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企真的可以搬走吗？_风闻

         中美脱钩，美国企业要搬走，这本来就是复杂的问题。企业考虑的更多，不会因为政客说什么就会做什么。

         看一下早报的一篇报道：

美国医疗产品制造商Premier Guard位于中国广东的两家工厂，在2019冠状病毒疫情暴发后停工两个月，不久前全面复产。虽然公司的手术服和口罩等产品订单大增，但创办人哈布斯（Charles Hubbs）却高兴不起来。

他告诉《联合早报》，公司既要支付停产期间的员工薪水和社保，又要面对翻了10倍的原材料成本，还无法获得政府补助，“因为我们是外资企业”。

30年前哈布斯到中国设厂时，看中的是当地的广阔商机和低廉成本。过去10年来，中国经营成本不断攀升，竞争日益激烈，再加上中美近期贸易摩擦频繁，让哈布斯一再动了搬迁工厂的念头。但相继考察过越南、柬埔寨和美国市场后，他最终还是决定留下，因为“综合考虑原材料、物流和劳动力等因素，没有一个地方能完全取代中国”。

这个“欲走还留”的历程是不少在华美企的缩影。自从两年前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美国政府持续加大力度推动制造业者从中国回流，冠病疫情导致美国医疗用品告急，更坚定了总统特朗普“去中国化”的决心。

美政府表示承担“搬家费”在华美企认为吸引力不够

上月底，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披露政府正准备颁发总统行政令，将医疗供应链从中国等国家转回美国。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上周又建议政府承担在华美企撤回美国的全部“搬家费”，包括厂房、设备、知识产权、基建和装修等，通过鼓励美企回流带动受疫情重击的美国经济，并减少对中国供应的依赖。不过，在受访业者和业界人士看来，这项看似大方的提议，还不够具有吸引力。

上海美国商会董事会主席季恺文（Ker Gibbs）受访时指出，商会旗下1500家会员公司中，多数都面向中国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除非他们要放弃这个庞大市场，否则将工厂撤回美国并不实际。

季恺文曾在苹果和迪士尼等多家大型美企管理层任职。他说，企业在设厂时考量的因素，包括劳动力、供应链，以及是否靠近目标市场。“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不断增强，当地也具备完整的产业生态圈，这些都是吸引美国公司留下的关键。”

就连为欧美市场供应音响设备的美国商人孙博文（Philip Richardson）也告诉本报记者，比起硬件设施，原材料和员工才是公司最需要的资源，美国在这方面没有优势。“库德洛的说法，凸显了他对供应链实际运作一无所知。”

冠病疫情暴发后，孙博文在广东番禺的真类比（Trueanalog）音响设备厂延期一个月复工，现在又因疫情全球扩散，导致出口欧美订单减少三至五成，上半年亏损已成定局。即便如此，孙博文也没想过离开中国，他说，制造扬声器所需的铜、钢和磁铁等材料都可在周边100公里内获得，公司多年来也和供应商建立了深厚关系。“要我放弃这些竞争优势，回到美国从头再来？没门儿！”

事实上，即便在去年中美贸易战况最激烈时，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面向100家美国企业的调查也显示，尽管超过八成受访者业务都受贸易争端影响，但仅有3％企业有意迁回美国，10％打算迁往另一个国家，其余87％选择留在中国。

为多家在华美企提供法律服务的安与恩办事处（Anderson & Anderson LLP）高级合伙人包恒（David Buxbaum）受访时说，政府在特殊时期通过召回企业保障战略需求的做法可以理解，但没必要让所有企业都撤出中国，特别是在中国经济秩序逐步恢复之时。“今年初达成的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有助于改善在华美企硬伤环境。若美国公司能在中国发展壮大，对美国经济也有益处。”

国际金融服务公司摩根士丹利本周也研判，疫情危机将放慢产业链迁出中国趋势。首先，全球经济衰退阴霾将令一些原本打算在其他国家设厂的企业因此放慢投资步伐；其次，中国为复工复产推出的有效措施和员工配合度，远胜目前正陷入停摆危机的多个东南亚国家，这正是传统制造业大国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的优势。

外企迁出中国是长期趋势

不过，季恺文认为经历过贸易战和疫情冲击后，美国企业会更有意识控制过度依赖中国市场的风险。他说，美国公司不会放弃中国市场，但财力雄厚的企业可能尝试将生产基地分散到更多国家，防止供应链被阻断。

在疫情中决定推动企业“去中国化”的，也不只是美国政府。日本政府上周制定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就拨出2435亿日元（约32.3亿新元），用于补贴日企将在华生产线撤回国或转移到其他国家。

哈布斯预测外企迁出中国将成为长期趋势，并打算以此为契机发展新业务。他说：“我们可以利用多年来在华设厂和海外考察的经验，为其他制造业者提供咨询服务，助他们在转移产业链时少走弯路，探索中国以外的更多可能。”

跨国科技公司可“说走就走”

相比高度依赖中国供应链的中小企业，在世界各地都有生产线的跨国公司则更有条件“说走就走”，其中又属科技企业的搬家成本最低。

中国美国商会上月面向119家会员企业的调查显示，员工规模逾2000人的大型美企对中国中小企业的供应依赖度最低；从行业来看，科技研发行业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度低于工业、消费和服务业。受访工业企业中有22％认为公司高度依赖中小企业，但没有一家科技企业这么认为。

孙博文预计，美国政府即便落实“报销搬家费”政策，最终也只会让跨国企业受益。“对小企业来说，单是中美员工的薪酬差价，我们就承担不起。一名中国工人的日薪大约60美元（下同，85.7新元），美国员工则要170美元，美国政府会帮我们支付这笔差额吗？”

不过，孙博文也希望中国政府出台援助措施时，也能照顾像他一样在当地深耕多年的小型外企，“我们雇佣的都是中国员工，帮我们渡过难关，也是帮当地人保住饭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