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人在纽约_风闻

虽然外出仍然需要戴口罩，但随着疫情不断好转，国内大众情绪已不再如两个月前那么沉重悲观。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疫情却在接连恶化。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新冠病毒视为“贸易战”之后敌对中国的又一个“武器”，但显然这个新“武器”只能伤到自己，已有多位美国州长公开与特朗普“唱反调”。

今天的来信者是一位身在纽约的武汉人。在过往几年的全球化大潮中，这样的身份并不罕见、特殊，但如今却变得十分敏感。

在纽约的武汉人

撰文：陈驰

在很多地方生活过，有过很多个家。武汉是源头，童年。纽约是截至今日停驻的地方。

我从来没有想过几年后再次看到故乡会是以这样的方式。不是走去二桥下喝啤酒，而是在社交网络扁平的数码图像里。

一月初知道消息的时候我就跟家人通话，那个时候国内都还没有引起特别大注意。接下来短短几天内就开始了铺天盖地的抗疫行动。心一直揪着，觉得无力跟羞愧。我离这么远，除了远程的辅助性帮点，什么也做不了。眼睁睁看着武汉被推倒全球的风眼里。

感觉像童年特别亲特重要一个人，后来许多年没有联系了，突然一下通过别人知道他现在得了很重的病，情况极其糟糕。于是自己别扭的站在那里。这么久没见了好像不够格去关心，但心里头特别痛，特着急。

后来我觉得，痛没有够格不够格。痛就是痛。走再远，这也是生你的地方。这是你故乡。你是武汉人，九头鸟。

▲武汉九凤山公园的九头鸟雕像。

在国外十年，除了去过中国或有生意往来，大部分外国朋友是不知道武汉的。一开始我跟他们说长江知道吧，武汉就是中国那只“公鸡”中间的江城。有时候我也会说，武昌起义知道吧。他们一听，似懂非懂就开始点头。

有时候我也跟他们讲九头鸟。我说我们那里的人被叫做有九个头的鸟，特凶。他们问为什么，我说大概是太热和爱吃辣吧。我脾气也不好，我这辈子也离不开辣椒。

常说在纽约生活的人多少要有些野生气。性格里野气的成分大概就来自早年的九头鸟。

我小时候长特黑，跟猴儿似的。因为父母在家里不怎么说武汉话，我一直到初中武汉话都很烂。大概刚初中吧，懵懵懂懂喜欢上院子里同校的男生，搞得我武汉话一下子溜耍起来，因为这个男生只说武汉话。

那时候不像现在小孩儿那么精，我一根筋到觉得喜欢人家那就一块儿打球。因为一起打球不但开心，还能在一起相处。我的脑路是打球的时间越多，相处的时间就越多。相处的时间越多，该男生见到别的女生时间就越少。

于是几个月下来我的武汉话跟球技突飞猛进，却也成功的把人家处成哥们儿了。

看着他喜欢的姑娘娇羞的拿着水站在场边，还拖我传话的时候，我才不知道原来算法不对。

我在三十八度的高温下突然顿悟。妈的。思念不是天天见着，思念是天天见不着。

那个时候就这么个雌雄同体的状态。在学校跟谁关系都好，因为女生把我当男的，男生把我当哥们，其乐融融。

不过，我挺感激他练出我一口武汉话。武汉话跟四川话，长沙话都类似。狠起来的时候特泼，柔起来的时候也很能酥到骨子里。这种语言表达也生成本土的一套人际情感和浪漫。我想说方言的人会有同感。直到现在，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遇到武汉人都忍不住扯几句武汉话。说武汉的人就是觉得亲，觉得茫茫人海里，你们有对一座城市的共同记忆。

随便一两句，听到的是江边，桥下，三四十度的高温，还有汉阳，球场，外婆的家。

虽然初中后就离开武汉，人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至少追男生这种事打死再没干过，但九头鸟依然以不同形态在我日后的生活里冲锋陷阵。

此时此刻若应要苦中作乐，现在全世界倒是没人不知道武汉，也不再有人会问我武汉是哪了。

以前说我是武汉人，对方反应一般是“哈？where？”

现在一说我是武汉人，对方能小跳一米“哈？when？”

我有点失落，以后再也不需要说长江和九头鸟的故事了。

病毒毁了我故乡的诗意。

全球紧扣的时代，一场疫情能粗暴地把这两个打不着边的城市搞成风眼。

每天早上州长库默在电视上报道，传播真实的数据跟难以抑制的领袖荷尔蒙。比起粗劣的演说跟一口一个“Chinese virus”（中国病毒）煽动国家主义的特朗普，州长倒更有总统相。这会确实需要这么个人与大众沟通。不过中国和欧洲接二连三爆发，纽约还弄成这样，早干嘛去了。

▲美国总统特朗普 4 月 14 号在白宫宣布停止拨款给世卫组织。图片来源：路透社

我会这么想，然后关掉电视。

在我的生活里，武汉跟纽约形成了两条相互牵引的线。武汉由网络信息形成一个与我每天息息相关的赛博世界，纽约则是承载我实体活动的现实世界。这种牵引却让脚下的现实世界产生了一种挤压的荒谬感。

国内疫情每天更新病情消息跟死亡数的时候，纽约还处于歌舞升平的开年大转速里，没有人会觉得这是会登陆北美的事情。出于直觉我去采购了一些口罩和手套。当时和我一起的美国朋友还觉得我特夸张。我说也分给他们一些，他们立马大笑，“不需要啦。口罩又没用。这病我觉得最多两三周就过去了。赶紧吃饭去吧，你别再找口罩了。”我愣了下，心里有点不爽，“迟早要来的”。

说完我就后悔了。那时候他们的感受肯定不同的。没有家人置于其中，也没有足够信息去了解中国的病情，又怎么要求人家跟我一样牵肠挂肚居安思危呢。

可能美国人天然觉得事事能摆拍的心态，加上许多人都还关注在民主党辩论上，中国的疫情就像是在新闻里看某个国家有战争了，某个地方又着大火了，某个区域又动乱了。谈起来的时候评论几句，但从来不觉得会到自己头上，需要有所准备。我到处买口罩的举动就好像看到哪里战乱了，就要开始在家里装防弹玻璃一样荒谬。

口罩到底还是用上了。

直到三月初疫情大爆发前，各个州都没怎么检测，确诊人数并没有很多。即便意大利“沦陷”了，也没有任何大型活动取消的迹象。当时正值军械库艺展览会跟大大小小的艺展开幕。因为早早应了朋友的邀请，在去与不去间还是选择了去。

▲纽约军械库艺术展览会

挑了一个上午人少的时间去中城。过马路的时候觉得奇幻，这样全球枢纽的密度，除了新冠，又有多少病毒穿梭行径呢？纽约简直是病毒天堂，我们都是云里雾里的囚徒。

那会儿忽然觉得生存竟成了全凭直觉的事。

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是艺博会，搞艺术的直觉都比较好，里面的人都直觉性的有了保持距离，不握手，不拥抱的共识。这让一贯社交黏糊的艺术圈有了一种奇怪的新景象。人们洋溢的表情言语配上极度克制的肢体，比旁边陌生化的作品更陌生。

即便是这样的陌生，这时代似乎保持距离比拉近距离更容易些。

那天临走前大家一改往常，认真的说“保重”。

我太喜欢这个词了。

周围一切艺术包裹的绚丽都成了这个词的布景像侠客远行前的惜别，特实在的一种人情味儿，西部世界里不多的。

我们为什么不早一点这么说呢？

这之后确实有点相忘于江湖的意思。

3 月 10 号左右画风忽然转变。那一天开始几乎全部都在接收各种活动取消的消息。纽约这座连轴转的城市突然停了下来。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

我的实体空间又由城市全面转战到了家里。也是到这个时候，武汉和纽约平行了，它们连同整个外部世界赛博化，和室内狭小的物理空间构成我此时的生活。

▲纽约曼哈顿，行人和工作人员戴起口罩。图片来源：法新社

比起之前自己置身之外的羞愧，现在倒有种有难同当的感觉。细想有点幼稚，但这种本能的感受反而让我在风眼里没有任何的恐慌和不适，反倒更加踏实。

年初我天天打电话给国内的家里人嘱咐他们不要出门，现在换他们天天嘱咐我。

年初朋友以为我在武汉都来问候，现在他们又来问候一次，搞得我怪不好意思。

我开玩笑，“我这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上一次回武汉的时候心情比较复杂。在纽约做完展览，人跟被掏空一样，想回去看看，也想想接下来的事情。

和许多故事总结的一样，家园注定变成一个遥远的地方。这种遥远不是地理上也不是历史性的遥远，而是记忆断层带来的模糊感。每一次的‘家’与‘回家’之间都叠加了太多的人事和改变。记忆模糊，现实又没了比对，家变得陌生。

出国后父母搬去了深圳，都只是偶尔回武汉。以前的学校换了地方，喜欢的书店不知道是拆了还是搬了，商圈比比皆是，入驻的店铺和国外流行的没什么区别。本土特色的东西‘高级化’了很多，吉庆街也都在洋楼里了…

我笨拙的消化着这种陌生感。

一天下午，父亲叫我去散步。当时也是冬天。我们走去汉阳江滩，踱步到桥下。父亲习惯边走边讲些东西，喜欢讲苏轼，末了也嘱咐我一些话，我都听着。像这样和父亲平静地走着小时候是没有的。这座桥在我小的时候也没有。江面还是儿时记忆里的样子，没什么风，船明明在眼皮底下，不一会便消失在视野。当时的心境让我忽然想起走在曼哈顿桥上的时光。走这桥的人不多，很安静。桥上散步的习惯是去纽约后有的，它承载了我的成年与烦恼，矛盾与孤独。这些画面和现实重叠起来，让身旁的父亲显得有一些缓慢。这些年我不在身边的日子，他又经历了什么呢？他和母亲喜欢深圳吗？我们下一次在武汉这样行走又会是何时呢。

▲汉阳江滩公园

这两年我脑海里回放最多的也是这个长镜头。有些五味杂陈，却渐渐令我与自己和解。

我想没有一尘不变的故乡，没有无瑕的回忆和完美的当下。生活的实体和记忆，本就是来来回回的。它们断裂，连结，再断裂，再连结；它们消亡，生成，不断交织成网。而这张网就是这个离散时代里，我们持续编织的家园记忆。它必然超越单一的地理和时间。

法国诗人爱多尔德·格列森特对‘根’的说法打动我，他用了“errantry”这个词，根不是闭塞直线的，而是流动的，不断生成新的关联的状态。

这种状态年轻一代人更有体会。他们流动于不同地域，文化，有着多重的身份体验，而对家乡的情感则来自于记忆的留存与想象。现在的我越来越觉得，连结我们的不是对国的认识，而正是这种家园想象，它来自每个人内心深处。

隔离在家这些天，我常想起一个秘鲁朋友的作品。去年在维也纳做展览的时候认识的。

他来自利马，在维也纳已待了好些年。他的一组雕塑作品令我难忘。比起抽象宏大的表述，抑或完全解构掉的后现代符号，他用外婆教他的文字“书写”出家乡和外婆残碎的记忆。这样一种书写基于家族记忆，跳出了西方纯理性主义的框架，回归自身的链接系统跟真实的情感表达。也是在这一层意义上，我们有了许多共鸣。

聊起来发现有不少在纽约的共同朋友，都来自利马。我也聊起了武汉，我的外婆，江边桥下的午后。窗外是维也纳五区静谧的街道。这样一座有点落寞的老牌资本主义城市里，年轻的生命编织着新的家园记忆。让我对这个混沌的时代有了一些希望。

临走前我跟他说希望这件作品能一直做下去。

这话也是对自己说的。

这几天还真收到他的信息。很简短。

“武汉还好吗？在纽约还好吗？”

我说好。

武汉和纽约都会好起来的。

“保重。”

“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