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部火了28年的小说，成了中国人最好的精神写照_风闻

本文来自公众号：比耶男孩（biyeahboy），作者：林比利

1992年的一天，张艺谋通过一个朋友，找到在浙江嘉兴市文联当编辑的余华，希望能给他写个剧本。

张艺谋问余华，你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啊？余华说，正好《收获》要发自己一个新小说，不然给你看看吧。

第二天，两个人见面吃饭，余华就带去了小说的清样。于是，张艺谋成了这部小说的第一个读者。

那部小说的名字叫：《活着》。

张艺谋看完后，激动到失眠，喜欢得不得了。他很快就决定把《活着》改编成电影，而余华也从张艺谋手上得到了应得的报酬，5万元人民币。

上个世纪90年代，5万元可是一笔巨款。余华和妻子甚至觉得，有了这5万块，这一辈子都不用为钱发愁了。

让余华夫妇没想到的是，不是5万块花不完，而是《活着》这本书成了他们最好的赚钱机器。

在过去28年里，《活着》一直占据着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列，光是2018一年，单本销量就突破200万册。

这本书带来的版税收入，不知道比5万翻了多少倍。

2019年公布的“第13届作家榜”上，余华以1550万元人民币的版税收入，高居榜眼位置，是除了刘慈欣以外第二有钱的作家。

《活着》之所以能成为几代中国人最喜欢读的小说之一，原因很简单，它的故事所反映出的精神内涵，道出了中国人最信奉的人生哲学。

那就是，活着。

1

余华本来跟写小说这件事毫无关系，他是个牙医。

他1960年出生在杭州，父亲是山东人，部队转业后在浙江省防疫大队工作。

过了没多久，父亲完成了浙江医科大学的专科学习，回到浙江嘉兴市海盐县人民医院任外科医生。于是，3岁的时候，余华全家跟着父亲迁至海盐。

余华从此在这个江南小城开始了漫长的童年生活。

1977年，余华高中毕业，参加了高考，可是很不幸，他落榜了。那时候上大学也不容易，没考上怎么办呢，就工作吧。

干哪一行呢？当然是医生了，因为他的父母都是干这一行的。第二年，在父母的安排下，余华进入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当上了牙科医生。

青年时期的余华

从此以后，余华过上了每天手握钢钳、拨牙长达八个小时的生活。

那时候的牙医可不像现在这么既有钱又有地位。改革开放初期，牙医都是独自一人，不需要助手，和修鞋匠一样挑着一付担子游走四方。

余华这个牙医，比修鞋匠好点，他好歹还是在一所以拔牙为主的医院里，不过总共就二十多个人。

因牙疼前去治病的人都把他们的医院叫成“牙齿店”，很少有人当成是一家医院。

余华在这家“牙齿店”干了五年，观看了数以万计的张开的嘴巴，他感到无聊至极，总想换个不一样的活法。

在医院没事的时候，余华经常站在临街的窗前，他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在文化馆工作的人整日在大街上闲逛，对此他十分羡慕。

有一天，他问一位在文化馆工作的人，为什么你们经常在大街上游玩？他告诉余华：

这就是我的工作。

余华心说，这工作太好了，我也想干。于是，他决定进文化馆工作。

当时进入文化馆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学会作曲；二是学会绘画；三就是写作。对余华来说，作曲和绘画都太难了，要从头学起，而写作只要认识汉字就行，他立刻决定，就靠写作吧。

那时候想靠写作出名，有个办法，就是投稿给文学杂志。余华就利用他做牙医的空隙，开始写小说。

刚开始，余华写的错别字还特别多，写着写着就好了。

1983年11月的一个下午，余华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原来是他写的《星星》，被《北京文学》看上了。

打电话的人是杂志社的领导——编委周雁如。对方说，他们打算发表，但在此前，余华得跑北京一趟，修改一下他的小说。余华就稀里糊涂地跳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当他从北京改完小说回家时，才发现小小的县城早就轰动了。余华成了县里历史上第一个去北京改稿的人。

12月，余华另一篇小说《鸽子，鸽子》，又在当时影响颇大的《青春》杂志上发表了。这下，余华在县城里彻底出名了，他毫无疑问已经是个文化人了。

随后，余华顺理成章地进入海盐县文化馆工作，终于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职业写作。

写小说这件事，对余华无疑是重要的，比拔牙有意义多了。就像他当时非常喜欢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说的那样：

时间以同样的方式流经每个人，而每个人却以不同的方式度过时间。

2

1986年的冬天，余华再次去北京，参加《北京文学》杂志搞的笔会。在笔会上，他遇见了文学评论家李陀。

那个时候，李陀是《北京文学》副主编, 他在文学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年轻人都希望被他提拔一下。 

26岁的余华也想被他提拔一下。

余华把自己的新作《十八岁出门远行》拿给李陀看。他读完之后, 特别喜欢, 对余华推崇备至。并且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

你已经走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列了。

李陀的这句话可不得了，让余华一辈子都忘不了，就是他这句话，让余华后来越写胆子越大。

很快，余华就确立了中国先锋作家的地位。1991年，余华在《收获》上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

这部小说被评价很高，但无论如何都比不上，一年之后，余华写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活着》。

余华的《活着》当年能在《收获》上发表，他还得感谢一个文学界泰斗级的人物，巴金。

巴金是文坛巨匠，同时还是国家领导人，他当过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身份，《收获》杂志主编。

《收获》本来就是巴金在1957年创办的，是国内响当当的纯文学杂志。在这个杂志上，所有当红的作家，都争着想发表小说，那些没名气的当然更想发。

不过，小说这个东西，里面的禁忌是很多的，这个不能写，那个不能写。

当时，王蒙、张贤亮、莫言等人的很多小说，其他文学杂志都不敢发，只有《收获》敢。

很多文学杂志对此很有意见，他们找到主管的官员：为什么同样的小说我们这边不能发，到《收获》可以发？

官员说，原因很简单，因为《收获》的主编是巴金啊！

巴金虽然是主编，但他毕竟在90年代已经是接近90岁的老人了，《收获》的运作，实际上全靠副主编，也是他的女儿，李小林负责。

余华超过3/4的小说都是发表在《收获》上的，包括影响力最大的《活着》。

1992年8月，已经到了初秋时节，余华拿着《活着》的手稿来到上海。那时另一位先锋派作家格非在华师大教书，每次余华到上海，都让格非帮他在华师大定一个房间。

这一次也不例外，他在招待所住下来，9月4日，他终于把稿子改完了。当时余华还有一点忐忑不安，他对《活着》这部小说并没有把握。书的责任编辑是程永新，也是后来《收获》的主编。

在华师大的公用电话亭，余华逼着程永新给李小林打一个电话，他在一边悄悄地听。当听到他们两个人对这部小说都很喜欢，余华彻底放心了。

最终，《活着》发表在《收获》杂志的1992年第六期。

《收获》杂志1992年第六期

在正式发表前，张艺谋就看上了。第一次合作，余华发现他是那种很贪婪的导演，不断跟余华说，《活着》这个地方再来点什么，那个地方再来点什么。

这样，余华就多写了4万字。后来他自己觉得这4万字写得挺好，就把它放进了后来出版的书里。

出书的时候就变成不到11万字，《活着》从一个大中篇变成一个长篇，就是后来无数人看到的这个版本。

此后二十年，余华没有修改过。

3

《活着》主要讲述了农村人福贵悲惨的人生遭遇。

福贵本是个阔少爷，可他嗜赌如命，后来赌光了家业，一贫如洗。此后，他整个的人生越走越差。

他的父亲被他活活气死，母亲则在穷困中患了重病，福贵前去求药，却在途中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

经过几番波折回到家里，福贵才知道母亲早已去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地养大两个儿女。

此后更加悲惨的命运一次又一次降临到福贵身上，他的妻子、儿女和孙子相继死去，最后只剩福贵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

福贵的故事，其实是余华把自己的父亲、父亲的父亲、父亲的爷爷的故事，统统弄在了一起，也是余华眼见、耳闻的中国人的故事。

用余华的话说，它讲述了**“一个人和他命运的友情”**。

最早写《活着》的时候，余华用的是第三人称，以一个冷静、抒情的语言去讲福贵的故事。但是他怎么写怎么觉得不对。大概写了一万多字以后，余华实在写不下去了，但他又很想把这个题材写出来。

最后，余华干脆让福贵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就是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方式，很快就写完了。

过了很多年之后，余华才明白，如果用别人的视角看福贵的故事，除了苦难就是困难；但福贵第一人称看自己时，里面却是有很多幸福感的。

事实上，虽然《活着》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悲剧，但余华写的时候并不煽情，里面每个人物的死都只是短短数语，比如：

有庆死的时候只是脑袋一歪摔在地上，凤霞死的时候只是说生下孩子后大出血，天黑前断了气，家珍描述的更简单了，凤霞死不到三个月，家珍也死了。

这些重要的人物的死，在小说里都显得有点草率，这其实恰恰就是余华想呈现的。

生老病死本就是人生的必然，余华让每个读者都真切地感受到如亲人死去般的无助，他没有渲染和煽情，但让人读来却显得异常沉重。 

这恰恰是人生本来的面目，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就像余华在《活着》的自序中写的那样：

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

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4

2012年9月4日，孟京辉导演的话剧《活着》在国家大剧院开始连演六天。

首演当晚，余华坐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厅第八排，三个小时演出结束，剧场灯亮起，他早已泪流满面。

这是余华小说《活着》的第四次改编。此前，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话剧。

2002年的电视剧《福贵》，2009年浙江师范大学的学生话剧《活着》，都不太有名，唯一让人津津乐道的，当然就是张艺谋改编成电影那一次。

张艺谋拍《活着》时候，拿到了300万美元投资。放到现在肯定是小制作，但是在1993年，那是只有张艺谋、陈凯歌这样的导演才能拿到的大投资。

剧中的主演也是响当当的，不仅有张艺谋御用的巩俐做女主角，核心人物福贵，也找来了正在蹿红的葛优。

葛优也一改演喜剧的风格，出演了一个历经各种苦难的人，没想到却大获好评。

正是凭借在里面的出色表现，葛优一举摘下了戛纳影帝。而这部片子，在豆瓣上的评分高达9.2分，一个网友评价说：

个人认为是张艺谋最好的电影。

其实，这个电影的成功，既是好事，也是坏事。

那个时候刚好遇到中国的图书市场崩盘期，要是没有张艺谋的电影，出版社是不会愿意给《活着》出书的。

但是后来出版社也很后悔，由于张艺谋未经报批，就把电影送去戛纳参赛，导致这部片子在国内被禁，书印了两万册，最后基本当废纸处理掉了。

出版社还特意问余华要不要书，余华说要一点，结果免费给他寄来好几麻袋。导致余华手里的第一版《活着》最多，到处送人，送到2012年还有两三百本。

出版社更惨，那批书实在处理不了，他们干脆把最后的一万多册都销毁了。

不过，到了1998年，这本书一下子成了畅销书，原因是正赶上满街盗版VCD的时代。许多人先看到了电影《活着》的盗版盘，然后就去买了本小说看。

这部电影对余华开拓国外市场，也很有帮助。当时国外汉学家很积极，因为觉得这本书能出版。他们就开始翻译，翻译之后找出版社要授权，慢慢的，余华的书在海外出版的越来越多。

后来，这部小说在海外频频获奖。

包括，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最高奖项、台湾《中国时报》十本好书奖，香港“博益”15本好书奖，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等等。

《时代》周刊评价它：

中国过去六十年所发生的一切灾难，都一一发生在福贵和他的家庭身上。接踵而至的打击或许令读者无从同情，但余华至真至诚的笔墨，已将福贵塑造成了一个存在的英雄。当这部沉重的小说结束时，活着的意志，是福贵身上唯一不能被剥夺走的东西。

《华盛顿邮报》说：

《活着》是不失朴素粗粝的史诗，斗争与生存的故事，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残忍与善良的形象，在余华的笔下，人物在动物本能和人性之间的苦苦挣扎。

获奖倒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这部小说影响了无数读者。

《活着》在台湾出版了26年，现在一年仍然可以卖出四五千册，这对于这个2300万人口的地方来说实属不易。

在美国，《活着》出版了18年，现在每年可以卖出4000册，要知道，一般一个中国作家的书能够卖1000册就不错了。

在西班牙，《活着》第一年出版就印刷了4次。

中国大陆的读者更多。2018年，《活着》凭着200万的销量，夺得了全年畅销书的第一名。

曾经有个中学老师告诉余华，他在上世纪90年代上中学的时候，他的语文老师让他读《活着》，后来他当了中学语文老师，也让他的学生读。

现在要学生读《活着》的语文老师，已经进入第三代了。

这就是《活着》能够畅销28年的原因。

5

时间到了2020年，人类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新冠肺炎。

它来势汹汹，从武汉至湖北，再到全国，然后是整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不受疫情的影响。

它对整个人类的影响，无异于一场不见硝烟的世界大战。

有些人死去了，有些人还活着。

上个月，我的朋友、“8字路口”的创始人冯翔，在北京的公交车上，拍下了这样一张照片，是一个戴着口罩的年轻女子，在上班的路上，读《活着》这本书。

冯翔在朋友圈里说：

这个词，这本书，特别适合这个当下。春天来了，桃花红了。我们继续活着。为我们，也为他们。

此时此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体会到“活着”的意义。活着，成了我们当下所有人最好的精神注脚。

我们也更加明白了，《活着》这部小说之所以能成为经典，能被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阅读，并非是因为里面的福贵的故事有多悲惨，他的人生有多可怜。

恰恰相反，余华实际上讲了一个成年人的寓言，他讲出了一个我们都能懂的人生道理，也传递给了我们最朴实有用的生存态度。

余华后来对媒体也说过：

我想为什么这本书到现在还那么受欢迎，可能是现在的人从这里边看到了那种乐观的精神。

知乎上有一个帖子——如何评价余华的《活着》？

一位网名叫“疯魔大校”的朋友说得很好：

一百多年前，一位名叫保罗·高更的后印象派巨头画家在塔希提岛上创作了一副伟大的、具有深刻的、深远的象征意义的作品，就是现在收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一副布面油画，名为:《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

也许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人类即使走到文明的终结，宇宙的灭亡也不一定可以为这三个问题给出一个完美的解答，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积极快乐地渡过生活中的每一天，每一分钟，每一秒。

我们在这世界上，会经历苦难与悲剧，但也总会迎来幸福与宁静。

因为我们活着，我们也必须活着。

本文来自公众号：比耶男孩（biyeahboy），作者：林比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