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的基础在哪里？——兼与中山大学周春健教授商榷_风闻

疫情期间在喜玛拉雅平台听了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周春健的《平正典雅——从百年家书看传统家庭相处之道》。

周教授作为文学学士、文献学硕士、历史学博士，对家书的研究可谓用心。他花了不少的人力、财力和精力，收藏了百多件清末民国以来的传统家书，并悉心研读，细细品味。其讲座语言也是纵横捭阖，娓娓道来，极具亲和力。

周教授通过自己对这些普通家书的研究，体会到了普通家庭人伦亲情及家风家教，体悟到了“平正典雅”的中国传统家庭伦常。

然而，周教授的教授研究中却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基础，即改开以前中国普通百姓的识字率是很低的，普通百姓的家书好多不是自己书写的，而是请人捉刀的。

记得80年代初，我读小学时偶然的机会看见姓庹的食堂阿姨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只能画个圈，打个指印。

我父母亲68年结婚，当时父亲大字不识一个。幸好母亲是中专毕业，花了3年教父亲识字，终于贫农出身的父亲能写简单的书信了。我见过父亲的遗信，歪歪扭扭的字体，还有不少的错别字，更别说引经据典了。

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肯定记得，他们的奶奶甚至父辈基本都是文盲。不少人的祖父和外公都是有文化的，但祖母和外婆基本不识字。其实，令如今我们无法想象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5.5亿人口中文盲率是80%，小学入百学率是20%。解放后，政府对文盲下了功夫，通过各种学习、办各种班消除文盲。当时毛泽东就说了：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所以部队也成了学校。经过近5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的文盲比率终于降至2000年的6.72%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就写道：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大约是80%，而且被视为识字的20%的人当中，已经包括了那些只认识几百个中国汉字的人和在今天只能列为半文盲的人；《民国教育史》也说到：解放前中国有10%的人识字就不得了了。能读三国水浒的人1%差不多了。

那么当时普通人的家书、家信怎么办呢？接到书信或者有文字的字条都是去找识字的读给他听并解释，乡村中由此产生了代人写信、读信的人，所以书信一般都是文绉绉的，也就是周教授眼中的“平正典雅”，也能引经据典了。

法国数学家、天体力学家、数学物理学家、科学哲学家亨利·庞加莱在他的著作《科学和假设》中提到：科学家提出来的一般命题，如果不只是一些定义，不只是一些隐蔽的玩弄文字，那便是许多假设。这些假设拟定出来以便组织进一步的思考，并使这种思考具体化；这些假设有待证实、修正和辩驳。周教授在家书、家信的研究中，做出了他基于其个人学养的判断，然而这仅能作为一种他认为的合理假设。至于事实是真相如何，还需要搜索证据。“事实的海洋是无限广阔的，但是对于科学家来说，只有一小部分的事实具有科学的价值。”证据需要假设者回到生活的情境中。这就是20世纪分子生物学的带头人之一，1953年和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誉为“DNA之父”詹姆斯·杜威·沃森所说的“基于事实思考问题”。

请回到事实来思考你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