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宁南山觉得“深圳变得越来越奇怪”的一点想法_风闻

刚到深圳，去红树林玩儿就听朋友讲了一个红树林的历史，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留下来的。深圳湾的红树林大片面积的保护区，在于建立深圳市的时候，官员去澳大利亚考察，发现对方对环保非常重视。当时本来还对红树林保护区是留是开发都有很大的分歧，后来想着要为深圳留下百年基业，就把滨海大道向北移了几百米，留下了一个保护区。这也成了美谈。

但是现在深圳变得有点官僚化了，至于这个官僚化怎么去理解呢？

我举一个例子，2015年1月21日晚，深圳市公安局东深分局局长王远平召集曾共事过的同事在东湖水库明珠酒楼聚餐，辖区东深派出所根据王远平的要求安排了4名巡防员到酒楼周边巡查。事后调查的结果是，构成滥用职权、弄虚作假违纪，市公安局决定给予王远平行政记大过处分、免去其东深公安分局局长职务，给予陈川舟行政记过处分。对未发现有违法违纪问题的另12人解除停止执行职务措施。

知道没有提到的另外12人是什么身份么？是各个分区的领导。事件之所以曝光也是因为政治竞争，由于是小企业主食用人工饲养娃娃鱼，倒也不是多么大的事情。而事情真正让人警惕的是，这变相的出现了一种组织，如果在职场有些人秉公执法正大无私，触动了这些人其中一个的利益，那么不仅这样的饭局无法进来，而且在升迁方面还会受到诸多限制。

一般来说，在任何一个部门出现了利益团体，不仅仅单独是公安领域，那么就有可能出现了“官官相卫”这种经典的场景，而且这本身就是一种官僚瘟疫，会向其他部门延伸，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成为了大众心态，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 

这个现象我在湖北得到了验证。看新闻说武汉和南京等地“酒托一条街”十多年了屡禁不止，百度上面搜索投诉的资料可以看到很久以前一直到现在的。只要不是闹得动静很大，基本上是没有人去搭理这个处理结果，一旦成了风口浪尖，那是分分钟查封的事情。假设下面各派出所有了“私家飞地”，就必然会出现利益输送的链条，上级再向省厅赞助“情报费”以便及时得到“处理指导方针”，这就是吃娃娃鱼事件的另一种形态。

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这才是真兄弟过命的交情的这种情怀，集体犯错共识产生群体认同感，这是不健康的思想。如果长期以来在省厅出现“企业埋单消费”现象，所有的人都会觉得是小事一桩，如果有人对基层广泛现象质疑的话，也很难在组织中有良好的发展。这次武汉疫情之初的训诫也有点类似，大家心照不宣的工作底线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因为经过组织熏染后的大多数人会觉得这是个首要任务，即便是有人提出异见终归想不到更好的解决方法。

这不仅仅是在中心医院的党委中存在这种思想，即便是到了武汉市的卫生部门也会产生这种想法，甚至延伸到省厅部门，如果不是中央派遣的工作组深度调查，直达内心深处的发问，不知道还会推迟多久。向职务负责还是向人民负责？如果官僚系统长期自我进化，肯定是侧重于前者的居多，为人民服务也就变成了为岗位服务。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是包括现在美国总统都会做的事情。一个决策失误很难引起其他人的纠正，因为没有人敢于发表意见，这就缺乏了内部监督机制。这里插一句话，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正是因为特胖普明显的向大众流露出自己的喜好厌恶，特胖普组织形成的官僚系统也必然拥有类似特质，也造成了现在的媒体和民众的大分裂。和特胖普意见不一样的幕僚都离职了，剩下的只能是fox电视台出来的人在后面阿谀奉承。

为什么我要提这个官僚集团化的事情呢？原因在于在追求GDP的前提下，只要一个方面形成了一种组织瘟疫，势必会蔓延到其他领域。深圳在公安领域2015年出现了这种组织，势必在其他部门也出现。 深圳领导班子在2017年认为，基础制造业已经到了一定的瓶颈，不能快速提升深圳经济发展，一致认为深圳土地面积有限，且已经全部开发完成，如果想要提升GDP，就必须要产业升级。所以在2017年的发展纲领中确定了以“金融、软件、生物”为重心的发展方向，将占据大量土地的工厂转移到东莞、湖南、武汉等。这些工厂经过改造后可以变为“创业产业孵化器”，吸引更多的创业公司落户深圳。这一切都是多年派遣专家学者去“硅谷”考察得出来的结论，不幸的是我曾经参加过这些专家的报告会，也为这种模式感到心神向往。

大家看一下这种思维的形成过程，是不是逐渐在自我摒除传统的民主决策的一个过程？追求短期利益放弃长远，而且还是群体性质，类似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上市公司普遍发行企业债，购买自家股票，推动了美国股市的虚假繁荣。大众官僚觉得按照岗位来思考，就是要发展GDP，普遍追求GDP忽视了自身的长处。没有人去反对，而负责监督的人民代表协商又逐渐变成了篮球赛和诗歌友谊，只要是领导觉得对的我都支持。正确的道路不该是因岗设人，应该是把现有的人才吸引来并留住，带动更多的人才过来，而不是从小汽车直接转向电动火箭这种跳跃式发展。“人才”才是一个地方发展不竭的动力，行业换了那些人才也跟着流失。不可能让袁隆平把毕生心血投资去搞软件系统，也不能让钟南山带着学生去研究电动车，这就是城市基因。美国硅谷也是把研发变成了一种风险投资生意，高房价就意味着高福利待遇，一旦遇上疫情，连高科技公司都觉得留着人才变成沉重包袱，这是不利于行业发展的。

后来在2018年深圳的GDP增速达到了9.3%远远高于预期，这是在华为、康佳、富士康、HKC、德赛电池等大公司都外迁的基础上还实现了如此辉煌的成就，自然也就稳定了市领导的信心。由此判断前期的分析是正确的。可惜遗憾的是，到了2019年6.7%，由于金融产业的不景气，尤其是在小贷公司被国家严格管制后，冲击了深圳的经济发展。对于风投公司来说，由于对于增殖部分也需要交税的预期，再加上共享经济无法快速上市变现，拖累了大部分的实体产业，整体降低了投资意向。等等诸多原因影响了深圳的发展。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最好的投资又变成了房地产，这也是为什么疫情之后，百行凋零，地产一枝独秀，上海深圳又涌现了豪宅投资浪潮。

2019年夏天我坐公交车到大小梅沙海边玩儿，可能是受“山竹台风”影响吧，但是我更相信司机的判断，就是现在坐车的人要比以往少多了，每次坐公交车的时候我都会问下司机这个情况，普遍反映都是人少了很多。再看看深圳的餐饮行业，无论是我公司附近，还是小区附近的餐饮企业，一个店铺基本上每年都要有转手的比比皆是，而这种店面存在30%，基本上能开展两三年以上的店铺，剩下可能50%都不到。归根结底，人少了。而我在的小区，也出现了多年的空置房间，尤其是疫情当前数量暴增，家电什么都不要人也不来深圳了，这种现象也多起来。

工厂搬迁了，这种劳动密集型很多地方出现了空置。深圳最有名的南山街道办，到处都是崭新的写字楼，基本上是由超级公司建立，看看那些代表性的写字楼地产，真正属于该公司的办公空间可能只有一两层，大多部分都是出租出去，当个包租公司这些投资回报还是很稳定的。由于公司规模的外显，加上上市公司或者超级公司的名头，地方政府愿意低价出让土地吸引投资，银行愿意低息贷款，而建筑公司和设计公司在中国更不缺乏，所以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也成了一种吹嘘的资本。即便是公司出现了问题，这相当于地方政府和银行半价甚至“打骨折”奉送的地产也能变卖折现。而作为租房大户的“**金融有限公司”“**担保租赁有限公司”“**融资有限公司”也是愿意付出高昂的租金来满足少量人员的办公….

这种虚假的繁荣一旦遇到危机，比方说金融快速缩水这样的大危机，就有很大影响。房租涨上去了，还能那么容易就下来么？以前华强北的一米柜台月租是5000元，后来2012年升到了8000元逼得很多店铺搬迁甚至跳楼做威胁，这么多年过去了商铺空置越来越多，只好重新“装修升级”。房租降不下来了，可是租店的却腰斩了，迎来的只是店铺投资客。

深圳之所以成为“硅谷”，是因为有华强北这种全球级别的电子元器件市场吸引来的，然后再2000-2010年涌现了大批量的山寨手机工厂，单是高峰期在福田车公庙和天安数码广场的手机公司就有4000家。然后借着ipad这种平板市场的发展又壮大了一批国产集成电路公司。后面陆陆续续出现了移动电源、手机周边配件（数据线、耳机、保护套、贴膜….）、智能手表、自拍杆、平衡车、遥控飞机…再看看现在的华强北，已经成了著名的手机相机无人机维修基地。

如果电子城搬迁走了，那么方案商和工厂都会跟着市场走的，接着就是包装和物流，以及周边配件。软件也会跟着硬件走掉。想要依赖金融和软件，真是不好意思，这些腿是最快的，只用搬迁一下办公室就可以了。华为和腾讯都曾经发出过呐喊，现在吸引来的年轻人，工作多年发现无法在深圳买房子留下来，留不下的人心还怎么能够保证公司的发展？所以后来才有华为搬迁东莞的事情，在当地直接建立好了住宅区和医疗教育等配套，员工只用安心工作就行了。而这个事情华为反复和深圳坂田的领导协商，原先承诺的土地居然还被变卖了很多，再建设员工住宅区成本太高才决定整体搬迁的。如果连华为都留不下来，觉得华为这种公司的利润太低的话，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是暴利行业。指望华大基因的疫苗？还是指望招了员工又单方面撕毁合同的医疗器材巨头迈瑞？还是指望卖游戏皮肤的腾讯？还是指望香港的金融整体搬迁到深圳？当年的前海金融实验基地，因为国外的投资风气是追涨杀跌这种血腥金融，和我国“金融为实体服务”这种理念是背道而驰。很简单的说明就是，中国救市是让企业和工人好过，而美国救市就是为了让股票表现更稳定保证金融公司不巨亏。到现在国家也不敢完全放开金融这个根基，想要成立的金融市场交易所和十几家国际资本在香港金融鳄鱼都暂缓了批复。

深圳想把香港的金融和硅谷的风投搬过来，这个美梦也就成了一场空。即便是承接过来，就像一瞬间把全身的血液都换了一遍一样，结果难说。尤其遇上科技发展出现瓶颈，金融危机这种大时刻，未来堪忧。人才房政策这个扬汤止沸的念头，本身就是逆市场操作，现在有人要求放弃这个政策，朝三暮四的政策，不如拥有一套房在深圳更难以实现，深圳将如何留个越来越多的人才再次成为火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