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方方日记海外出版与西方新闻人的沟通尝试_风闻

就方方日记海外出版与西方新闻人的沟通尝试作者： Chairman Rabbit

本文转载自：tuzhuxi（ID:chairmanrabbit）

兔主席 20200418

在方方的英文版及德文版日记在海外正式登场之前，国内激烈的舆情本身却先引起了海外关注。这毫无疑问是帮方方日记卖了个广告。不过说实话，西方对中国的兴趣很有限，我还真的不认为这本书在国外就能有多大市场。

大约一周前，笔者见了一位《Economist（经济学人）》的驻华资深记者R先生，聊聊了方方问题，也聊了其他。他非常关注中国互联网上针对方方日记海外出版的舆情，希望报道这个事件。

R先生是《经济学人》最资深的新闻人之一，有近30年的从业经验。他最早在Daily Telegraph，1998-2002年就在中国工作过。2007年加入《经济学人》，主要写专栏评论，曾经是经济学人几个最知名区域专栏Charlemagne（关于欧盟）、Bagehot（英国）、Lexington（美国）的主笔，现在负责Chaguan（中国）。2010年，他得过路透社的“Reporting Europe”新闻奖。2013-2018年他担任华盛顿总编，报道美国，曾多次访谈过Trump。2018年，他从来到北京担任中国主编，去年写了中美关系特稿，在西方政界高层广泛流传。

R先生的履历非常强，在《经济学人》这样的顶级西方媒体里，这样资深的记者应该也很少。

和这些报道中国事务的西方媒体人充分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帮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了解中国。

我跟他说，在本世纪初的时候，我还挺爱看《经济学人》，曾经订阅过数年，帮助我了解了许多信息。

《经济学人》是周刊，如果作为时事报道的，文章时效性略逊色，因此就深耕评论，以深度分析见长。但这种分析肯定就主观性。后来逐渐地我就发现《经济学人》意识形态导向型太浓（古典自由主义、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全球主义（internationalism/globalism）等），尤其这个杂志非但不避讳主观性和立场偏向性，还专门以影响、引导读者的观点为荣。

而且伴随知识和阅历的积累，《经济学人》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不断下降的。我觉得他们最见长的还是文字本身，就是写作风格层面的东西。另外图表运用也不错，用来给大学生提高英语写作是不错的，但在我看来，这个杂志对文字本身的关注已经超过内容了。

但凡一个话题是我们比较熟知的，就会觉得他们的分析还是缺乏深度和准确性。

但不管怎么样，每周拿起一本杂志，看看他们对全球事务品头论足，包括各种带有尖酸刻薄、调侃性质的英文，还是挺有意思的。我从这个杂志学到最多的其实不是他们对国际事务的报道，而是他们的价值取态。这种取态在西方非常有代表性。

美国的不少上层精英也爱看《经济学人》。经济学人最大的市场应该就是美国。美国人大概认为这个英国出版的古典自由主义周刊在文化上更高级。在国际事务上更“sophisticated”，有点英帝国的遗风。

我跟R先生说，你们的杂志后来我就不太爱看了，太主观、opinion-forming，内容偏颇。你们关于中国报道其实我很多年没有看过。我的很多朋友认为你们现在是西方媒体里最反华、最偏颇者之一。

我还跟他提到西方媒体的偏见。

作为一个资深的严肃媒体记者，这个论断肯定是他们非常难以接受的。他认为至少他是在努力地还原真相。

我说，很多偏见是不自知的，比方说种族主义。作为主流自由派，你肯定反对种族主义。BBC有个纪录片，说每个人在认知上都是种族主义的，这种偏见不可觉察，是在无意识层面的。我们看待社会问题始终会受制于自己的认知框架（frames of references）。

我其实并不怀疑资深记者写作的诚意，看得出来是很认真的新闻人，但要摆脱成见，摈弃既定假设，虚心地去了解另一个社会，避免主观论断，是非常不容易的。

然后就说说方方事件。这是一个轻松的聊天。我表达的看法是：

1、中国国家很大，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英国有主张脱欧，也有主张留欧的。美国有一半人憎恨Trump，还有一半人支持他。都是50:50国家。人们有不同的观点非常正常。方方受到批评是正常的。她有权利在海外发表，人们也有权利表达自己的看法。

2、代际因素是非常重要。对任何一个社会进行政治分析时都要考虑年纪因素。譬如说Trump粉丝是老白人，而非millennials；香港和台湾政治运动的驱动者都是年轻人，等等。中国社会变化非常快，年轻一代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代表中国的未来，必须尊重和了解年轻人的想法。

3、年轻人比上一代受过更多的教育，对西方更加的了解（大城市中产里，很多人都是海归）。年轻人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蓬勃发展，他们更加自信、前瞻，为自己的身份感到骄傲，他们不愿意再接受过去“西方优越、中国落后”一套简单粗暴的两元对立，无论在心态上还是知识上，他们都能够更加平等的看待西方与中国，对西方与中国进行客观的比较。他们能够批评中国，也能够批评西方。他们不愿意接受西方居高临下的审判（judge）

4、中国新一代是有反美主义的。但这个反美主义（anti-Americanism）和全球许多其他地方一样，主要是针对美国政府、美国的外交政策，而不是普通美国人、美国的文化及美国的生活方式。这一点西方要看到。

5、必须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有所区分。我是一个爱国者（patriot）。我身边有许多和我一样的人。我对国家的看法是有代表性的。

6、另外，当我论及年轻人的时候，我也不能代表所有年轻人，因为我不了解所有人。我所指的更多是在大都市生活，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70后、80后、90后……

7、方方是老一代人。他们是我们无法改变的、逐渐消逝的一代(a generation that will gradually fade away)。他们活在过去，把认知、体验和价值观建立在中国制度的对立面上，把西方/美国过度理想化（idealize）,视为灯塔和历史发展的终局。他们不能承认中国社会在进步，不能承认中国社会在以与他们设想不一样的方式发展，无法和社会和解。他们虽然崇尚西方/美国，但又不会说英语，对西方/美国所知非常有限，不足以对西方形成客观评价。他们也缺乏国际经验与国际视野。他们对西方是仰视的。这些年轻人都是不能接受的。

8、他们过去的经历一方面限定了（conditioned）他们的思维和想象力，另外一方面也塑造了他们的行为。当方方认为只有她的历史经历才有发言权，并给对方贴上标签时，她就在试图限制他人的言论自由，她容不得批评，内心是专制的。当她指责对方是“极左”，暗示他们是红卫兵时，她本人——而非她对面的批评者——正是文化革命的幽灵（specter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她是过去的遗物(remnant of the past)。她的行为是年轻人所不能理解和接受的。

9、也由于方方只能在理解一个政治体/社会内部民众-政府的冲突，缺乏任何的国际经验，所以不知道她的行为会产生什么影响。中国在国际上完全缺乏声音（complete lack of voice），西方对中国充满偏见，而方方日记又非常符合西方对中国抗疫的妖魔化叙事，因此非常容易被西方关注，并对西方理解中国抗疫故事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disproportional impact），并成为西方反中产业（anti-China industry）的组成部分。作为爱国者，我们对此感到失望（upset）。但也完全尊重她在海外出版日记的自由和权利

10、在中国的抗疫上。西方与中国好比平行世界。西方对中国是妖魔化的，不相信中国的举措，不相信中国的数字，并找茬批评。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有说服力的是中国海外学生的表现。他们千方百计地从美国和英国“逃回”中国，这说明他们对自己政府的十足信心。也说明中国与西方处在完全分离的两个平行宇宙。

11、另外，我认为，中西分野的大势是我们不可能克服的。方方日记出版被西方误读也好，利用也好，都有某种必然性。对此我是完全抽离的态度，我的任务就是尽自己所能，为中国的读者写作。努力地提供更多的信息，更多的分析，更多的批判思维，为中国读者赋能。我相信日后一定会有一天，形成一种新的信息不对称，即中国读者对西方的理解 大于 西方对中国的理解。这也说明中国互联网世界信息的质量。这才是我关心的。

12、R先生问及中美关系大势。我的看法是一切都取决于Trump，而不在于中国，不在于其他国家。如果美国的抗疫形势非常糟糕，或者经济不好，那么Trump就会将责任推给中国。尤其在选举季。这就会影响中美关系。（R先生和我一致的看法是Trump只关注他自己，既不关注美国老百姓也不关注中国）13、花了不少时间跟他解释西方社会的政府-社会对立模式不适用中国，就和西方企业劳资对立关系不能用来解释中国和东亚社会的企业一样。中国政府、社会、个人都是共生的（symbiotic）。政府是社会的一部分。另外，一定要避免用共产主义的视角去理解中国社会，这只会过度政治化而让人迷失本质。理解中国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他看作一个传统东亚社会。

另外笔者当时没有具体讲出来的：

方方是过去的产物。他们有某种创伤后精神障碍，某种受迫害妄想症。他们被困在过去的阴影里无法走出，甚至不愿意走出，因为历史创伤给这种文人提供了谈资、精神资历（credential）、特权及优越性

他们政治想象被限定，同时有着惊人的匮乏和贫瘠，也是可悲

上纲上线贴标签，在年轻人看来，这才是文化革命遗物。把极左带回的其实是方方本人。只有这一代老去，我们才能摆脱历史的后遗症，摆脱过去

方方们正符合我在去年香港运动中定义的“self-hating Chinese”（一个援引自self-hating Jew的概念，为“恨国党”这一流行说法提供心理分析及跨文化参考）

另外还聊了一些其他的。就算完了。

后来《经济学人》的专栏写出来了。我看了看，基本和我的预期一样，该有的偏见和叙事依旧存在。《A diarist in Wuhan faces fury for sharing her story with the West》。有兴趣的网友可以找新一期《经济学人》来看。

这篇文章简单介绍了一下方方日记经历的舆情转变。一开始被数百万人追捧（因为方方“少见的坦白”（rare candour）。网友们争先恐后的在被删帖前复制传播她书写的日记。粉丝们高度肯定她对武汉封城时期的纪录。但是，一个自称高中生的人写公开信给方方，批评她的日记写作。方方正面回应，网友对方方则全力支持。《经济学人》对方方日记的内容完全是正面的，我理解作者主要依赖2~3月份中国网友的正面反馈。

转折点发生在方方打算在海外出版日记。R先生纪录了网友们激烈的反应，绝大多数充满敌意和对抗。网友们指责方方“你不配”，并称她吃“人血馒头”。一位武汉医生批评方方，称她为中国的敌人提供了武器，得到了11.8万个赞。针对方方的各种“阴谋论“资深，官媒亦顺势跟进，包括《环球时报》报道有人爆料方方有五个别墅等。R先生指出网民对方方与外国出版商合作引起的公愤，“当一个坦诚的中国作者被外国人接纳时，所有的动机都令人怀疑”。

后面文章引述了一些与我的谈话。包括：

1）方方一代人对西方是过度理想化的；

2）日记的出版为“反中产业”提供素材；

3）新一代年轻人中国人更有信心，能够客观地比较中国与西方；

4）中国人看到了美国的系统性缺陷，留学生从英美逃回中国就是他们对祖国政府信心的表现；

5）西方拥抱方方就在于她批评了政府；

6）方方的声音会对西方心目中的中国抗疫故事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

7）由于中国在世界深感孤独，缺乏声音，所以许多人感到失望。

文章最终的基调当然是负面的，结尾是，

“目前，主导中国公共话语的是民族自豪及对西方的反感，人们普遍认为西方怀有恶意。如果一个坦诚的同胞帮助西方的话，数百万网友要求的是减少言论自由。这是专制者的梦想。”

我觉得写成这样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毫不奇怪。能够引用中国的声音已经很不错了。我去信表达观点：

-感谢写作中包括的不同声音，虽然我不同意文中许多观点，尤其是最后一段话，人们要求更少的言论自由，这是不对的

-西方自由派的叙事，专制者利用民族主义网络民粹支持以维持权威主义统治，这个太方便，太简单，而且过时了。对于年轻一代中国人来说，这也没有给予他们真正的道德尊重，认为在中国制度下他们就不可能是自治（autonomous）的道德主体（moral agents）。这样的叙事不仅贬低他们的认知与道德能力，而且也会贬低他们的道德价值——当我提到这一点时，是严格遵循西方的康德的自由主义传统的

-是时候重新审视、重新评估这整个范式了。把现有的偏见放到一边。看看年轻一代中国人脑子里真正思考的东西

-在看待这些问题时我是绝对没有情绪化的，相反，十分抽离。我认为文明的冲击是更大历史力量的结果，是个人努力所无法克服的。我的职责就是写作，为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与批判思维，在这个重大历史时点下

-在能够用中国政府的时候，应当避免使用共产党的说法，因为这样的标签面向西方读者时只会引发恐惧、敌意、偏见，或至少是政治猎奇。

R先生非常友善地跟我介绍了他作为自由派对民族主义的担心，以及所了解到的方方在网络上遭遇的暴力。其中，民族主义是最大的痛点。笔者一再说，西方自由派及知识精英最害怕的就是nationalism。

我去信如下。

“我了解哲学、政治与历史，完全能够理解西方自由派对民族主义对怀疑。显然这是欧洲历史所致。因此，这就是我去年写香港运动时使用的主旋律。我写道本土主义、部落主义、地方主义、民族民粹主义、民族中心主义、排外主义、种族主义及其他形势的偏见与歧视。我相信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青年也分享这样的看法。网络上出现的狭隘民族主义，许多人也抱有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

有数百万人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青年非常主动的支持他们的国家。他们是理智、带有批判性，独立的爱国者。而且他们中有许多有海外生活经历。

他们不是服务体制的工具或螺丝钉。他们也不是阿朗特笔下“banality of evil”的主体。这些叙事都是不合适的。人们很容易可以把他们标签为“被洗脑的民族主义者”，这对他们是很不尊重的（disrespecting）。我认为这么做是基于无知和智识上的懒惰（intellectual laziness）

另外，在评论互联网世界时必须要谨慎。现代互联网世界的网络暴力本身就是一个现象，是一系列复杂心理机制的结果。Jon Ronson就此写了一本小书《So You’ve been Publicly Shamed》，分析当代社会的网络暴力及“正义民主化（democratisation of justice）”问题。使用的案例都是英语世界的。这种暴力与互联网相关性更大，而不是特定的政治系统和社会。我不知道你是否访问过连登，香港年轻抗议者使用的主要社交平台。里面充斥着言语暴力，仇恨及偏见。网页上使用的语言和表达的价值观绝对是不可思议的。

去年我写香港运动时，也留意到互联网的匿名暴力通过面罩的保护，被传递到现实世界。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互联网暴力及现实生活中的暴力做直接比较。”

我认为这种沟通是非常必要的。对跨文化沟通必须要有耐心。我也相信沟通不是万能的，至少可以在个人层面做工作，建立信任和沟通的基础，慢慢地再形成影响。

当然，当今世界的认知和分析框架都是西方“设定”的。要沟通，就必须了解西方，使用西方熟悉的概念与范式，这是中国不得不接受的“游戏规则”。但对待这样的游戏规则也不用抵触或抗拒。它只关涉语言，是我们讲中国故事的一种方式。中国故事是完全可以在西方政治话语体系里得到相对准确的“翻译”。

当今世界，中国人用西方的文字和概念讲中国故事，比坐等西方人学习掌握中国的文字和概念理解中国故事，要简单得多、快得多，这必然是国人要努力的方向。

沟通应当做，但文明的冲突是历史大势，个人难以克服，看不到具体的成效——例如某西方媒体写出一篇更加公正的中国报道——也没有关系。国人最根本还是要做好自身。这也是笔者写作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