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观念转变——与“强国”无关_风闻

改革开放，观念转变——与“强国”无关

——驳“脱销的‘折叠屏’背后, 是中国工业精神的死而复生”

杨瑞华

【共和国同龄老三届红卫兵知青安庆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机修工下岗观大商店业主咬文嚼理独编】

（“脱销的‘折叠屏’背后, 是中国工业精神的死而复生”简称——路文）

路文认为：

中国能够在1970年代末实行开放政策的前提条件是“强国”的基础已经奠定。这个关系在逻辑上很清晰：由于美国是世界市场体系的“老大”（主导着对华封锁），所以中国能够向西方国家开放并融入世界市场的前提是中美和解；中美和解始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其动机是为了结束使美国陷入泥潭的越南战争并联合中国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

因此，如果要解释中国为什么能够向西方开放，就必须理解为什么中国掌握着美国退出越南战争的钥匙并成为一个抗衡苏联的关键力量——那是坚持“强国”的结果。

路文所谓的“强国”标志——政治性和战略性的“两弹一星”——怎么？——“两弹一星”有这么大的威力——决定改革开放；左右中美和解；应对苏联的威胁……

路文这种“强国”统领一切的逻辑推理，是按需——牵强附会，自圆其说，打扮历史——无知无畏，贻笑大方！

一．“开放”是一种工作方法，工作方法是人的主观意识——主观想开放就开放；不想开放就不开放——就是这么简单。

那个年代世界上除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没开化的小国外，其它大国小国，弱国强国，都自然而然的开放，融入世界市场。

道理上说：“强国”了当然可以开放，但是，也可以不开放；“弱国”也可以开放，也可以不开放——这就由人的主观意识决定。

鸦片战争前，中国自以为“强国”，西方非常希望中国开放，中国就是不愿开放。

实际上看：“弱国”更愿开放。

日本的“明治维新”；辛亥革命都是因“弱国”而强烈要求开放。

现代典型的弱国开放成强国的就是新加坡。

中国在1970年代末实行开放政策——正是因为1960—197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仍然专注国内的政治，没有更早地注重经济建设并发展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因而也扩大了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路文语录）——这个前提。

如果“强国”干得好——后人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冒“资本主义复辟”的风险——改革开放。

二．开放主要为经济服务，市场越大，市场竞争越强，经济越兴旺——虽然有争纷，但可以协商解决，也有各种成文规则仲裁——“强国”能起何作用？——吓唬人？！

1. 新加坡在中国搞政治运动的60年代才建国，当时比中国还穷，不必说没有“两弹一星”，就是常规武器也比中国弱得多，就是因开放才成为亚洲4小龙之首。

靠的是什么？

靠其特有的、普世的，任何国家，任何人都能俱备的“强国”力量——独立自主能力，市场经济竟争能力。

2. 中国改革开放，更是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 " 中国奇迹 “，深刻改变了当代中国面貌，世界面貌。

改革开放之前，当世界各国在经济领域大展拳脚之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却被囿于发展的“孤岛”之中，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

改革开放顺应开放融通的时代潮流，紧紧抓住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实行对外开放，推进与世界的交往，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赶上了全球化、现代化和信息化的时代步伐，赢得了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从引进资金、技术、管理，到“三来一补”“两头在外”，再到加入世贸组织、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我国以谦逊态度和坚强意志拥抱世界、融入世界。

改革开放让中国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今天世界格局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加，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主动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维护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

三．路文认为“强国”的“两弹一星”，不必说当时其技术含量很低，就算与美苏旗鼓相当，也不可能成为开放的理由或独立自主的理由。

苏联与美国不但核武器，就是常规武器也是旗鼓相当，但是——铁幕阻止开放。

中国更是关起门，用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反帝反修——怎么可能“强国”了，理所当然开放？！

为什么？

这是传统社会主义防“和平演变”的僵化思想决定。

四．“中美和解”论，也不是开放的前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美国核垄断地位的被打破、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产生，规模空前的冷战时期开始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意识到，通过一场真枪实弹的“热战”不但难以击溃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这种战争的代价是西方国家自己也难以承受的，于是，以杜勒斯、凯南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政治家、外交家，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

美国乃至西方积极鼓励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开放，把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引入他们主导的国际体系，会导致这些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对它们产生靠拢和依附**。他们企图通过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接触，用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影响和改造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特别是第二代、第三代青年人的思想，使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变得对资本主义无害，逐步演变成和西方一样的“自由世界”。**

正因此——特别欢迎社会主义国开放——不存在中美和解了才容中国开放。

五．“中美和解”、“中国掌握着美国退出越南战争的钥匙并成为一个抗衡苏联的关键力量”——确是事实，这是互相利用的外交政治斗争——但是：与改革开放无关。

做为美国，其用意是——一箭双雕——明里互相利用抗苏，暗里使中国在中美甜蜜中融入世界市场，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

堂堂中国岂能入此圈套？！——互相利用抗苏可以，更是利用和解大好时机，从西方大量进口急需的成套设备和技术——和平演变万不可能——牢牢把握“以阶级斗争为纲”——牢牢把住关口不放松。

2020年4月17日

[附原文节选]

脱销的“折叠屏”背后, 是中国工业精神的死而复生

路风

✪ 路风 |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导读】近期某国产5G可折叠全面屏手机上市后瞬间售罄，使得折叠屏的供应厂商京东方再次受到瞩目。路风教授认为，京东方在面板产业上坚持技术创新，努力突破外部垄断，其所采取的进取性战略行动，在信念上源于中国工业精神的强大支撑。中国工业精神是在政治独立自主、物质资源贫乏的特殊条件下，因应现代中国之“强国富民”的民族追求而生的一种顽强价值观。

然而在改革放开后的一段时间内，“自力更生”一度被抛弃，完全依靠“技术引进”被当成一种必然，以至于中国工业精神进入一个衰落时代。

**进入21世纪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中国工业精神重新复苏，国内很多产业都实现了引入技术和自主创新的有机结合，从而走出了中国人自己的路。**今天，在全球政经结构重组、大国贸易激烈争端的变局下，作为这种精神的内核——自立自强——将会保持下去，并鼓舞中国人敢于走自己的路，不仅在技术上、在工业发展上，而且在制度上。只有想富强的人才会富强，只有想胜利的人才会胜利——这就是中国工业精神的意义。本文选自路风著《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中国工业精神的涅槃

一个后进国家的企业不可能仅凭利润动机就敢于进入本国原来没有的高技术工业，而必须具有超越战略的信念。

虽然企业领导人的个人品质和作用必须得到承认，但这种信念的来源是社会性质的——所以它不会在任何国家的任何阶段随机出现，而是往往勃发于某个国家的某个历史阶段。

追寻京东方的信念来源时，我们发现了这个企业的战略行动与中国现代化历史力量之间的联系——这就是中国工业精神，也就是驱使一些中国企业采取进取性战略的“意识形态”条件。

▍什么是中国工业精神

什么是“中国工业精神”？从它在现实中的表现看，

就是在技术和工业发展上对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的信奉。

这种精神的特征只能以这样一个“古老”或“陈旧”的概念来刻画，既说明中国工业精神形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阶段，也说明在经过长期衰落之后，它的留存还是保持着原始的表现形式。

中国工业精神起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一方面，从革命中诞生的新国家要改变极度落后贫穷的经济状态；

另一方面，她又要坚持走政治上独立自主的道路。

为行文简单化，我们这里把前一个目标称为“富民”，而把后一个目标称为“强国”（两个概念指的都是目标，而不是实际状态）。

从表面字义上看，“强国”与“富民”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的统一关系。但如果把中国的发展置于历史的脉络中，两者之间就可能存在矛盾，由此造成两者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影响了中国工业精神的兴起、衰落和复苏。

对于开国一代的国家领导人来说，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是发展经济的前提，而不是相反。这种思维并不主要是由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而主要是由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新中国成立时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

第一，如果说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那么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间，在全世界的主要经济体中，大概没有比中国更开放的了。抗日战争前夕，外资控制着大约42％的中国工业资产。当时外资企业生产了中国60％以上的煤炭、86％的铁矿石、80％的生铁、88％的钢以及76％的发电量；即使是在中国民族资本最强大的工业——棉纺织工业中，外国企业也拥有54％的纱锭和44％的织布机；外资还控制着中国造船工业和各种轻工业（包括木材加工、皮革、卷烟和饮料）一半以上的产量、73％的船舶吨位以及公用事业的大部分；中国的银行业、保险、外贸则更是由外资主导着。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不仅依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而且很快就遭到日本的全面野蛮侵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市场体系是由以美国霸权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如一位美国的国际关系学家指出，自从1940年代末的冷战开始以来，美国为了自身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创造、保持、捍卫和扩大了一个世界自由经济的秩序；同时美国又利用它在国际秩序中的特权地位来服务于自己特定的目的——美国在横跨“两极”和“单极”的时代，一直同时是一个体系的制造者和特权的获得者。这个体系具有的政治性质本来就排斥打破其秩序的任何社会革命，所以对新中国采取封锁政策。

很显然，如果中国要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融入世界市场，就不能坚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

于是，中国“倒向”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更友好的苏联阵营。

因此，“强国”优先在开国一代领导人的头脑中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困难，由此所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首先体现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人民生活水平极低的阶段却奠定了一个大国的基础结构，它在工业发展方面的表现就是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由于发展重工业和上游工业需要更高的投资强度，所以在投资分配上必然表现出重工业优先的特征。

对于要在政治上保持独立自主的中国来说，1960年代初的中苏分裂是比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持续封锁更大的挑战，因为它造成外部技术主要来源的全部中断。

但是，坚持“独立自主”的中国没有低头，于是从1960年代初直到1970年代末，在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上走了一条以“自力更生”为主的道路。在存在霸权的世界体系下，一个发展中国家坚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是一种极高的抱负，但中国又处于经济贫困的状态。于是，远大目标与现实资源之间的巨大差距产生出要弥补这种差距的精神动力。虽然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表现形式，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成为中国工业精神形成的标志。

▍中国工业精神在工业发展早期阶段的意义

从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的意义上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和精神促使中国工业从早期阶段就开始了广泛的自主开发，也激励了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的献身精神和创造性。这种作用集中体现在已经成为象征意义的“两弹一星”上。

作为工程项目，“两弹一星”开发成功的首要原因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政治性和战略性的，其逻辑同样反映出典型的“战略意图”。开发这些项目的决策不是依据当时中国具备的资源/能力（实际上中国当时并不具备足以开发“两弹一星”的资源/能力），而是保持国家独立自主和安全的必要。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前30年实现了政治独立并奠定了大国基础，但没有实现“富民”。这与过多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有关，与中央计划体制的僵化有关，与应对战争威胁有关，特别是因为中国在1960—197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仍然专注国内的政治，没有更早地注重经济建设并发展与世界市场的联系。

这些因素导致中国技术进步相对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滞后，正如中国老一代经济学家薛暮桥在“改革开放”初期所言：

我国在五十年代新建设的工业，当时在技术上是比较先进的。近二十年，工业先进国家进行了几次技术革新，而我国则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因而也扩大了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

于是，在“强国”的前提下实现“富民”就成为“文革”结束时的社会主流愿望，体现在中国政府于1974年首提并在1976年之后重新确认的“四个现代化”上。在那个历史关头，重新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赢得了中国社会的巨大热情和支持，对“科学的春天”的向往成为促成政策改变的社会基础。

▍“富民”逻辑及政策影响

当“富民”重新得到强调时，实行对西方国家开放并融入世界市场的政策也就顺理成章。

但不能忘记的是，中国能够在1970年代末实行开放政策的前提条件是“强国”的基础已经奠定。这个关系在逻辑上很清晰：由于美国是世界市场体系的“老大”（主导着对华封锁），所以中国能够向西方国家开放并融入世界市场的前提是中美和解；中美和解始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其动机是为了结束使美国陷入泥潭的越南战争并联合中国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

因此，如果要解释中国为什么能够向西方开放，就必须理解为什么中国掌握着美国退出越南战争的钥匙并成为一个抗衡苏联的关键力量——那是坚持“强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