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天，我同情纽约_风闻

史迁笔下的历史充斥着隐喻、互文，乃至于吊诡。秦失其鹿，是谁的鹿？赵高指鹿为马之鹿？有失去，就有得到。获麟，道穷，孔子死了。

历史总是这样，除了极少数的骤然爆发，通常并不能让人知道这就是历史。即便知晓这就是历史，也不知道为何成为历史。倘若只有一个历史，就没有史学。史学的唯一作用只是提醒我们，无知造就了很多个历史。史学家就这样成了众矢之的。人类的战争研究从未间断，如何打仗轻车熟路，依然不断演习，真打起来，立即发现漏洞百出。第一场战役通常是比烂，更烂者失败。打着打着就顺手了，比拼起优势。狭路相逢，始于比烂，终于优势。总结出方法是一回事，方法的运用是另一回事。历史就这样永远新鲜着。

2019年的最后一天，公众通过网络获悉海鲜市场出现原因不明的肺炎。这不是历史，因为无知。我们只能记录已知，而不能记录未知。半个月以后，听闻2019-nCoV“可防可控”。科学不需要任何人相信，可以证伪方能成为科学。“可防可控”的说法直接指向了传染病的可能性无法排除。防疫最大的问题就是提出防疫这个问题，将疾病从探索未知的科学领域，转为公众需要了解的公共话题。于是，出门抢年货，顺手买点口罩。我们有口罩文化。

瘟疫时代的胜利通常是一个村庄，一座城市，乃至于一个国家的毁灭而获取，人没了，病毒就没了。防疫是医学问题，也是社会学问题，还是文化问题。现代防疫无非是隔离，要么将病人给隔离了，要么将自己给隔离了，口罩隔离嘴巴与鼻子。口罩将病人标示于社会系统之中，口罩的作用是保护他人，而不是保护病人。没病，不用戴口罩；有病，更不用戴口罩。病人戴口罩由医生指定，没有选择，不是自由；不戴口罩将被干涉，也不是自由。口罩自由是可以戴口罩，也可以不戴口罩。日本拥有口罩自由，中国的口罩自由源于非典防疫。

传染病的悲剧性就在于总是在自己得病的偶然性之中，传染给自己深爱的、熟识的与亲密的人。这是一道选择题，1%与99%是等价的，皆为生命不可承受之重。我们唯一选择抛弃几率，不去选择。正如买彩票拥有发家致富的几率，我们也在热烈期待着发家致富，却不会通过几率去发家致富。穷人之所以是穷人，总是好事轮不上，坏事逃不掉。国家更是如此，国运昌隆的唯一方法是不赌国运。买彩票只是测试运气的手段，觉得运气不错，买张彩票去吧，现实会分分钟的教育起自己如何去做人的。若是运气太遭，也可以买张彩票去，果然很糟，那就认命吧。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彩票完美综合了地域与天堂。几率与几率事件是两回事，前者是彩票，后者是中奖的彩票；前者是一个整体性，一个概念与玄虚，后者是作为结果的事实。除了那张中奖的彩票，我们不需要彩票。彩票止于智者。

非典时期，没有人知道口罩防疫的有效率，非典以后没必要知晓。没有定量分析，不妨碍定性。工作与家庭两端是最容易感染的场合，必须要有集体的一致性，才能削弱几率。病人戴口罩的效果最好，所有人带口罩，病毒透过两个口罩的防御才能得以传播，一定有用。口罩产生两种自由，一种是戴口罩保护他人的自由；一种是不戴口罩信任他人的自由。任何的行动都是由原理所支配的合适的方法所支撑的，选择之后，唯一重要的是行动。几率与几率所蕴含的不确定性就这样被文化所消解，没有口罩也可以捂着嘴巴说话，心到了，就行了。

理性是残酷的，瘟疫模式中的理性无比的残酷。戴口罩是灾难模式，假定自己感染。集体的一致性建立在“他人即地狱”上，分不出有病没病，统统戴口罩去。实际上我们需要准备的事情还有很多，包括最为残酷的，发现自己感冒了，奔往医院以前，留下遗书吧。年轻的时候，没有遗书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一场感冒就能治好矫情。

非典的教训之一是农村防御能力太弱了，心有余悸的庆幸农村没有爆发疫情。如果将上海的工业社会防疫称之为口罩模式的话，那么农村是传统的物理模式。工业文化的精髓之一是安全守则，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不被别人伤害，上海必然的抢口罩。村庄执行集体防御策略，以村庄为单位的自我隔离，严防路口。许出不许进，出去就别回来了。若有违反，乱棍打出，或者关门放狗。非典的经验之一也是农村防疫，古老的物理模式、集体防御策略拥有最佳的防疫效果。

2003年的那个毫无春天气息的春天里，面对凶残的SARS，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无能为力，而我们总要力所能及的干点什么，以便掩盖自己的无能与软弱。自由主义模式在微观层面是有效的，适合日常状态。理性人预设，每个公司总是需要有人率先戴上口罩的。

自由是人类的基本属性。我们不可能同时拥有戴口罩的自由与不带口罩的自由，未选择之前，两种自由才会并存。只有一种基本自由，叫做薛定谔自由。由此衍生出两种基本方式，相对论自由与量子纠缠自由，前者定域性，后者非定域性。正常人与病人是共存关系，瘟疫时代通过消灭病人从而消灭病毒，瘟疫被恐惧所消灭。高风险性环境产生恐惧，人类进化的策略。对于医学来说，隔离消灭病毒；对于文化人类学来说，恐惧消灭病毒。恐惧先于隔离，无恐惧，则无隔离。对于国家与社会来说，责任消灭病毒，责任产生行动，有效行动消灭病毒。

人类拥有三种基本自由，生命的自由，恐惧的自由，贫困的自由。现代社会的儒家模式只需要应对涉及三种自由的问题，其余皆不构成问题，不属于儒家模式应对领域。儒家支持反直觉的贫困的自由，先于免于贫困的自由，甘愿当个穷鬼是高尚情操。贫困的自由天然拥有，并且随时都可以获得，因而被忽略。

始于周公，终于共和。孔子的喋喋不休之后，孟子简单化处理：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雅典模式不存在这个问题，砍光了仇寇，就是一个人人如龙的美好社会了。雅典模式是以古希腊先贤的反对而闻名，进而产生广泛运用的精英模式。史迁笔下，既有失鹿，亦有“宁有种乎”的反问。另一个著名的反问源自盗跖，司马迁是真得搞不懂了，“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做人要自私，但是不能因此损害他人。在一个人人都在损害他人的世界里，自私都不存在了。司马迁所需要的是自私的自由，自私的自由必然孕育美德的自由，美德的自由用以抑制自私的自由，自私不存，美德废。没有自私的世界就是盗跖的世界，或者罗马帝国“人与人是狼”的世界。历史的疑问需要历史来回答，而不是史学家。

只有善良的公众与凶恶的敌人会散布恐惧，前者提示危险，后者制造危险。我们所需要的，仅仅是基本的良知判断，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那种与生俱来的良知，生物学赋予人类的那些本能。非典时期的口罩揭示了自由的本质，源于自私，承担责任。选择是自由的固有属性，不能承担责任，就不存在自由。责任的首要就是对自己负责，力所能及之时，再对别人负责。负责任的社会，就此形成。提示真正的危险，即可免除散布恐惧的责任，社会必须构成容纳风险提示的文化，与之匹配共和。共和是建构的结果，起于自由，保护民主，终于共和。责任先于自由，责任伦理优先，方能共和。此外都是伪共和，可逆的，不能绝对避免民粹。

倘若能发财，孔子都愿意当个狗腿子为领导拎包：“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源自公众真正的需求，合理的需求，必须予以满足。儒家模式正视疫情产生的恐惧，消灭病毒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而不是消灭恐惧。自由是一切的前提，消灭瘟疫，必须拥有与之匹配的自由。自由可以是争取的，也可以是赋予的，前者天行健，后者地势坤。不可阻挡的自由只有一种，就是成长的自由。谁也阻挡不了青草的生长，鸟儿的鸣叫，春天的到来，还有冠状病毒的出现。

口罩自由是瞬间获取的，舆论呼吁戴口罩，没人反对，就通过了。预警期“口罩壮士”争取口罩自由的努力，完全淹没在口罩大军中。基于事实，产生证据，基于证据，产生科学结论。对于个人而言，基于事实，产生观点，基于观点，产生行动。产生观点与基于观点之间，即行动的分界线。预警期戴口罩的说法是保护集体，防疫期是保护个人，保护家人的说法适用于所有情况。戴口罩被一针见血的称作怕死，“壮士”理直气壮，不怕死还防什么疫？

非典防疫的解释唯有儒家模式高度吻合，强烈要求对自己负责，由己及人，最终构成集体理性。精英模式只可以部分解释，谁能给出可信的口罩防疫数据？倘若只是观点，所有的观点都是平等的。瘟疫状态混淆了因果，原因就是结果，结果就是原因。因为无知，因果不分，唯有个人选择。自由主义无法达成集体的一致性，不可能说服同事都戴口罩。公司、村庄等必须承担集体责任，自由主义模式依然有效。运用最普遍的机制就是民主协商，公司采购防疫物资，村庄执行自我隔离。自由主义的核心假设是：我需要什么，国家就必须满足。没有口罩，徒唤奈何。自由主义想象到此为止，病毒击溃自由主义。

儒家模式动力学是积极性，大家都去想办法消灭病毒，而不是抱怨，或者坐等天上掉馅饼。天上掉下来的最有可能是病毒。儒家模式整合进防疫文化，言必行，行必果。非典防疫实践意味着儒家模式社会可以与工业社会融合，儒家模式必须没完没了的检验，直到工业化的完成。自由主义的失败同样不新鲜，中国近代史上多次的工业化努力都被战争所中断。

非典防疫启动，公众高度参与，没有交通管制，绿皮车空空荡荡的，上海地铁也没人了。公民合作的关键性作用是最短时间内结束疫情，公民合作程度与防疫效率正关联。农村传统防疫谈不上公民合作，城市以争取口罩自由开启了防疫的公民合作进程。君子六艺，拿不出整体性解决方案，就不可以是儒家模式的运用。防疫期的个人孤立无援，所有人又被社会系统性的排斥，需要口罩这个标志物，将个人重新纳入到社会群体中去。口罩不是有用没用的问题，而是人与人、人与社会联系的纽带。公民合作的关键不是寻求消除恐惧，而是争取自由的权利。恐惧一直都在，我们可以克服恐惧，但是我们不能消灭恐惧的产生，那是我们的本能。君子不器，故而争取口罩自由，争取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共和赋予公民的权利，同时是公民所承担的责任。

十七年前的那个春天，发生了很多事情，远远不止十七个瞬间，很多重要到无法讨论的事情也都凑在一起。对于非典防疫的解释，仅仅是解释。史学家早已经成为这样一种社会珍稀生物了，觉得自己太聪明，可以尝试当一个史学家，觉得自己太傻了，也可出去当一个史学家。只是，历史总是要被记录的，倘若上了史学的贼船，苦海无涯，回头没岸。非典防疫揭示了极端状态下，社会稳定的关键要素。生命权优先，任何社会性损害生命权的小事，都是个人高度关注的大事。平等其次，病毒实现了人人平等。平等的实现非常复杂，实际上不成为有效问题，作为结果存在。衍生的问题就是医疗权的平等，免费治疗非典是一条重要经验。真正的问题是免于贫困的自由，国家必须建立起基本保障。

非典超大规模防疫是极端状态中的极端状态，需要同时满足必要、合理、充分与恰当四个互相关联且矛盾的要求。现代防疫一定是过度防疫的，不存在支付最小代价，恰到好处的消灭病毒。两种动力学都可以结束疫情。现代防疫技术路线，率先启动，分散式防疫，追踪与隔离。通常，疫情终结。无法压制疫情，就要考虑整体性防疫。传统防疫代价太高，越是繁荣的社会，代价越高。动力学视角下，必须要有历史经验的支撑；模式视角下，无需历史经验，甚至于历史经验是有害的，损害了模式的完整性。遵循动力学的行动，效果到了就是合适的，否则将产生更多行动，直到效果满意。正如战争设定了苛刻的目标，战争必败，而不是想当然的胜利。非典防疫史是建构的历史，滚动更新的结果，不可重复的“一次性”历史。历史是基于解释的，小小的口罩自由史都有太多解释，等于没有解释。只能重回不负责任的自然历史写书，记录发生学的自然秩序。没有解释的历史难以理解，不能理解，一定无知。

口罩自由大约两个月完成，前一个月的防疫预警期，与防疫启动的当月。经过非典，社会普遍认同了口罩自由，成为一条关键性的经验予以固化。起源学上的口罩自由形形色色，儒家那一套“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毫无号召力。构成防疫文化，儒家模式坐享其成，有效解释了动力学，这是一种形式上的解释，而不是建构上的动力学历史。今天解释口罩自由的是公民合作，已经被新冠防疫所实践。历史同时产生多个流向，可以被捕捉，而不可以确定；经过一个长时段，才能确认，解释随之变动。

可以产生《春秋》式的记录：2003年，春。技术与整体性结合，口罩自由灭非典。

十七年前三月的上海街头，戴上一次性医用口罩的人逐渐出现。非典病例日常更新，一周以后口罩率可以识别的确认上升。三月下旬开始断货，购买难度逐日上升，口罩群体形成。防疫启动前夕，口罩率依然很低，公交车上顶多一两个口罩，地铁也差不多。

戴口罩比拼的是脸皮厚度，中老年人是主体，毕竟人不猥琐枉中年。三十多岁的壮年也有一些，知识越多越反动，说的就是这一小撮。年轻人几乎没有，到了后期有一些，胆小怕死，安全跟风。妇女不只是半边天，阿姨从来引领上海潮流，女性口罩率高于男性。

公司里第一个口罩一定是“壮士”，还可以用娱乐群众的跳梁小丑来解释，第二个口罩就成了严肃话题，要么脸皮奇厚无比，要么搞出一套戴口罩的歪理邪说。两人，及两人以上者，团伙，《刑法》条文清晰，必须严打。第三个算跟风，三人成虎，一小撮坏分子自绝于人民，不用管了。“壮士”需要同盟，随手发口罩。口罩自由与疫情正相关，不戴口罩的讥笑戴口罩的怕死，戴口罩的讥笑吃不到葡萄嫌葡萄酸，没本事抢口罩。只有阿姨戴口罩天经地义，谁都惹不起。口罩根本发不掉，能发掉的时候看关系。看病都要排除万难的去三甲，没有信任度就别指望接受了。大致通过熟人网络的几个节点送光口罩，或者有人承担起发放责任。口罩买着费事，发放靠关系，实在是里外不是人兼吃力不讨好。口罩也留不下几个，不发就是真无耻了，保护同事就是保护自己。大家都没口罩了，就自己戴着，成何体统啊。

口罩分为熟人与他人。病人就应该呆在家里，而不应该抛头露面，出于善意。口罩同时代表疾病，熟人获得同情。所以不戴口罩才成为全球各文化体不约而同的选择：以善意换取善意。孩子会做出最直接反应，戴上口罩就能尽快打败病毒；病好了，就会恐惧口罩，歧视戴口罩的小朋友。他人戴口罩是被容忍的。人人都戴口罩，必须要有价值，同时要有意义，还要出自于善。善无大小，不能以一个善取代另一个善，防疫时期的口罩被多数人选择，是一个增加的善，而不是取代不戴口罩的善。取代善的只有恶，善是不可取代的。

集体防御策略必然在某个时刻提出来，“壮士”将个人的怕死转为集体的怕死，把自己搞成心忧公司安全的无耻之徒，或者恬不知耻的“假大空”典型，总之别想当什么好鸟了。上升到集体，意味着干涉到所有人，不能争取到多数人赞同，就是与多数人做对。每个“壮士”都有其应对策略，总有办法逃避责任，归根结底是以善意换取善意。“壮士”必须给出口罩防疫的理由，甚至可以上升到“口罩哲学”，这套观念被公司选择。中国曾经有一段时间陷入“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僵局，就在于动力学的缺失。“口罩壮士”是一个示范，社会工程中的先导工程，验证工程可行性。口罩出现争论，即口罩使用的科普，很繁琐，很违反人性。这很科学，让人难受就对了，科学就这样。

四月初防疫启动，口罩彻底没货，言笑晏晏不存在了。通常运用协商机制下的保留意见，划分为戴口罩与不戴口罩两个群体，尽量避免接触。抢不到口罩，就抢向领导。无外乎胡萝卜加大棒，连蒙带吓。口罩有一个观点序列，任何时候的说法都差不多，能够选择的观点就那么几个。相信公司顶多出一个病例，都带口罩也许能避免这一例。不要看口罩防疫有效率是多少，而是全公司加在一起，总会有点用。还要看反面，公司安然无恙不会有人说领导好，出一个病例，当领导的就要被骂死了，别的公司发口罩，我们公司穷得买不起口罩？真要出了病例，领导心安吗？发口罩是积极防疫。假设一下，没有口罩，有了病例，还传染给同事，完了，你们当领导的哭都没地方哭了，我们不找你们麻烦，政府也要找你们。现在需要公司打着防疫的旗号去抢购，抢不到就找政府批条子去，免得出了病例，扣上一个玩忽职守的帽子。抢不到不怪罪，不去抢，肯定怪罪。

公司难以强迫戴口罩，找个自圆其说的理由从来是信手拈来的事情，出门戴口罩，工作的时候不用戴，没病的戴口罩才是病得不轻。公司内部的口罩自由通过防疫文化的强迫而实现，口罩是无用之用，不怕死的别戴，怕死必须戴。敢不戴，以后就没有喝酒聊天搓麻将了，友尽，割袍。文化压力是实实在在的“不可抗拒力”， 一天到晚的被问候，为啥不戴口罩，还没抬头看到人，人就走了。耍流氓都耍不了，戴口罩的都如防瘟神一样防着不戴口罩的，走到哪儿都是别过来的叫喊，离我们远点的“劝告”。公司防疫奠定了口罩自由，成为公司竞争力与号召力的实务。没有口罩的公司真不少，抢到防疫结束都没抢到。五月份的街头口罩率肯定过半了，五花八门，非医用口罩不算少。N95是逐渐出现的，要么医院有结余，要么抢向全世界，都要消耗人情，太贵。

上海的口罩自由纯粹的发生学建构，自然秩序的建立。转为公司行为以后，每个人都知道口罩的意义。口罩的价值由口罩的意义赋予，而不是科学，口罩自由沿着文化路径演进，直到今天的口罩文化。掌握集体防御策略，就会有诸多运用。有私车的就要考虑能不能带人了，出门就在一起，下班送到家，最大程度的减少陌生接触。搭乘公司班车成为优先选择，同事安全性远超陌生人。

非典最大的担忧就是病毒突破村口防御，新冠下发防疫物资，并对风险人群隔离，与城市没有差别。上海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将一次性防护服配备到小区保安，说明全国医生都有充分的防御物资供应了。交通工具出现追踪机制，或强制、或自愿加入，在每一个临时集体中，个人都被集体所保护。非典时期简陋的口罩自由寻求集体防御，转变为新冠时期眼花缭乱的全面性的集体防御。这是文化人类学的胜利，运用普遍原则建立起的防疫体系。

戴口罩还算容易，不戴口罩是真麻烦，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不戴。最先是公司内部不戴了，很快就达成一致。上下班都没谱，觉得不安全的时候还是戴上。直到出了黄梅天，忘掉口罩吧。至此，非典防疫才开始淡出视线。

新冠防疫超长的假期过得生无可恋。然而，这也是一个契机，让我们可以从繁忙而困乏的日常生活中抽身而出，重新审视社会，审视碌碌无为的生活，还有那些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的那些人。重新学习说话，尝试着拥有沉默的美德。在沉默中，我们终将发现，我们所需要的，是我们所不需要的；而被我们无视的，才是我们拥有的。最为重要的那些最美好的事物，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善是沉默。

面对无形的敌人，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且必须去作的，就是管好嘴巴。闭上嘴巴防疫，张开嘴巴，不管是说话还是咳嗽，都在威胁防疫。防疫的美德就是闭嘴，为了避免道路以目，戴口罩，重新获得说话的自由。医学需要伦理委员会，防疫需要全方位的伦理学审查。这样的事情包括而不限于，除官方以外，没有任何个人与组织拥有在防疫物资包装上书写诗句的表达的权利。官方必然存在伦理学审查。“善的运用”是观点，不是善所驱动的行为。病从口入是常识，防疫只需要常识。防疫期间的网络喧嚣，无外乎自以为见证历史、真理在握，实际上是胆小鬼、懦夫，被恐惧逼迫的吓破胆的可怜虫，四处嚷嚷着妄图吸引大家的注意，寻求一种想象中的安全感，好让自己不被病毒的恐惧所击溃。所以，我们秉持着最大的善意，坚守着最强的勇敢，维持着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的体面：道路以目。

2003年的网络当然不是这样，疫情刚刚出现，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越来越广泛的艰难讨论。更新非典病例以后，几乎没有讨论了。四月只有泛泛讨论，拥有网络影响力的ID几乎都避而不谈非典，连带着都没兴趣发言了。六月份的网络恢复正常，似乎非典没有发生过那样。网络呈现出经典的现代公民社会特征，专业的事情交由专业人士处理。对于专业的质疑只会产生于工作之前与工作之后，进入工作不干涉。

我们无法将小区保安称之为英雄，保安也不会接受这个头衔。要是有辞职不干的本事，早就回家了。做到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就是英雄！英雄是自然秩序的建立，风险度排序，贡献度排序。父母是孩子的英雄，保安是小区的英雄，医生是社会的英雄，士兵是国家的英雄。宣之于口的英雄不能这样的猥琐，不能将保安大叔、外卖小哥、公交司机与士兵混为一谈。寻找英雄的逻辑，就是我们战胜病毒的逻辑。我们只能否定自己不是英雄，而不能否定别人。我们只是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与可以做的事情。而这就是英雄的本质，我们的勇气、决心与毅力皆来源以此，我们选择，并无怨无悔！英雄是个人的，更是时代的。我们必须在这样的纷乱时刻，记录下英雄，这是最为重要的事情。武汉是英雄，武汉人是英雄。付出了最大的牺牲，保护了整个中国，乃至于世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六亿神州尽舜尧”，“遍地英雄下夕烟”。我们骄傲，因为我们生活在英雄的时代！

放眼全球从来是无关紧要的事情，COVID-19席卷全球的今天，套用金斯堡的诗句模式来说：我看到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狂妄？防疫不是技术问题，否则人类灭亡几十次了。只要国家决心防疫，一定可以有效控制。防疫不是现代社会的问题，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就没有现代社会。过分压制人类的本能，将人当作工具，从来是现代社会的一大隐患，COVID-19再一次暴露弊端。技术是最重要的，全面防疫的前提就是技术无用论。现代防疫唯代价论，愿意支付什么样的代价，就能获取什么样的效果。不愿支付代价，将支付最高代价。

网络的最初产生了一种观念，世界上只有两件事，关我屁事与关你屁事。想要知道为什么吗？就你，也配！COVID-19将人类所有的纷争都给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的解决了，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情，消灭病毒，或者病毒肆虐。

没人关注口罩自由，也没有人将口罩自由当成个事，当我分析完口罩自由，完全觉得是鸡毛蒜皮的历史，有没有记录都一样。口罩自由天经地义、理所当然、顺理成章，不值一提。这就意味着口罩自由与学术无涉，要么是学术不用研究口罩自由，也可以清晰解释；要么是学术没有能力研究口罩自由。

阿伦特提出“平庸的恶”，并没有谁去关注过艾希曼。史学家不能放过这个问题，新近研究表明，艾希曼是死不悔改的纳粹分子，历史判决的结果完全正确。阿伦特一直遭受广泛的批评，无论是艾希曼的审判，还是针对阿伦特无意之中的必不可少的间接性辩护的批评，都是出于历史性。没有结果正义就没有正义，反人类罪行结果正义高于一切。审判可以有瑕疵，正义必须彰显。我们可以运用阿伦特的辩护，反对阿伦特。“平庸的恶”是一个莫比乌斯扭转文化结构，无可药救的赌徒中间普遍存在。是否是心理学结构不知道，文化结构一目了然，简单到不用解释。思想与史学普遍运用历史性，但是历史性毕竟以史学为根基。历史性是不可定义的，可以被我们察觉，这就可以了。就如中国历史表明，可以成功的对付天灾，就能对付一切问题，毫无逻辑关联。

数十年以来泛滥的学术腐败越来越让人困惑，或许部分源自学术本身而不仅仅是学术之外，学术是否在崩溃？二战以后，欧洲思想家站在一片废墟之中，勇敢的承认，每个人都要对此负责。2003年的春天还有伊拉克战争，欧洲思想界勉强统一起来，发表了反战宣言。面对新冠，所有人都需要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中国负责解释成功，反思等待欧洲。至于美国，有过思想吗？新近倒是有个修昔底德陷阱炒作的很厉害，适用于两个战略进攻者之间。中国执行战略防御国策，伪问题。李约瑟之问成立，西方学术界毫无兴趣回答，中国的事情，中国人解决。人人都知道人文决定科学，中国学术就是这样的稀烂，缺乏扎实的研究，答案摆在眼前都是白搭。更烂的是《历史的终结》，仅仅是书名就可以砸掉史学家的饭碗了。网络没有产生任何超出人类知识谱系的发现，缺乏研究并不意外。伦理学限制，真知灼见必须压在箱底。谁能告诉我们，网络是如何堕落成黑暗深渊的？学术也不是第一天面临这类情况，我们是否正在迎来一个没有思想的时代？

中文网络可以用“芙蓉姐姐假说”来解释。回首网络的最初，不得不感慨，芙蓉姐姐笑到了最后，成为网络时代的第一个标志。知识即权力的传统文化架构中，没那么多知识的围观起芙蓉姐姐。芙蓉姐姐存在着认知障碍，以完全的认知能力为标准，找不到“好”人算是正常的。只有恶会围观恶，围观的自由可以成立而不是必然成立。围观芙蓉姐姐可以容忍，无聊而已。2019年春天出现“流浪大师”，“平庸的恶”展示于浦东的街头。理由不重要，只要有理由就可以了，赌徒如此，阴谋论如此，围观也是如此了。芙蓉姐姐只可以生存在网络里，围观者拥有一种“举世皆浊我独清”的窃喜。在一个我们围观别人，也被别人围观的环境中，人人都是芙蓉姐姐，生活在想象之中。发言权是天然的，发言没人搭理是必然的，没人搭理等于没有发言权。如果网络重要到成为生活的全部，失去发言权就等于剥夺了网络生存权，因此陷入疯狂，堕落进黑暗，选择了恶。巫起源于非理性，最终被理性取代；现代性的巫起源于理性，产生反理性。平庸之恶偏向中性，存在着社会强迫的因素，网络是“契约之恶”，如果网络发言需要获得“重视”，就去和魔鬼签订契约。倘若言论被禁止，恰好证明阴谋论意义上的“正确”。人类努力了2000余年，看到希望；网络只用了不到20年，埋葬了希望，回到那个“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的世界中去了。

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网络以此展开人咬狗逻辑。第一步是以狗咬人的稀松平常的日常事件为例，宣传打狗，引发爱狗人士的反对。第二步以爱狗人士的不当行为作为证据，大力打狗。第三步否定养狗的正当性，推行无狗世界的自由。从整体性来说，就是赤裸裸的人咬狗。将正常的事情搞成不正常，这种行为本身就是最大的不正常。将不正常的事情搞成正常，亦是。

自由的普遍情况是互相损害，自由必须建立在善意之上。养狗与反对养狗都打着文明的旗号，无解之难题，留给时间去解决。这就产生了模式，任何准备解决养狗问题的，都需要伦理学审查，对于善的挑衅不可容忍。民主的首要不再是保护自由，而是保护自由的自然秩序。养狗问题只能缺乏强制力的民主协商，保证两个善都不被损害。巫的世界也是一个自由世界，理性崛起，添加了善。中国路径一直在聚焦在善的实现上。当下岂止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是轴心时代已降，善的社会第一次成为了可能。自由民主是现代社会的固有属性，善才是未来社会的特征。善不可追求，儒家因此堕落成恶，直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蜕变为作为工具的儒家模式。国家只需要保证诸多工具的存在，即可获得能力。

十七年前的那个春天，我们无法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怎么有胆子在网上发言的？历史需要“活”着，不能“死”了。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有着深厚哲学背景。复杂性是哈哈镜，而不是一面镜子。正如年轻的我们都以为自己是一张中奖的彩票，实际上是一张彩票。我们最终达成共识：没有共识。彻底的没有共识，唯有历史可以给出答案。历史的功能仅仅在于排除错误，正确永远处于验证状态。直到今天，我们才清楚，我们身处五四以来历史之中，我们就是历史。自由是成长出来的，成长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历史，而不是解释的历史，想象的历史，狂妄的历史，不知道谁的历史的历史。我们需要先走进历史，其后走出历史，时代因此而进步。

口罩自由是可以复制的，毫无挂碍的实现需要一个自由可以自由成长的社会，惩恶扬善的社会文化，还有与之匹配的国家。唯有中国。不要问中国为什么可以实现口罩自由，而是要问为什么不能实现口罩自由。我们一直都知道，中国是全球最自由的国家，不管是深夜的街头，还是偏远的村庄。我们只是不知道，“外国”竟然失去了孕育自由的能力。中国路径完全走通，全方位的建立起发展机制，可以应对最极端的糟糕状态。这种机制建立在最基本、最核心的层面之上，不可能被逆转了。

谁都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正如口罩自由并非是我们这一代人争取的，而是我们的父辈用不要脸争取来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不堪。古来四十为老夫，五十就是老贼了。今天，我们从猥琐混成了老贼。我们毫不犹豫的重复了历史，陷入沉默。

倘若我们以为，戴口罩有道理，有道理就一定会实现。这不是历史，仅仅是一个现代性的巫。“应当”不是“是”，历史展现出“可以”也不是“是”。

三月可以种下向日葵，大约一周的播种期，过时不候。这个春天，中国人种下了历史，等待自由繁荣的中国，重回世界之巅。这个春天，时代只是微小的改变一下，心态转折，不再以西方为师。

胜利者从来是宽容的。在这个春天，我同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