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某明任职的两家中企都曾遭受美国制裁_风闻

以下内容根据各种公开信息和报道整理完成。

检索鲍某明的职业履历，我发现了几个好玩的地方。

中兴通讯相关公告显示，鲍某明自2018年6月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任期目前更新至2022年3月，其在2018年、2019年分别从中兴通讯获取报酬12.5万元和25万元，而鲍某明的身份并不只是中兴通讯的独立董事。

截至2019年末，鲍某明还在其他三处单位担任主要职位，其中包括在上市公司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集团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在西南政法大学任兼职研究员；以及在中国行为法学会任客座教授。

上述的两家企业，中兴通讯和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有一个相似的特点：他们都曾经受到过美国的制裁。

我们来回顾这两起制裁案发生的时间点。

2018年4月16日晚，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美国政府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里，中兴一直在反击，试图改变这一结果。

2018年4月20日，中兴通讯发布关于美国商务部激活拒绝令的声明，称在相关调查尚未结束之前，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执意对公司施以最严厉的制裁，对中兴通讯极不公平，“不能接受！”

2018年5月，中兴通讯公告称，受拒绝令影响，本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已无法进行。

转折点发生在5月21日。

5月21日，据新华社报道，中美两国就解决中兴通讯公司问题的大致路径达成一致。美国将取消中兴通讯销售禁令，根据讨论的协议维持其业务。

2018年6月7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与中兴通讯已经达成协议，只要后者再次缴纳10亿美元罚金，并改组董事会，即可解除相关禁令。

6月19日，美国参议院以85-10的投票结果通过恢复中兴通讯销售禁令法案。

7月14日，中兴宣布解禁。中兴解禁的时间点，和鲍毓明就职中兴，任独立董事的时间点比较有意思。

在2018年6月，中兴通讯召开了自受罚事件以来，第一次涉及公司高层人事调整的大会。

经过这次大换血，中兴宣布，鲍某明自2018年6月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任期目前更新至2022年3月。

对于中国来说，独立董事制度是一项舶来品，是一项用以制衡公司内部人控制和一股独大现象的制度。

而什么是独立董事呢？

据了解，非执行董事又称外部董事，是指除了董事身份外与公司没有任何其他契约关系的董事，可以说是“局外人”。

一个非执行董事，如果他是独立于管理层并且除董事酬金之外并没从公司收取其它利益，他则被视为是独立。

作为一位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职责是监督管理层、参与制定公司业务及事务上的方向、及对董事会所面临的上述问题和其它问题发表肯定和客观的意见。

在履行职责时，其中一个主要责任是确保董事会考虑的是全体股东的利益，而不仅仅是某一派别或某一集团的利益。因为独立非执行董事与公司没有任何其他契约关系，由此看来公司不能主动辞退，除非是连任时间超过六年，或者连续3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由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否则任期届满前不得无故被免职。

提取几个关键词：

所谓的独董的作用：

1、公司的“局外人”

2、监督管理层

3、参与公司战略决策

4、公司不能主动辞退

鉴于鲍某明的美国律师从业经历，考虑到中兴当时所处的大环境以及独立董事实际行使的权力，中兴在2018年6月左右与美方达成协议的同时，这项人事任免安排的确有值得玩味的地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鲍某明就职的另一家公司——杰瑞集团。

此前，华盛顿方面指控杰瑞向伊朗出口被美国所禁止的货物，方式有直接出口，也有把被禁的货物放在其他出口货物当中，一起发往伊朗。

杰瑞共有11次发货记录受到美国指控，其中有两次在产品出境美国的时候，被美国海关发现，涉事产品主要为石油开采所需要的器材设备。

在这一背景下，2018年12月9日，杰瑞集团发布公告，就上述事项与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签署了和解协议。杰瑞同意向OFAC支付2774972美元民事罚款，并与OFAC签署和解协议。

另外，杰瑞方面称，12月11日收到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BIS）签署的和解协议。杰瑞同意向BIS支付60万美元民事罚款的同时，被BIS设置5年观察期。期内若杰瑞违反了美国出口管制法规或和解协议，将会受到更严厉处罚。

关键词：

1、制裁

2、5年观察期

3、2016年3月21日美国商务部将杰瑞公司加入实体名单，对公司实施出口管制措施。

再来看鲍某明的就职时间。据南风窗报道，鲍某明在2016年4月到了杰瑞集团工作。他说，换到这家山东烟台的民营企业，他的空闲时间就没以前多了。

在杰瑞集团，鲍某明担任副总裁一职，负责杰瑞集团法务工作以及合规事务。

还是做关于“合规”类型的事务。

所以鲍某明在这两家受美国制裁的中企里，实际行使的，偏向于监工类型的角色定位。

还有一个点也挺有意思。在鲍某明的个人信息页面上，有记录显示，在2012至2019年间，他曾在一家名为St.Jude Medical的公司任职，担任高级软件工程师。据维基百科显示，St. Jude Medical是一家美国公司，主营医药器械领域。但是这件事在任何对他的报道和公开资料中，都并无记载。

根据鲍某明个人网站提供的信息，微信公号“AIPharos月光社”探访了他位于北京二十一世纪大厦的办公地点。信息显示的办公室，正是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所在地。令我们感到吃惊的是，在杰瑞的楼上，就是St.Jude Medical的北京办公室。

前几年，St. Jude Medical被雅培收购，其北京办公室目前似处于无人办公状态，门口也是雅培的招牌。鲍某明与St.Jude Medical之间的关系，是一段空白。

另据AI财经社报道，鲍某明成为一名律师的道路，也是异常地顺利。

心血来潮下快速通过司法考试，然后又迅速通过美国的司法考试，同时拥有了中美两国的律师资格。

我无法推断财新之前那篇饱受质疑的特稿中，忽略鲍某明身份的举动到底有何含义。

但是作为一篇重量级稿件，从当事人的职业履历入手，进行调查分析，应该是一家媒体的基本技能。

而在财新报道鲍毓明的特稿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花了大篇幅报在探讨“星星爱不爱鲍某明”、“鲍某明对星星到底好不好”、“星星妈妈赞不赞同他俩关系”，但是所处的叙事视角又是鲍某明一方。

不得不说，关于鲍某明的这一环节信息的缺失是令人遗憾的。

所以，我很想知道，在面对鲍某明的时候，财新为什么突然就没有跟以前自诩的那样”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