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之春丨乐善好施高效廉价的晚清循吏_风闻

    王之春（1842-1906年），字爵棠，号椒生，自称芍唐居士，清末湖南清泉（今衡南）人。其出身文童，以“文人兼武事”的才干，跟随彭玉麟、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办理军务，转战广西、直隶、陕西、江苏等地；太平天国平定后，他进入仕途，一生历任广东雷琼道、浙江按察使、广东按察使、湖北布政使、山西巡抚、安徽巡抚、广西巡抚等职。

           王之春一生清正廉明、乐善好施，经常支持和赞助各种民生工程和新生事物，尤其是教育行业。光绪8年（1882年），为了使衡阳、永州、郴州、桂阳四府州的孩童有个好的上学去处，湖南提学使朱逌然倡议建立“船山书院” 。王之春听说这个事情以后，非常热枕主动地参与书院的筹划工作，然后立即联系了当时在任的衡州籍朝廷大员和乡绅，如彭玉麟、杨概、程商霖、蒋霞初等人；在信中，王之春和他们详细地谈论了兴办教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最终使他们也都参与了书院的建设和捐助活动。这是第一个以“王船山”命名的学堂，后来书院成绩斐然。海内传经问学者踵相接，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渌江书院的学子纷纷南下，一时有“学在船山”之称。大清著名书画家曾熙主讲于此；以后很多湖南省艺术名家、教育界前辈、政界俊杰皆出自此门；甚至帝王之师、一代旷世奇才杨度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作为一名非常务实的，办事不拘形式的封疆大吏，工作上的他办事雷厉风行、精明干练和极富效益，因此在官场上获得了“高效廉洁”的美名。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直接威胁中国东部海疆的安全，清政府中的一些有远见的大臣，对此深为忧虑。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桢于是派遣王之春赴日，刺探日本的军情和调查日本的地理军备等状况。王之春对日本的侵华野心甚为忧虑，早在1874年日军侵略台湾事件发生时，他就在一首诗中表达了其担忧：

有兼中外费调停，失险先如户不扁。

棘手多时夷性狡，填膺有憾海风腥。

兵端已启防乘间，船政频修想发硎。

一纸新闻传沪上，好音侧耳可常听。

当接到上级的任务后，王之春立刻于1879年12月4日从吴淞口出发，游览长崎、神户、大阪、横滨、东京等地，并于1880 年1月5日回到上海。他仅仅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就完成这次任务，然后立即去复见上级，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桢，递上详细的考察报告和主动上交没有用完的6000多两银票。沈葆桢甚是惊叹：“王大人，这么快就从日本回来和把事情办好了？”说着从王之春手上接过递上来的报告，仔细阅读起来。阅毕，不由心里暗暗称奇：王大人办事果然名不虚传，雷厉风行又极富效益，不但完成了我交于他的任务，还把日本的铁路、工程、文化、历法和人口，甚至地理地图等方面也都考察和记录的这么详细，不愧是我大清的一名循吏啊。放下报告，沈葆桢端起桌上的茶杯，小抿了一口：“今日所见，王大人办事刚果然高效又廉价；既然你已经把任务完成了，而且极大超出我的预期，这剩下的银两就归你个人，算是赏银吧”，说着，沈葆桢把银票推到小桌的对面。王之春坚决不肯收受，推回了银票：“给朝廷办事和当差，必须得精打细算，让每一分钱都花的有价值和花到实处；节省开支就等于向朝廷又交纳了一笔税收和充实了国库，国家以后的改革正是需要大量用钱的时候。”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在安徽巡抚任上的王之春又联合了衡阳盐运使程商霖等绅士，出资在衡州兴建了一座高35米的塔，取“积珠玉放光辉”之意命名，即珠晖塔。今天的我们登上这座典雅的珠晖塔：南望雁城，气象万千；北眺衡岳，风帆沙鸟，长烟一空，周围数十里壮丽山河尽收眼底，使人身心豁然开朗，心旷神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