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公知”不是知识分子_风闻

“公知”本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但是中国的“公知”跟知识分子不搭嘎，因为中国的“公知”不是从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生长出来的，而是外国媒体“册封”的。

有知识的人过去都被称为“知识分子”，在解放前一个高中生就可以成为“知识分子”，看毛泽东书信集中曾经有一个高中学历的知识分子写信给毛主席，称中国的干部必须要有高中以上教育水平。毛泽东写道中国哪里有那么多的高中以上的知识分子可以挑选出来当干部？大意如此。现在知识分子的台阶自然是“水涨船高”了，大概没有谁认为一个高中毕业生就可以是知识分子了，大学毕业生也未必自认和被承认为知识分子了。

有知识的人有不同的称呼，文人，读书人和知识分子，这其中内涵是不同的。文人，读过书，识得字，进而可以写写文章的人。读书人不是读过书的人，而是把读书当成事认真读的人。知识分子分广义的知识分子，那就是有知识的人；从狭义专指的意义上是特殊的一群人，这些人是专指这样一群人，他们自愿对社会承担责任的人。从政治原理上讲，政府是权力的拥有者，他们拥有权力是因为他们负有责任，权力是责任的伴生物。人民呢？人民有权利，人民的权利就是政府的责任。人民因为拥有权利而承担义务。这样一个关系构成政治的基本关系。政府的责任与权力；人民的权利与义务，这就是基本的社会契约。

知识分子是这样特殊的人群，他们没有权力而自愿承担责任，这责任是超出义务之外的负担，因而这种没有权力的责任有这道德性。因为道德性知识分子得到社会的信任，被称为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和话语权是因为他们的道德性而获得的“特权”，而不是伴随着权力的“特权”。

因为知识分子的道德属性，他们具有道德“洁癖”，这不是对他人的道德“洁癖”，而是对自己和知识分子的道德“洁癖”。

因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重大，他们需要一些基本的素质，尊重科学，尊重事实，尊重逻辑。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的信仰而否认科学的结论，比如承认地球是圆的，承认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尽管《圣经》上说人类是万物之长。他们需要一些科学的常识和科学的方法，不会拿“道听途说”当成事实，他们知道“道听途说”不是事实，而是需要去挖掘证实或者证伪的信息。比如李敖先生讲的“我不是骂X是王八蛋，我是证明X是王八蛋”。李敖先生骂蒋中正，但是他从来不是谩骂，而是从史料中扒出来蒋中正伪造日本士官学校的学历，从蒋介石的讲话中扒出来他是怎么一个“王八蛋”。李敖先生怼孙中山先生同样是从史料中发现，而不是“道听途说”。这是知识分子。李敖先生虽然不屑孙先生的为人，但是不否认他的历史贡献，不否认他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的历史地位，什么是尊重事实，这是尊重事实。

尊重事实与“说真话”不是一回事，知识分子的道德性在尊重事实，说真话不具有道德性，因为真话不代表是尊重事实，而尊重事实一定是真实的反应。用“说真话”“解构”尊重事实是典型的“偷梁换柱”的诡辩术。我们在教科书中学过一篇《九方皋相马》，伯乐推荐九方皋为国君寻找千里马，结果是九方皋把马的毛色和性别都搞错了，是不是九方皋就是庸才？说了假话？不是的，他找到的是千里马，这是事实，是问题的核心。毛色和性别不是事实的核心。

说到最后尊重逻辑，事实摆在那里，知识分子对社会批判的标准是一致的，不会搞双标，这就是尊重逻辑。中国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做的怎么样？实事求是讲是不错的，除了前期因为情况不明和官僚主义出了一些问题，当政府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错误。相比西方政府的表现一塌糊涂。如果尊重逻辑的话评价中国政府和外国政府的表现可以很容易得出结论。

这里拿这些知识分子的基本标准来评价中国的“公知”，很显然他们既不具备知识分子的道德品质也不具备知识分子的基本素质，尊重科学，尊重事实，尊重逻辑。所以中国的“公知”不是知识分子，他们从道德品质上和基本素质上都不具备知识分子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