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人类学能做些什么？_风闻

**摘要：**病毒的爆发引起人们对于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人类学者的角色关注。由于他们可以有效的评估当地背景下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的相关因素，所以常常扮演一个相对重要的角色。人类学者需要和多学科人员一起在危机中开展跨学科工作。本文试说明人类学在公共卫生危机中的角色，以及如何实现危机的解决。试图从社会、心理和制度层面探索处一条跨学科关照路径。

这是社论前沿第S1608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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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问题

1. 有关这一话题我们已经有了些什么结论？

l人类学者在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应中的潜在角色，并且可以提供健康和疾病与病痛之间转移的社会动力。

l人类学相较于其他公共卫生技术方法的独特性。

2. 我们有什么新的发现？

l人类学在公共卫生危机中可以提供的新方法与新路径。

l本文描绘了人类学的学科能力，并且建议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时聘用人类学者。

3. 有关政策的建议

l公共卫生应对者必须了解人类学证据的性质和价值，以及人类学家在疫情下发挥的作用。

前 言

人类学在公共卫生危机中的潜在角色，及其具有积极作用。随着近年来一些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人类学的作用在不断突显，尤其是评估当地语境下一些相关因素的考察。

成功的公共卫生危机响应常需要各种专家协力完成，例如：临床医师，流行病学者以及社会科学工作者。然而不同学科之间有着不同的话语体系与理解，常常难以达成共识。

在公共卫生危机中可不是我们去商讨这些学科之间差别的地方。本文试图总结人类学的方法及其学科优势。这可以极大限度地提高我们对于公共卫生事件的响应能力。

人类学的基本解释

（1）什么是人类学？

人类学就是研究“人何以为人”（what makes us human）的学科，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探索不同的人群。然而，所有人类在基因、肢体以及神经层面大体相同，并且对于一些基本需求有极高的相似性。我们都渴望食物、遮风挡雨的小屋、安全、繁衍以及社会表达。不同人群之间为了满足这些需求，产生了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以此，面对各种各样人类研究亚领域（subfields），人类学统观人的社会性与生物性，采用整体观（holistic）的方法来解释人类的多样性。正是这种整体观的采用，人类学研究往往与其他学科有重叠之处。

在面对公共卫生危机时，应用人类学者运用人类学知识与方法实际地去解决制度或者公众背景问题。

（2）人类学基本方法

人类学有基本的信条：经验研究与整体观。人类学建立在对于事实的观察，并且坚信人类行为是个体、社区、制度以及自然环境协同影响的结果。为了实现这种多维度的考察，人类学者必须进行扎实的田野研究（field studies）；这门学科的权威也扎根于此。

参与观察法是人类学者田野研究的根本之法。在研究目标群体时，人类学者同时扮演参与者与观察者，致力于对于事件做出一个专业、客观且可信的解释。在参与观察中，人类学者视情况不同，采用不同的研究方式，其中观察与描写是田野中核心活动，他们会记录下有关日常生活的大量且详细的笔记。这种深入地研究是其他方法难以比拟的。

田野工作的直接产物是民族志（ethnography）。关于在公共卫生事件突发时，“民族志有什么用处”这个问题的一些例子将在“人类学有何益处？”一节中进行探讨。

显然，在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时期，长期参与观察的方法不大可行，然而人类学的方法具有灵活性与适应性。与此同时，通过与个别关键报道人（key informants）的联系，人类学者可以与流动人口保持联系并研究他们。

在需要迅速行动的情况下，人类学家可能会使用现有的评估工具，如快速评估程序（Rapid Assessment Procedures）、知识、态度和实践调查。

（3）人类学研究伦理

与其他与人打交道的学科一样，人类学要处理一整套十分复杂的研究伦理。取得社区的信任和接受是人类学家工作的关键，因此伦理准则的核心是强调透明度、协商获取和自愿知情同意。并且最终的研究呈现要充分尊重研究对象的意愿；研究成果可以共同归属于由研究者和所研究的社区。

人类学有何益处？

上文大致介绍了人类学的主要特征以及对于公共卫生危机应用的一些设想。总而言之，人类学依据不同的需求，大致可以应用在在三个方面

1）项目设计和形成性研究；（programme design and formative research）

2）解释，调查与响应；（interpretation,investigation and response）

3）事件分析和事后评估（event analysis and post hoc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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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设计和形成性研究

面对公共卫生危机时，流行病学研究界定当下之急，而人类学研究定义保障人们健康的行动的可行性。即，人类学可以提供有关公共卫生干预为何成功或失败的深刻见解：实际原本的计划与实现之间的差距，这可能导致的意愿之外（unintended）后果。人们所遭受的危机不仅仅是病理学意义上的，而是病理与社会经济结构相结合的结果，而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了疾病的产生，使病态成为可能。采取民族志的方法，能够以一种实际可行的方式揭示这些疾病背后的社会结构。

这些人类学见解在方案的设计阶段是至关重要的，在形成性研究方面可以作出具体贡献。形成性研究是旨在实现特定结果的有针对性的研究，为公共卫生项目规划和设计提供信息。这一般利用混合的定性和定量方法，目的在于塑造方案策略和交流。在研究小组中一起工作以确保概念、设计和分析考虑到定量与定性两种形式的事实的价值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缺乏重要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人类学家与流行病学家和其他研究者合作，跟踪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实地的多学科小组可以获得多种定性和定量的信息流。理想情况下，最终结果将当地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有效地纳入地方应急战略。

因此，人类学者可以协助促成公共卫生危机的响应计划与设计。他们的专门知识有助于制定的战略可以认识到当地情况、社会背景，并因此可能被受影响社区及时采纳。人类学的洞见可以助于风险评估、社区参与、沟通和健康信息，以及理解当地的看法和对响应的接受程度。后者可以确保响应足够迅速，并且反馈社区的需求和看法并实行对受疫区的问责是很重要的。应当指出的是，虽然这些调查在方案设计阶段是关键的，但人类学者也不是点到为止，而是反复进行调查，使方案能够在实施时加以调整和重整重点。

人类学在规划和设计阶段的结合发挥了人类学家在应急响应方面的突出优势：对当地的深度关注和对自下而上的分析评估方法。

（2）解释，调查与响应

 “解释”（interpretation）可能是在疫情下人类学首先想到的角色：在国际危机反应的背景下理解地方性规范。然而，许多人类学家会认为这种描述不大确切。这是因为在公共卫生干预的背景下调用的“文化”通常带有负面含义(文化是一种障碍，很少是促成因素)。将人类学家框定为“文化诠释者”、“翻译”或“代理人”，将他们描述为受雇带领团队绕过文化障碍的侦查员。

造成这一困难有诸多原因。公共卫生干预通常遵循现有的权力体系。许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都发生在那些在财富、权力和社会地位方面存在严重差异的人群中——无论是在内部(与本社会成员的关系)还是在与更广泛的世界的体系之中。这些不平等通常是历史的、不对称的，甚至是剥削性的，社会、经济和政府关系的产物。这种情况同时是当今危机的前兆和促成因素。在这种背景下，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往往归因于文化、迷信和无知，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为对历史和当代不平等的生动回应。

严重的权力分化、历史和社会的复杂性使文化解释成为一个不充分的见解。因为理解他人的想法和价值的过程不是直译，因此这个概念最终是有缺陷。在地方知识中，医学的优点并不总能显而易见和普遍接受，本土思想在英语中也不总是有可直译的概念。

在之前开展的埃博拉病毒防控工作中，当地政府没有把地方性知识融入防控措施之中，而是把知识赋予政治性，独尊医学。政府原本开展的科学防治行动，由于破坏了当地知识体系，导致了当地人的不配合，反而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这一现象在将地方性知识引入防控工作后得到改善。

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学者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可以充当网络员，使卫生官员与社区或国家层面的关键人物接触。但更重要的是，人类学家注意到了历史的作用，叙述的广泛性，以及不合理的行动假设对当地人和反应者的影响。考虑到当地复杂的社会和政治现实的社区参与是关键。

疫情之下，人类学可以帮助实地工作组更好地吸收关于社区对疾病的理解、所应做的优先事项和实行的措施中可能影响潜在行为(包括当地社区和工工作组)。这可以实现概念和方法上的转变：工作组将在参与人群中工作，而不是凌驾于他们之上。从病患或社区的角度记录和理解现象，使人道主义背景下，公共卫生的社会政治层面超越了传统的公共卫生方法。人类学与公共卫生专家和流行病学家一起催生和实施地方性知识，有助于弥合社会理解方面的差距。

（3）事件分析和事后评估

在埃博拉疫情期间，人类学者充分利用线上优势，建立合作论坛，对疫情进行实时追踪。这些实时性、全球性的研究合作说明社会科学集体迅速分析的潜在力量：学术方法、数据和理论可以用于直接行动、政策制定或宣传。

这将人类学本身转化为一种资源。它不是公共卫生的工具，而是公共卫生实践的一面镜子。人类学分析有助于揭示公共卫生实践和规划设计中固有的假设；它同样可以评估结果。并通过其地方特性，它还帮助我们了解应急响应作为全球实践的一部分。这种分析，不管是否是正式评估的一部分，对从业者和机构来说都是一种潜在的战略洞察力。

人类学有何局限之处？

虽然专业人类学家可以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反应中增添价值并加以改善，但在某些情况下，人类学的存在可能并不有效或被优先考虑。正如公共卫生措施管理不善、误用或滥用一样，不恰当或不合理地使用人类学可能危害外界对于当地人的见解，并造成心理或身体上的伤害。对人类学的误用或误传，忽视专业的行为规范，可能对个人和公共健康干预产生真正的后果。因此，人类学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潜在益处只能通过适当的期望、现实的职权范围和专业精神来实现。

结 论

最近备受关注的公共卫生危机已导致将对社会文化理解更大程度地纳入应急响应。由于他们专注于日常生活、区域知识和民族志方法，人类学家从事这项工作是合乎逻辑的。此外，虽然本文虽特别关注紧急的卫生危机，但这里讨论的许多人类学资源也可用于非紧急情况或紧急情况后的卫生干预。

本文介绍了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和思维方式。它希望通过阐明人类学家在公共卫生危机中可以做些什么，以及他们是如何做的，来协调各学科的期望。我们试图总结过去人类学应用于公共卫生危机的方式，并想象未来人类学可能的作用。通过展示人类学家在危机中的应用——为各种组织运作方式和结构做出贡献——这强调了如何将临床和公共卫生干预中隐藏的社会方面发挥作用，并为所有人采取有益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