总是能做的人愈少愈好的，因此在本朝以前，虽则文人口口声声说要开启民智，然则识文断字的终究还是那些人物，今天你和我写一封“亲爱的”，明日我和你在雨里“去接你”，间或有几个高高在上指点江山的，可让他们去指点百姓识文断字，当真开启民智时，却又不见了踪影，仿若他们便是百姓，他们知晓了，便是百姓知晓了，虽然已经没了老爷，可他们却还要想着继续做百姓心里的老爷，若非有寥寥几个当真愿意开启民智的做幌子，便是全以诈欺之名告诉入狱，也是不冤的。

可见文人之间都是些有意无意的骗子的，只是骗得久了，便连自己也信了，加之有些人见着文人中有寥寥地好人，便以为文人全是好人，时日久了，文人自己也觉得文人都是好人，而百姓却愈发愚了。到了新朝鼎立的时候，便是连高小这等连文凭都算不上的学生去劳动，都是可以当作国家级新闻来播送的。

他们本以为，新朝也与前朝一样，纵然前朝亡了，可他们依旧还是在民之上的，然而新朝却并不以吹鼓手为意，竟然让他们去和乡下泥腿子一般劳动，这便不止是斯文扫地了，而是大大的有辱斯文，原本按着圣人的说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群乡下泥腿子，学那么多知识能做甚呢，只消听我的便好。然而新朝确是当真开了民智的，前朝时，大抵一名农民是断然没有机会同胡适在同一张报纸上辩驳的，而如今大抵只要是个人且不认同方方的，只要肯发声，却也都可以与方方去微博上辩驳个清白，全然不顾方方女士已然年过花甲，这样一来，方方女士的工作量必然是大了不少，于是便也只能一一做出“极左”的回复，如此看来，新朝也着实可恶了些，而方方女士憎恨新朝却也不是甚么值得稀奇的事情了。

毕竟，日脚总是要往好处过的，时代的灰尘便是再沉重，却也总是要去打扫的，只是打扫下来的那些灰尘，却只能于绝望中发出一阵阵哀嚎，眼睁睁看着自己被倒入灰桶，气运好些的，尚能肥田，若是气运差些，便只能落入臭沟，与塘泥为伴了。至于塘泥是左还是右，又有谁会关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