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西方制度、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尊崇认知，都是在这十多年被逐步颠覆的！_风闻

       西方社会制度并不优于东方中国的社会制度。我们对东西方制度、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尊崇认知，都是在这十多年被逐步颠覆的！

       一般认为，西方制度是典型的分权制度，中国制度是典型的集权制度。分权制的核心是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分立，相互监督，行政实行政党轮替，国家最高领导人通过选举产生。中国的体制是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协商民主，国家最高领导人实行选拔制，在权力的运行上实行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的集中统一体制。同时，各级政府又在自己管辖范围内依法各负其责，各尽其能，守土有责。

应该说，中西方国家制度都有各自丰厚的历史文化土壤。西方国家体制深深植根于中世纪封邦建国的传统，深深植根于平民对统治者权力的不信任观念。中国的国家体制深深植根于秦汉以来中央集权统治下大一统的“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传统格局，以及老百姓对政治权威的遵从与对稳定的崇尚。

      西方现行国家体制建立在反封建、反皇权与张扬平民百姓民主、自由与人权等基本权利基础上，对促进社会的平等与公平正义客观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西方体制的最大弊端是将民主、自由与人权作为一种抽象价值观念作用于一切人类社会，并将其作为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固定标志性框架去衡量复杂的社会现实，片面强调自由、权利、分权、公开性、竞争性等指标，并基于这些因素来评判国家政治制度的优劣，完全不顾一国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状况。

       东方中国的集中统一政治制度的好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特别适用于攻坚克难关键领域和战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重大成就表明：中国的集中统一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凝聚力都是中国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宝。中国的集权体制也不拒绝基于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市场经济，中国坚持在国计民生领域的国家所有权，同时强调对国计民生以外领域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与资源优化配置作用。不过，中国这种集权体制的弊端在于：集权与分权的平衡有时很难把握好，地方政府依赖性、等靠要思想有时过强，独立承担责任的主动性与责任心不足。

       对于这两种不同体制的利弊，中国执政党的认识深度远超西方国家。不然，也不会有中国共产党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本来，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两种制度既然各有利弊，东西方国家为什么不能摒弃固有执念而向对方学习优点与长处呢？但是，西方的政客与理论家们好为人师，顽固地认为只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才是“人间正道”，其他一切社会制度都无法超越资本主义制度，佛兰西斯·福山甚至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制度。

       历史的天平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向中国倾斜。西方从十八世纪以来享受300余年分权制的好处已经所剩不多了。阶层分裂、政党对立、利益绑架与政治正确，固化了西方国家对自身体制的认知，遮蔽了他们从精英到平民对自身体制端弊的审视，妨碍了他们对世界其他异质文明的细心体察与虚心学习。

       于此相反，中国人民却从近代100多年以来不断审视自身文明的缺陷，虔诚而近乎谦卑地夜以继日学习西方先进制度文化，饥渴而近乎贪婪地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但同时，中国的仁人志士也发现中国有自身独特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必须在学习、借鉴西方文明优点时克服异质文明植入中华文明土壤中的各种水土不服。

       事实上，中华文明自从近代遭遇西方文明坚船利炮地打击后，就逐渐克服了几千年来天朝独尊的狭隘民族主义，以包容开放，兼收并蓄同时又汲取精华，弃其糟粕的心态拥抱西方文明。正是这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与气度，中华文明不断在校正航向和克服偏见中步步潜行，日积跬步，月积年累，蓦然回首，已至千里。

        反观西方呢？政治文明仍然在迷恋于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以来启蒙思想家那套不变的有关民主、自由与人权的价值观教条；政治制度仍然在执着于分权体制才是国家唯一正确制度，制衡政体才是国家治理正道的那套政治观念。

       于是，我们才常常看到，西方两党相互拆台，政府工作不得不停摆；中央政府与地方州政府相互指责，相互争抢资源；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不顾老百姓生命健康，在疫情爆发时期拼选举。

    有人说：近十年来，我们最大的认知错误就是把西方的富有当成他们具有美德的凭据，忽略了西方的财富是建立在对殖民地的抢劫与工业革命后科学技术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什么政治制度才创造了西方的富有。

       近十年来，中国人民对西方认知的最大颠覆就是西方的民主、自由与人权都是双标的：美国的警察对不听警告的国民直接枪击，而对中国刁民殴打警察后警察的还击行为冠以“侵犯人权”；中国武汉封城抗疫是侵犯人的自由，西方国家的封城抗疫则是国家正当行为；精英社区与底层社区老死不相往来，甚至精英社区与低层社区学校、警察的配备也是按照财富多少进行的。

还有就是西方的国家决策根本是经济第一，人命第二。所以，在新冠肺炎病毒爆发初期西方不少国家鼓吹实行群体免疫，反对停工停产，甚至娱乐活动也不停止；现在病毒仍在蔓延，还远未达到复工条件时，又心急火燎的嚷着要复工开业。中国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是以人民利益为根本，不以经济利益为最高目标，中国的最大的政治正确是人民利益至上。所以，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有偿治疗新冠肺炎病人，我们对新冠患者实行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免费治疗政策。

       《西方将主宰多久》的作者莫里斯在书中说：“世界就像钟表一样，但中国的时间却是静止的”。莫里斯批评的是中国千年不变的古代农耕文明社会形态的稳固性。但斗转星移，用莫里斯“时间静止”来比拟当今西方国家的社会现实到是异常贴切：西方政治制度已经固化僵死，经济发展已经几十年徘徊不前，时间仍然静止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而今天的中国却一日千里，日新月异，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从根本上说，不是中国容不下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相反，到是西方国家容不下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僵硬的大脑里始终顽强地装着一个只有资本主义才是社会发展唯一正确道路的至上观念，并把他上升到新教伦理的虔诚高度。

       不在一个频道上的制度之争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将东西方不同制度文明在同时时空条件下，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处理导致不同后果完整呈现出来了，但西方国家政要根本不承认他们制度缺陷导致的抗疫不力，反而怀疑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疫成效。这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西方崇尚实力，正所谓“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既然这样，中国人民就只好继续用经济发展巨大成果与社会发展更高水平来回击西方。

       等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登顶世界第一时，也就是西方从俯视到平视东方，内心从蔑视到折服东方之时。

       不过这一天的到来显然还尚早，还需要我们作出巨大的努力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