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与“老妪能解”_风闻

关于白居易的诗，有一个典故，叫做“老妪能解”。说的是白居易作诗的时候，总会找一个老妪，把新写的诗读给她听。这个典故最早出自北宋。比如北宋彭乘《墨客挥犀》载：“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又复易之。故唐末之诗，近于鄙俚也。”相同记述也见于惠洪《冷斋夜话》。惠洪与彭乘均大体活动于宋哲宗及稍晚时代，可见此事在北宋末期流传之广泛。

而南宋之后，文人对这个典故大多是不屑的。比如南宋胡仔在《渔隐丛话》中提到：“乐天诗虽涉浅近，不至尽如冷斋所云，余旧尝于一小说中曾见此说，心不然之，惠洪乃取而载之诗话，是岂不思**诗至于老妪解，乌得成诗也哉！**余故以文潜所言，正其谬耳。”也就是说，连老妪都能理解，怎么能成诗呢？

白居易到底有没有找老妪读诗，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了。但我们从这个“都市传说”以及文人阶层对其态度，可以管窥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学作品的看法。

彭乘在提到这个典故的时候，是要用这个典故解释“唐末之诗，近于鄙俚”的原因。注意，白居易并不是唐末的人。白居易可是经历了唐玄宗时代的人。他从年轻时目睹大唐全盛之貌，到经历安史之乱，可谓是典型的唐代中期诗人。彭乘用唐中期的诗歌，解释唐末诗歌“近于鄙俚”的原因，而中间跨度近百年。到底彭乘在说什么呢？

要了解彭乘说的话，首先要理解白居易和元稹推行的“新乐府运动”。

元和中，白居易任职左拾遗，“擢在翰林，身是谏官”，目睹朝廷社会弊窦丛生，多有建言，加以规正，志在“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至于一些不便直谏，或事涉隐微，“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与元九书》）。这是当时“新乐府运动”的一部分。

什么是乐府诗？乐府诗在汉代兴盛，相当一部分采自民间，具有通俗易懂、反映现实和可以入乐几个特点。而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各种社会弊病暴露出来，所以有不少知识分子希望能借由政治改良以风气推行等方式挽救日渐式微的国势，如此的想法反映在文坛上则出现了古文运动与新乐府运动。

新乐府和汉晋的古乐府，题材上创新，继承了其现实主义的取材方式。既然要通过咏歌，令闻之者足戒，则诗歌的语言势必要浅易明白，不能典奥深曲。因此，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他又说：“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白居易集》卷三）

所以，读诗给老妪听可能不存在，但身为谏官的白居易想通过浅显易懂的诗歌，传播其政治思想和达到影响上层政治的目的是存在的，而且广为世人所知。

那么，彭乘是谁呢？北宋有两个彭乘，一个是华阳人，另一个是筠州高安人。写《墨客挥犀》的彭乘是筠州高安人。具体生平不见于史载，但后世编辑他的作品的人认为他是“蜀党中人”。

蜀党是什么？

蜀党是北宋围绕王安石变法的新旧党争中的一派，以苏轼、苏辙为代表。王安石是宋神宗想要改革宋仁宗庆历新政以来遗下的弊端，拜王安石为宰相，开以新政，改革政治，被称为新党。而蜀党是反对改革的，属于旧党。王安石变法反映了北宋士大夫阶层的权力斗争，最终变法无法贯彻，反而导致社会动荡，民生凋敝，最终导致北宋灭亡。

彭乘被认为是蜀党中人，自然和他作品中的政治、文学倾向相关。王安石变法，可以看作是针对北宋中期社会弊病的改革运动，而最终变法并没有成功，责任在谁呢？是在王安石的新党，还是竭力反对变法的旧党呢？

作为21世纪的现代人，我们看这段历史，可能很容易联想到近几年的美国两党之争，或者港台的乱象。党争这件事情，一开始可能是为了社会进步，但后来大多变成为反而反，狗咬狗，反而导致社会空转。如果熟读历史，可能就有“太阳底下无新事”之感叹。

彭乘作为蜀党中人，自然对改革导致衰败这种事情非常敏感，所以，鼓捣出“白居易给老妪念诗”，讽刺“新乐府运动”，也是可以说得通的。但显然，作为身在其中者，他还是没能跳出党争的框架，看到改革并不是导致衰败的原因，党争才是导致衰败的原因。

但有一点他说的没错。从传播学上来讲，白居易、元稹等人的新乐府运动可以说是为唐末的诗歌风格“开了个头”：希望用底层传播的方式，影响上层政治。

这种事情其实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发生。我们看《诗经》就可以发现，其实很多诗歌是讽喻性质的。可以说，讽喻诗是中国古诗的一个传统。而白居易吸收了世俗乐曲风格，并加入佛经中的传播学元素之后，更上一层楼，把走下层民众路线的玩法发扬光大。

这种玩法，其实和当代用来辅助票民政治的传播学异曲同工。

当然，唐代的民夫走卒并不能投票，所以白居易也并不是要他们参与政治。但通过民夫走卒的传唱，让政治思想反向影响士大夫阶层，并最终影响到君主，这是白居易希望看到的。正所谓积毁销骨，众口铄金。白居易和历史上无数玩政治的人一样，发现思想的传播和病毒一样，关键在于无处不在。只要传播得越广，影响力就越大。

而南宋之后为什么批驳“老妪能解”的典故呢？有两方面原因：一、南宋的知识分子阶层已经脱离下层民众太久，不认为不识字的下层民众有参与文学创作的能力了。二、南宋的知识分子阶层权力膨胀，对朝局的把控已经超过了唐代，因此认为白居易走下层路线的努力是没有意义的，无法理解新乐府运动的政治影响。

这件事情反映到当代，其实很有意思。

现在来看，方方、第五代导演等一批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其实很像宋朝的知识分子，脱离下层已经太久，无法感受底层民众的文学创作力和政治影响力了。而同一时代，美国的两党、港台的某些势力，已经把走下层民众这条路玩得过了头。但这两者又奇妙地结成了联盟，并互相认为对方是和自己一伙的。

这个反逻辑的结合，让我们不得不感叹世事奇妙。

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一边推崇所谓的“民主自由”，另一方面，他们走的路线是宋明清乃至民国的士大夫路线，恰恰是反民主、反自由的上层路线，通过专制制度，把持特权来获利。那么，到底所谓的“民主自由”，在他们眼里是什么呢？

只能用满清、洋大人、太君来解释了。说的是“民主自由”，行的是半封建半殖民那一套。民国时期，这种人叫做“租界文人”，躲在租界里，宣扬“民主自由”，批判当局，感叹自己的不得志，而对租界里的三毛们视而不见。

1949年后，租界终于被摧毁了。但从今天来看，租界文人似乎又回来了。那么，今天的租界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