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见过活着的白鱀豚，但如今已无人再有这样的幸运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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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少侠小黄鸡

我是见过白鱀豚的。并非是影像记录，也不是模型标本，而是水中活生生的白鱀豚。

那是在新世纪伊始的一个夏天。尽管我努力回想试图捡拾更多的记忆碎片，然而遗憾的是，在脑海中依旧鲜明的并不是看到白鱀豚时的感受，而是冰棒和豚馆门口的白鱀豚雕像。

中科院水生所白鱀豚馆门口的雕像。

冰棒是我爸为了哄我买的，毕竟这是在武汉炎热的夏天里，让一个四五岁小男孩听话的最好办法。我甚至能清晰地记得冰棒是橙色圆筒状的，菠萝味，中间还有一团雪白的奶油，可以用小木勺舀着吃。

而雕像则因为我妈强烈要求我去合影留念。于是我站在眼睛都睁不开的大太阳底下，比着剪刀手强颜欢笑。结果冰棒晒化了掉在地上，以致年幼的我当场情绪崩溃。

至于后来的参观，我只能依稀回想起空旷安静的场馆，靛青色的水池和在水面游动的灰白大物。对了，那会儿大人们还管它叫——“白鳍豚”。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见到白鱀豚，那时我还不知道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淇淇。

点击查看大图。左图为曾经饲养在水生所白鱀豚馆中的白鱀豚淇淇（摄影：张先锋）；右图为如今饲养在白鱀豚馆中的江豚（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提供）。

白鱀豚一家的悲剧

时光荏苒，因为种种机缘巧合，毕业后我入职了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鱀豚淇淇曾经的家。

我曾以为白鱀豚会离我的生活很遥远，只有在特定的话题和特定的时日里，才会见到有关它的影像文字。然而工作以后，白鱀豚却成为了我日常生活里的一部分。

我所在的水生生物博物馆陈列有数件珍贵的白鱀豚标本，每天上下班的例行巡视我都会和它们见上一面。听中科院院士、鱼类学家曹文宣先生说，博物馆里的镇馆之宝——矛尾鱼，便是用一具白鱀豚标本换来的。

水生生物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矛尾鱼标本。

曹文宣院士多年来一直呼吁长江“十年禁渔”。去年这一呼吁最终得以实现。

这些标本可大致分为两个来源：1974年的一次长江航道清障作业，以及1980年的一次渔民捕捞活动。

1974年1月20日，长江航道局下属工务段的一个施工队在洪湖燕窝江段，用炸药对江心小淤滩进行清障作业时，当场炸死了五头白鱀豚（四雌一雄）。

由于当时处在“文革”的特殊背景下，相关科研和保护工作受到巨大冲击，航道部门炸死几个野生动物根本算不上什么稀罕事。相反，由于白鱀豚皮下脂肪丰富，民间一直流传有“白江猪熬油，治疗烧伤有奇效”的偏方。一头200~300斤的白鱀豚，在当时可卖出100多元的高价（当时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是30元）。于是施工队就给武汉长江航道局送去了一头。

恰巧，当时航道局里的一位工程师平日里也喜欢动物，而且与著名鱼类学家伍献文院士之子——同在水生所工作的伍惠生是同窗好友。他认出了施工队送来的正是稀少而珍贵的白鱀豚，于是立刻向伍惠生打电话“通风报信”。

博物馆内体型较小的雄性白鱀豚（体长1.7米，重73千克）后来被做成了浸制标本 ，这也是全世界仅存的三件成体白鱀豚浸制标本之一。它的上方是可能也已经灭绝的白鲟。

要知道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中国科学家们只能从文献中知道白鱀豚，从获得的标本（大多是误捕）上认识和研究白鱀豚，从渔民叙述中了解白鱀豚的习性。而水生所自1954年迁到武汉后，采集收藏了丰富的淡水动植物标本，却还从来没有收到长江中的白鱀豚标本。

闻讯后，水生所立即派人前往航道局，了解到施工队还有两头白鱀豚尸体正要卖掉，于是赶忙通过航道局领导，要求施工队连夜用汽车将这两头白鱀豚尸体直接送至水生所。

从素未谋面到初次结缘，接连获得的四头白鱀豚标本（除洪湖所得三头外，还有一头是来自三个月前黄冈渔民误捕）摆在标本室外的空地上，引得全所的人都来看稀奇。其中就包括后来的白鱀豚专家陈佩薰教授，以及当时还是青年学者的陈宜瑜院士。

由于当时并不了解白鱀豚的价值，人们大多无动于衷。陈佩薰教授在自传中回忆起自己当时所感，也只是“哦，这就是白鱀豚！”而陈先生与另一位同事则怀着极大的兴趣，对这几头从未见过的稀罕动物进行了解剖。

当解剖洪湖获得的两头雌性白鱀豚时，人们意外发现：它们竟然都怀有身孕！经过小心翼翼的处理，他们分别取出一雌一雄两个胎儿，从外形和皮色推测已近发育成熟，形态和成体相似，腹部尚且连有脐带。

两个白鱀豚胎儿后来也被制作成标本，其中较大的为雌性，较小的为雄性。

陈先生和同事从解剖结果分析，这两头雌豚都已临近分娩。据工程队反映，其中一头体型较大的雌豚在被捕获时好像刚刚分娩。而在解剖时人们也发现，其两侧子宫几乎等大，但只有右侧子宫有胎儿，从子宫扩张情况推测另一胎儿的确产出不久。

也就是说，洪湖县燕窝江段同时炸死的这五头白鱀豚，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大家庭。

体型最大的雌性白鱀豚（体长2.53米，重237千克）后来被制成了剥制标本。这是人类记录到的第一重、第二长的白鱀豚，比后方挂着的江豚要大得多。

再相遇，我为别人讲述你的故事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起将八头白鱀豚（包括两个胎儿和一个已出生但必死无疑的幼儿）组成的家庭顷刻毁灭的惨案，是20世纪白鱀豚遭受的最大、最具悲剧色彩的一次人为灾难。

自那以后，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科学院开始组织白鱀豚研究保护协作组的有关单位和科研人员们，在长江中下游沿岸对广大渔民群众进行各种形式的宣传，并很快取得了显著成效。

1980年1月11日，湖北省嘉鱼县渔民胡家法等四人，在靠近洞庭湖的城陵矶江段偶遇白鱀豚。在确认自己看到的长嘴生物正是专家们平日重点宣传的对象后，四人立刻驾驶渔船展开围捕，共捕获白鱀豚两头，并立即向当地水产收购站报告。其中较大的雌豚由于身体虚弱，不久便死去了；而较小的雄性幼豚，则被闻讯赶来的水生所专家救治后，由伍献文院士起名为“淇淇”，饲养在了研究所里。

这便是白鱀豚淇淇的身世由来。

1914年，美国人查尔斯·霍伊和他杀死的白鱀豚合影。图片：Wikimedia

四位朴实敦厚的渔民，并不知道他们已经制造了一个即将轰动全国乃至世界的重大新闻；一个随着岁月流逝，而愈加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事件；更不知道淇淇的捕获地城陵矶，正是66年前美国博物学家霍伊采集到全世界第一件白鱀豚标本的模式产地。

不过在水生生物博物馆中展示的，并非淇淇的遗体标本，而是两件栩栩如生的淇淇3D打印模型标本。

在博物馆日常的参观接待中，介绍白鱀豚模型标本是讲解的重中之重，而有关淇淇的传奇故事更是不胜枚举。在长达22年的人工圈养过程中，淇淇不仅向研究者们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科研资料，更是成为了白鱀豚保护的亲善大使。

博物馆内淇淇的3D打印模型。

有时，我会指着玻璃柜中淇淇模型呼吸孔后的一块白斑，告诉大家这是当年捕获淇淇时留下的伤疤。由于白鱀豚皮肤光滑，为了将其固定，渔民们需要用铁钩勾住它的颈背，于是就留下了两个深深的大洞——差一点就要了淇淇的命。

为了帮助淇淇伤口恢复，专家们用消毒布为它制作了一件特殊的“背心”，并辅以药物，才终于治好了它。

有时我又会指着悬挂着的淇淇游动模型，以白鱀豚迷你的小眼睛和发达的隆额对比，向大家讲解白鱀豚出色的“声纳雷达”。

有时我干脆什么也不指，直接向大家讲述“鱀”字的由来，或是淇淇和另一头白鱀豚珍珍之间，甜蜜而遗憾的爱情故事。

而每一段讲解的结尾，总是白鱀豚沉重而无奈的渺茫现状。

从1973年底，水生所第一次收到白鱀豚标本，到2002年，水生所最后一次收到白鱀豚标本（淇淇）；再到2004年，人们野外最后一次目击到白鱀豚；最后是2006年，为时六周的长江淡水豚类考察未发现一头白鱀豚，随后研究者宣布白鱀豚野外功能性灭绝。

极危的中华鲟。

白鱀豚种群在短短三十余年间，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400余头，直至本世纪初归零。它是怎么突然就没了？科普讲座的课件里写得很清楚：根源是人类活动。

酷渔滥捕不仅使白鱀豚食物匮乏，滚钩和渔网还会严重威胁到白鱀豚的生命安全；采砂作业破坏了白鱀豚生活的沿岸栖息环境；频繁的航运严重干扰了白鱀豚的声纳系统，以至于许多白鱀豚被螺旋桨击毙；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进一步缩减了白鱀豚的典型栖息地，同时也影响了作为白鱀豚食物的鱼类的繁殖；还有日益严重的长江水体污染，在悄无声息荼毒着白鱀豚。

而作为补救措施的天鹅洲故道，虽对江豚保育成果斐然，可轮到白鱀豚时，野外已经几乎见不到它们的身影了。

江豚标本身上可以看到滚钩等渔具留下的伤痕。

课件里还用加粗字体清楚写着：白鱀豚是首个由于人类影响而将灭绝的鲸类动物，是50年来消失的第一种大型水生脊椎动物，是1500年来第四个动物科（白鱀豚科）的消失。

相比起袋狼等其他已灭绝的动物，身边的动物被宣告灭绝于我而言，往往更加难以接受。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照片中，还能看到白鱀豚在渔船边游动，看到白鱀豚和岸上收割庄稼的人们和谐共处；在本世纪初，我还能见到活生生的白鱀豚；在离长江航道局（曾向水生所捐赠三头白鱀豚标本）不远的江汉关博物馆门口，还立着白鱀豚的雕像；在南望山下还有白鱀豚路和白鱀豚馆；武汉白鱀豚基金会志愿者们的胸前还画着活灵活现的白鱀豚会徽……

明明到处都还能见到白鱀豚的影子，它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江汉关博物馆门口的白鱀豚雕像。

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会标，如今基金会的工作重点已经变成了保护江豚。图片：ibaiji.org

逝者已矣，尽管对长江中可能残存的白鱀豚仍抱有一丝侥幸，事到如今也只能无奈接受现状，将目光转向其他濒危物种，避免白鱀豚的悲剧在它们身上重演。

上穷碧落下黄泉，人间不见白秋练。

博物馆内收藏的珍贵鱼类标本。依次为濒危的胭脂鱼、可能灭绝的鲥鱼、可能灭绝的白鲟、极危的达氏鲟以及可能灭绝的鯮的头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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