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高校新研究：实际感染新冠病毒人数或远超此前预估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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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斯坦福大学新研究：实际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人或远超此前预估

　　据外媒报道，加州斯坦福大学的一项新研究发现，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可能比之前预估的数字高出数十倍。专家认为，这类研究具有积极意义，但并不意味着群体免疫已经到来。此外，对于抗体试剂盒的可靠性，专家尚存疑虑。

　　感染者或远超预估

　　斯坦福大学周五发布该项研究报告，目前该研究尚未经过同行评审。研究人员对圣克拉拉郡3300人的样本进行了检测，发现实际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可能是官方所预测数字的50到85倍。

　　圣克拉拉郡是美国最早发现社区传播的地区之一。《自然》杂志网站报道称，对3300人血液样本进行分析发现，每66人中就有一人感染新冠病毒。在此基础上，根据有抗体的参与者所占的比例，研究估计，截至四月初，圣克拉拉郡可能有4.8万至8.1万人感染新冠病毒，比原本的预测高出约50到80倍。《卫报》报道称，研究期间，圣克拉拉郡有1094例确诊病例，50人死亡。

　　研究人员称，这是美国首次进行此类大规模研究。研究者通过手指采血的方式识别健康人体内是否存在抗体，若检测到抗体，则意味着受测者曾感染新冠病毒，并已经康复。参与该研究的志愿者是通过脸书广告招募而来，研究人员称，招募的目的是获取代表该地人口和地理特征的样本。

　　这也意味着对所有人来说，新冠病毒的致死率比先前估计的要低得多。比如，截至上周二，美国的新冠病毒致死率为4.1%，但斯坦福的研究人员表示，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死亡率可能仅为0.12%至0.2%。

　　群体免疫“为时尚早”

　　专家指出，该类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如果要结束目前为防止新冠病毒传播而实施的大规模封锁措施，卫生官员必须首先确定有多少人感染了这种病毒。而针对某地区病毒流行情况进行大规模研究，将在这一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该类研究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准确地了解病毒的传播范围。“这对了解处于流行病的哪个阶段具有启示意义，”领导这项研究的斯坦福大学医学副教授伊兰·本达威（Eran Bendavid）表示，“也影响建立传染模型，传染模型被用于制定政策，并可以估计疫情将对医保制度造成哪些影响。”

　　一些人认为，这项研究表明，群体免疫离民众比想象中更近，即如果足够多的民众对某种疾病产生了抗体，那么这个国家就普遍对其免疫。这一策略将使一些国家能更快地复工，如瑞典目前就正在实行这种政策。不过，斯坦福的研究人员表示，在进行更多研究之前，不应急于下结论或改变政策。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流行病学教授阿瑟·雷金德（Arthur Reingold）表示，虽然这项研究证实了很多人的观点，即实际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比最初认为的要多得多，但并不意味着居家令会在短时间内被取消。

　　“有人认为，这项研究结果将成为我们安全复工、重返户外的‘通行证’，这一看法面临两个限制：我们不知道抗体是否具有保护作用、能保护多久，更别提只有一小部分人有抗体”，他说。

　　即便该项研究对感染率进行了修正，也只有3%的人感染过新冠病毒，这意味着97%的人没有抗体。要对新冠病毒产生群体免疫，需要相当多一部分人口感染并康复。

　　研究人员同时指出，由于这项研究的样本完全由圣克拉拉郡的居民构成，其结果是否能代表美国其他地区尚且未知。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类似研究至关重要，”研究作者、斯坦福大学教授贾扬塔·巴塔查里亚（Jayanta Bhattacharya）表示，“很显然，这种病毒在一些地区比在其他地区更流行，而了解病毒在每个地区的流行程度是制定某些政策前的关键一步。”

　　正在进行其他研究

　　《自然》杂志网站称，该研究是在缺乏广泛诊断检测的情况下，在世界各地的城市开展的十几项“血清流行病学调查”的首批结果之一，这些调查旨在估计真实感染率。世界卫生组织也正在进行一项名为“团结II”（Solidarity II）的全球血清流行病学研究。

　　“血清调查可以让你及时了解特定人群中谁被感染了，” 澳大利亚墨尔本彼得·多尔蒂感染和免疫研究所病毒学家堪塔（Kanta Subbarao）说。她认为，这对于诸如新冠病毒之类的感染尤其重要，因为有些人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或者只有轻微症状。

　　结合年龄、性别、症状等信息，血清抗体测试还有助于理清相关问题，如儿童和青少年确诊病例稀少的原因。

　　“这是廉价获取大量信息的一种方式，” 斯坦福大学教授贾扬塔·巴塔查里亚（Jayanta Bhattacharya）表示。

　　早在4月9日，德国曾公布一项类似研究的初步结果。该研究在一个人口超过1.2万的村庄对约500人进行了测试，发现七分之一的人感染了新冠肺炎。德国的研究小组还进行核酸检测，通过综合数据，估计该镇的总体感染率为15%。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微生物学家彼得·科利尼翁（Peter Collignon）表示，在德国和美国进行的这两项研究，发现感染率远高于官方数据，并不奇怪。新冠病毒在美国和欧洲部分地区传播了至少一个月，还出现了社区传播。

　　还有一些科学家对此类研究中使用的试剂盒的准确性表示担忧，因为大多数试剂盒都没有经过严格评估，准确性尚未经过确认。而产生“假阳性”结果的检测可能会夸大对感染率的估计。参与圣克拉拉研究的研究人员表示，他们评估了抗体试剂盒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他们使用的是明尼苏达州Premier Biotech生物技术公司开发的试剂盒。

　　目前，样本规模更大的其他研究正在进行中。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正在对1万人进行检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将检测5000名健康的志愿者，以观察他们是否感染或感染过新冠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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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感染人口比例约为美1/3 两国差异为何如此大2020年04月19日 07:28:08来源：央视网

81人参与34评论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当中，加拿大好像什么都和美国差不多，就连国内某些网红在介绍加拿大的时候，也常常浮于表面地如此介绍。

当新冠疫情发生后，人们却看到了一个与印象当中不同的加拿大，或者说，与美国不同的加拿大。

先来看一组对比数字：

△病例统计数据截止到当地时间4月16日 占比数据由总台记者计算

从这个统计图表不难看出，新冠疫情在加拿大造成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在总人口当中的占比几乎都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两个相邻且往来如此频繁的国家，怎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

其实，在疫情发生之初，加拿大和美国一样，都没有对发生在中国的新冠疫情足够重视，加拿大媒体最近披露，今年1月初，由加拿大军方情报部门向政府提交了一个关于新冠疫情的报告，并发出了警告。军方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这份报告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加拿大军方情报部门早在1月份发出武汉爆发疫情的警告》——加拿大广播公司

加拿大与美国还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医疗物资的战略储备不足。

也就是说，加美两国面对疫情最初情况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在随后的抗疫过程中，却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也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对于这种差异，无论是加拿大还是美国的媒体都注意到了。

总台驻加拿大记者把相关报道中的观点大致归纳了一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面对疫情，两国的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进入了不同的关系模式

我们都知道白宫与各州政府在面对新冠疫情时出现了令人大跌眼镜的步调不一致，甚至是公开指责。反观加拿大，无论是联邦政府与各省政府，还是各省政府与各主要城市政府，几乎看不到任何公开的相互批评。人们在媒体上看到的消息多是地方政府与联邦政府合作抗疫的消息。

△《部队被部署在魁北克省北部帮助各个社区应对新冠疫情》——《环球邮报》

△《特鲁多说联邦疫情福利将在3至5天内发放》——加拿大广播公司

即便是有些问题存在不同观点，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都不会进入对方的权力范围。比如，在对美国禁止3M公司向加拿大出口N95口罩后，多省省长都要求报复美国，但是特鲁多总理说不会实施报复后，各省也就不再说什么，因为外交事务属于联邦政府。相反的例子是，新冠疫情暴发后，媒体和民众纷纷要求联邦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但是特鲁多总理明确表示，各地政府会根据具体情况采取行动，还不到联邦政府采取行动的时候。事实表明，加拿大所有地方政府分别宣布进入诸如紧急状态、紧急公共卫生状态等不同的警戒级别后，联邦政府至今也没有宣布紧急状态或者紧急卫生状态。

去年刚刚从麦吉尔大学退休的教授理查德·舒尔茨（Richard Schultz）研究政治学40多年，他对此解释说：

从加拿大联邦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这个角度上看，联邦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结构松散，联邦政府向各省和地区政府让渡了很多权力，这包括教育、医疗这些核心的行政管理权力。

（2）两国政府向民众传达的抗疫信息不同

疫情发生后，人们从美国看到的情况是，特朗普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当众禁止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福奇博士就此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为了推卸防疫不当的责任，不惜使用各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卑劣手段。

在加拿大，这种行政权力强行插手专业领域的现象没有出现，各级政府也没有相互推卸责任。加拿大各级政府与专业机构扮演着既不相同，又相互配合的角色。从联邦到地方，政府领导人（总理、省长、卫生厅长）只负责政策部分，而关于疫情的专业方面，则由各级别的首席医疗官对民众直接发布指导意见。而且，往往是行政官员与专业机构负责人一同举行新闻发布会，由专业机构介绍疫情进展和建议，行政官员则发布相关的行政配套措施，从未出现过行政官员与专业人士态度相左的情况。

△上图分别为加拿大各省省长或卫生厅长与首席医疗官在一起举行疫情新闻发布会 顺序分别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艾伯塔省、魁北克省、新斯科舍省、萨斯喀彻温省、安大略省、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

比如，当各级的医疗官提出民众应该尽量减少外出，即便外出也要保持2米社交距离的建议后，政府就发布要求民众保持2米社交距离的命令，以及配套的处罚措施。总理特鲁多则几乎每天都在例行的全国讲话中重复首席医疗官谭咏诗的建议：Stay home，Stay safe（居家保安全）。

另一个例子是，对于是否应该戴口罩的问题，尽管媒体和社会上有很多呼声，要求医疗官把民众出行戴口罩作为一个强制要求，甚至为此要求谭咏诗辞职。

△加拿大一家网络媒体要求开除谭咏诗的报道

面对这些压力，直到今天，各级医疗官都只是不反对戴口罩，各级政府也以此为依据，没有把出门戴口罩作为强制要求。目前，加拿大强制要求戴口罩的情况只有一个，就是在搭乘飞机时。

（3）自由党政府寻求国际合作抗击疫情

面对疫情，美国政府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应对疫情上，而是借助疫情玩政治把戏，从最初对中国从冷嘲热讽到后来的抹黑指责，以此推卸自己错过抗疫最佳时机的责任。同时，破坏国际合作，甚至不惜援引《国防工业生产法》来阻止3M公司出口防护装备，更不愿意与中国合作抗击疫情。

在这个方面，加拿大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尤其是表现在与中国的合作方面（请参照记者的此前的另外一篇报道：

《北美观察——加拿大抗疫得益于稳定的国际供应链》

），这种策略解决了加拿大医用物资短缺的问题，尤其是一线的医护人员有了完善的保护之后，直接提高了抗疫的能力。

值得指出的是，深受美国影响的加拿大保守党的某些政客以及一些加拿大媒体，喜欢拿中国话题做文章。无论是恶意炒作所谓“中国口罩不合格”，还是“中国借助医用物资扩大影响”，到目前的所谓“中国隐瞒疫情”等等，与美国亦步亦趋，当卫生部长帕蒂·哈依杜（Patty Hajdu）指出，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数据造假时的时候，他们甚至借助各种新闻发布会的机会轮流攻击这位敢于直言的女部长。

他们如此热衷炒作中国话题，基本逻辑就是紧跟美国，达到其政治目的，并不是维护加拿大的国家利益。面对这些指责，执政的自由党政府采取的是“只做事、不争论”的态度。熟悉加拿大的人都知道，在加拿大，可以与美国争一争经济利益，但是在政治方向上必须跟随美国，否则，无异于政治自杀。

在美国发起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攻伐”后，面对保守党和一些媒体的一再追问，执政的自由党政府多次表示，相信世卫组织提供的疫情数据，尊重世卫组织的科学判断，认同世卫组织的国际协调作用。这个立场与美国也是大相径庭。

（4）加拿大的医疗体系和补贴政策有助于稳定局势

加拿大的医疗体系与美国完全不同，加拿大实施的是全民医疗保险，所以加拿大人如果生病，基本上不用担心治疗的问题。新冠疫情发生后，加拿大政府及时出台政策，对所有因感染新冠病毒而需要检测治疗的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这就稳定了人心。

非亚裔的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类似，基本上都不存钱，有很多的“月光族”。疫情发生后，多数家庭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没有积蓄的习惯，也就难以应对日常生活出现的变化，这包括房租、房贷、甚至买菜买鸡蛋的日常生活支出。因此，加拿大联邦政府及时发布了疫情应急福利计划，向因为疫情而失业或收入下降的人们提供资金支持，让人们即便是居家也能维持基本生活。

△特鲁多总理4月15日宣布已有数百万加拿大人收到了政府的疫情应急福利金

也就是说，加拿大政府不仅要求民众居家，尽量不要外出，也为民众居家提供了生活保障。很多加拿大人都对政府有关居家的要求感到喜出望外，天底下竟然有不工作、还能拿钱的好事。

从加美两国同时面对新冠疫情的发生，到随后抗疫过程采取不同措施、导致不同的结果的对照来看，

它毫无疑问地表明：

导致美国错过抗疫的最佳时机的，恰恰是美国自己。这既有美国政府自身的错误决策，也有美国政治制度缺陷等多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