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苏徐州地区南北朝墓葬中的陶俑_风闻

内容提要：南北朝时期，徐州经历了从隶属于南方到隶属于北方的巨大变化，这在文化上亦有所反映，尤其表现在墓葬随葬陶俑方面。通过对徐州南北朝墓葬及陶俑发现情况的概括总结，分析可知徐州地区南北朝陶俑特点的转变和演化大致可分为东晋刘宋、北魏和北齐三个阶段。同时，物质材料变化所涉及的历史背景，指示出陶俑形象的转变与徐州在南北朝时期政治地位的升降变化存在紧密的关联。

江苏徐州自古以来是中国南北文化的交汇之地。南北朝时期，徐州经历了从隶属于南方到隶属于北方的巨大变化，这在文化上亦有所反映。徐州地区陆续发掘了若干座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尽管数量不够多、内容也不很丰富，但已经能够说明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其中随葬的陶俑蕴含诸多信息，值得着重讨论。

一、徐州地区南北朝墓葬及陶俑发现简况

徐州地区发现南北朝墓葬的数量颇难统计，有些墓葬材料没有公布，有些墓葬的年代不能完全肯定，这里只能列举公开报道和展示的材料，它们是徐州内华、三官庙、东甸子、石桥、楚岳山庄、狮子山等地的墓葬。

徐州内华墓有两座，但被严重破坏。墓葬用几何形花纹砖砌成。简报虽没有给出平面图，但报道说有前室、南北耳室，主室被破坏，看来是前室带两个耳室的前后室墓。从墓中抢救出来的主要是一批陶俑和陶动物俑。陶俑有男俑9、女俑2、象奴俑1，男俑头1件，陶动物俑有马3、牛3、猪1件（图一）。

徐州三官庙北魏墓材料未见正式公布，目前所知者有陶执拂俑1（图二）、陶执剑俑1、陶骆驼俑1件。

徐州狮子山北朝墓葬资料未见正式公布，目前在书刊上可以见到的有当属于北魏而不是北齐时期的文吏俑2、女侍俑1，陶骆驼俑1件（图三）；属于北齐时期的陶武士俑、鼓吹俑、文吏俑共8件（图四）；瓷器有盘口壶、罐。狮子山北朝墓尚有其他发现，文物现藏于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博物馆。以徐州狮子山M08为例，陶俑有头戴小风帽或小冠的陶男立俑（图五︰1），头梳双髻的女侍俑（图五︰2）；头戴鸡冠帽的镇墓兽（图五︰3）；陶动物有骆驼、牛、马、狗、鸡、鸭；模型明器有陶磨、灶；陶瓷器有陶盘口壶、果盒、魁、盏托、青瓷莲瓣纹罐、盘口壶；还有“吉”字铭铜镜、“永安五铢”铭铜钱若干。永安五铢系北魏孝庄帝永安二年（529年）铸造的铜钱，墓葬年代当在此年之后。

徐州东甸子北齐墓有两座，都遭到破坏，但结构基本清楚，都是凸字形砖室墓，用几何纹、几何纹与莲花组合的花纹砖砌成。1号墓随葬品主要是陶俑、陶动物和陶瓷器。其中陶俑共36件，包括陶镇墓武士俑2件，男仪仗俑、武士俑、侍俑共30件，女侍俑、劳作俑共4件（图六）；陶动物有鸡2、猪2、狗3、马1、骆驼1、羊1件；模型明器有陶井1、磨1、灶1、仓1、碓1件。日用陶瓷器有陶罐1、瓷碗12、虎子1、唾壶1、鸡首壶1、壶盖1、细颈瓶1、洗1件。还有石猪2件，“常平五铢”铜钱6枚。2号墓陶俑共15件，包括陶镇墓武士俑2件，男仪仗俑、武士俑、侍从俑共10件，女双髻俑、骑马俑共3件（图七）。陶动物有鸡1、骆驼1、牛1、羊1件；模型明器有井1件；日用瓷器有鸡首壶1、碗3件；还有铁镜1件、“常平五铢”铜钱7枚。

徐州石桥北齐墓是凸字形砖室墓，用几何纹和莲花纹砖砌成。随葬品有陶动物猪1件；日用陶瓷器有陶罐1、杯1、瓷罐1、碗1件；还有石猪3、铜镜1、铁镜1、银簪1件，“常平五铢”铜钱3枚。

徐州楚岳山庄北齐墓是凸字形砖室墓，用几何纹和莲花纹砖砌成。随葬品之中，有陶男侍卫俑2、女侍俑5件（图八）；陶动物有马1、牛6、猪3、鸡3、兽头禽身俑2件；模型明器有仓2、灶1、磨3、牛车1、刀俎1件；日用陶瓷器有陶罐3、碗2、盅2、盆1、瓷碗1件；还有铜簪1、铜环1、金扣1件，“五铢”铜钱4枚。

徐州地区南北朝考古发现虽然不是很多，但在徐州地区的分布范围较广，随葬品的年代跨度从北魏到北齐乃至隋初，文化面貌相当复杂，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下面即作简单讨论。

二、从陶俑看徐州地区南北朝墓葬的演化轨迹

徐州地区的南北朝陶俑比较清晰地揭示了其墓葬特点的转变和演化路径，大致可分为东晋刘宋—北魏—北齐三个阶段。

能够体现东晋刘宋时期特点的是徐州内华墓。徐州内华墓发掘简报以《徐州内华发现南北朝陶俑》命名，在简报正文中交代了相关依据：“这批俑中，男俑I式、II式，个体较小，着帽或戴小冠，上着右衽紧身短衣，下着裙，正面双腿间有一竖向凹槽，俑下半部作喇叭口状，其风格与南京新宁砖瓦厂、北郊合班村及北郊东晋墓等所出陶俑一致。……据此我们认为内华出土的这批陶俑的时代应在东晋占据徐州时期或稍晚，但不会晚至北朝后期东魏、北齐时。”简报将内华墓文化属性主要归之于南方是有见地的，但在墓葬时间上留下了豁口。简报将内华墓时代下限设定在东魏北齐之前，也就是包括了刘宋、北魏平城时代和北魏洛阳时代，需指出的是，刘宋时期完全可能，北魏平城时代不太可能，北魏洛阳时代几乎不可能，但可能就是将时代下延到北魏才促使简报直接以“南北朝陶俑”命名。与简报所列举的南京新宁砖瓦厂、北郊合班村及北郊东晋墓相比，与内华墓陶俑特点比较接近的还有南京刘宋明昙憘墓。内华墓所出作牵引状的男俑、身材较矮的笼手男俑与明昙憘墓所出者（图九）服饰有别而形态相似。明昙憘墓葬的年代为刘宋元徽二年（474年），这已届刘宋晚期了。这两种陶俑的服饰与其他陶俑都相似，是南京东晋墓葬出土陶俑中的常见服饰，其中的小冠实际上在汉代就存在，只是汉代常在小冠外再罩一个“帽子”而已，可见这种服饰从汉代到东晋刘宋具有延续性。但这种服饰与大同、洛阳，包括下面将要涉及的徐州出土北魏陶俑服饰差异甚大，这决定了内华墓葬只能属于刘宋而不是北魏，其年代自然与北魏无涉。简报没有对内华墓陶俑与北魏墓的相似性加以举证，那出于何故而必欲与北魏发生关系？这当与简报关注这批陶俑的文化特点有关。简报说：“徐州地理位置特殊，既是南北对峙的要冲，又是文化交流的前沿，南北双方均能对其产生影响，内华陶俑也反映了这一特点。10件人物俑大致可分两组，I式、II式男俑属第一组，III式、IV式男俑及女俑等属第二组。第二组陶俑更多地承袭了北方服饰的因素。”简报所说的北方服饰因素就是上衣下裤的轻便之装。但正如简报所指出的：“上衣下裤的服制西晋已较为普遍，如洛阳西郊晋墓、偃师杏园村36号墓出土的俑即是如此装束。”东晋为西晋的南渡政权，在东晋出现上衣下裤的北方服饰实属正常。简报忽略了内华墓陶俑中北方服饰特点也可以来自于东晋的可能，而一味向北方追索，进而将北魏纳入墓葬的时代下限。

虽然难以赞同简报对内华墓部分陶俑文化属性的判断以及与此相关的墓葬年代下限判断，但简报对文化属性的重视是值得赞赏的。这里还特别值得予以指出的是，内华墓陶俑几乎看不出北方文化因素。北方地区十六国至北魏迁洛之前的墓葬集中发现于陕西咸阳、河南安阳、山西大同，均与内华墓面貌悬殊。咸阳十六国墓以女伎乐俑和男仪仗俑、甲骑具装俑而著称，安阳十六国墓以随葬马具而驰名，大同北魏墓以砑光陶器和梯形木棺为特色，这些特点在徐州地区丝毫不见（图一〇）。实际上，咸阳等地墓葬“胡”气浓重，北方文化在东晋南朝早期的南方文化面前显得粗鄙落后，徐州虽邻近北方，但长期为南方控制，北方文化要侵入到徐州地区并不容易。简言之，徐州地区东晋南朝早期的文化是相当纯粹的南方文化，这是南北朝时期徐州地区墓葬文化的起点，后来发生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一情况的制约，这是观察徐州地区南北朝墓葬文化变迁不可忽略的事实，值得特别加以强调。

徐州北魏墓葬形制和建造情况不详，但从东晋刘宋和北齐墓葬都是用几何纹或莲花纹砖砌成来看，北魏墓也应该是凸字形的花纹砖墓。能够体现徐州北魏时期特点的是一批陶俑、陶动物和陶瓷器，它们表现出与东晋南朝时期截然有别的面貌。徐州狮子山M08随葬品较为丰富，有一定代表性。墓中出土有“永安五铢”铜钱表明墓葬建造年代当在此年稍后，但不能认为随葬品体现的都是永安二年（529年）之后的特征，而需要考虑到部分甚至大多数随葬品的面貌在永安二年之前已经形成。狮子山M08的随葬品有一定的地方特色，但器物种类和大体的形态与洛阳等地北魏迁洛以后墓葬的面貌相似，因此可以认为狮子山M08代表了徐州北魏墓葬的基本面貌。在地方特色方面，表现最显著的是镇墓兽和陶俑。狮子山M08镇墓兽呈蹲坐状，头戴鸡冠状帽。鸡冠帽见于大同北魏墓，但这种形式的镇墓兽尚未在其他地区发现。狮子山M08和三官庙北魏墓陶俑普遍施秞，但胎釉结合不好，釉严重脱落乃至完全脱落，将灰白色胎体展现无余。男俑为侍卫或仪仗俑，戴小冠，穿“V”字领的宽袖袍服，手执幡、环首刀等物。这种褒衣博带式服饰来自于南朝，是孝文帝汉化改革的产物，在洛阳等地也是如此，但狮子山M08和三官庙北魏墓男俑头小颈长、肩膀宽厚，很不同于其他地区，可见这批陶俑更多地受到洛阳地区的影响，但具有徐州地区的特点，经过了徐州当地工匠的再创造。《古彭遗珍——徐州博物馆馆藏文物精选》（以下简称“《古彭遗珍》”）第127页标注为北齐时期的两件徐州狮子山出土陶俑虽然身形颀长，但总体形态更接近狮子山M08和三官庙北魏墓男俑的拉长和局部夸张，如小冠很大，因此其时代当为北魏而难以下延到北齐（图二、图三︰1、图五︰1）。《古彭遗珍》第121页的图版为狮子山出土的“陶丫髻女立俑”（图三︰3），时代标注为北齐，正确时代也应该为北魏（参见图五︰2）。除双髻表现女性特征外，陶俑的整体形态，特别是宽厚的肩膀，与男俑无异。徐州北魏墓男陶俑甚至能构建起简单的序列。从狮子山M08，经三官庙北魏墓，再到《古彭遗珍》第127页所举狮子山北魏墓，男俑的形态没有根本变化，但俑头由方正变为方圆适中，再变得相当小，小冠则由小变大，这样的变化序列在其他地区不存在，也反映了徐州地区陶俑创造的自身动力。

徐州的陶俑还揭示出了当地的特殊性，即徐州地区的文化面貌大体上与首都相似，但又具有地方特点。徐州内华墓发掘简报认为：“第一组形制的陶俑在北方尤其是中原地区基本没有发现，就目前材料看多见于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它们更多地表现了南方文化的因素。同时，内华陶俑在数量上也表现出与南方东晋墓随葬陶俑的不同之处，南方东晋墓中随葬陶俑一般数量较少……但此次征集到的较完整的俑有18件之多，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北方交接地带的特殊性。”上述现象也可在徐州狮子山M08和三官庙北魏墓中见到。还值得称述的是，尽管服饰、形态截然有别，但徐州地区东晋刘宋和北魏墓陶俑的工艺水平都很高，造型准确，神情生动，五官刻画细腻，我们怀疑北魏墓陶俑水平能够接踵东晋刘宋，可能是直接利用了东晋刘宋的技术基础，也就是说，不排除东晋刘宋与北魏陶俑都是同一批人前后相续所制，这可能是从东晋刘宋到北魏的大变动中不变的一面。

徐州地区北齐墓随葬品，特别是随葬陶俑，与北魏陶俑的差异十分显著，这又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从北魏到东魏、北齐，北中国东部不少地区随葬陶俑都发生了类似于徐州地区的剧烈转变：一是陶俑的种类尤其是仪仗俑的种类明显增加；二是陶俑的形态风格发生了明显变化，由北魏时的整体瘦长、头小身长逐渐发展为渐显丰腴、身体比例匀称。因此，徐州地区这个现象本身并没有太多独特性。但对发生这个剧烈转变的地点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其他地点多集中分布在北齐两个都城邺城和晋阳附近，或距离两个都城不远的景县、吴桥、黄骅、济南等地。邺城和晋阳的陶俑样式是北齐官方样式，徐州是这种官方样式分布最远的地区，颇有点孤悬在外之感。杨效俊将东魏北齐墓葬划分为四个区：以邺城为中心的京畿地区、以晋阳为中心的并州地区、冀定沧幽地区、青齐地区，徐州也不包括在这四区中。对青州地区北齐墓随葬陶俑略作分析，可以更明确地看出徐州对北齐官方陶俑样式的迅速追随。北朝第一流高门崔氏原来世居今河北南部，是著名的清河崔氏。十六国后期随慕容氏南燕政权迁徙到今山东淄博一带，北魏攻占青齐地区后被迁往平城，孝文帝迁洛后还归青州，并从此在北魏、东魏北齐政权中出任显职，成为官宦和文化俱臻其极的世家大族。崔氏显赫地位的维持必须以北魏到北齐政权的有力支持为基础，但临淄发现的崔氏墓群在北魏时就没有充分采用洛阳样式的俑群，北齐时期自身特点益发鲜明（图一一），这将徐州地区迅速使用北齐都城样式陶俑的现象更突出地展示出来，也提示我们应对徐州地区北魏墓迅速采用洛阳样式这一个现象予以充分重视。

在当时的条件下，徐州地区北齐墓随葬的陶俑不可能从邺城以及晋阳地区运来，而只能在当地制造。徐州地区当地制造的北齐陶俑不但追随首都陶俑样式十分迅速，而且非常忠实。徐州地区北齐墓随葬陶俑与邺城地区的北齐陶俑十分相似，这在镇墓武士俑、男仪仗俑、风帽俑、铠甲俑、女性劳作俑方面表现的十分清楚（图四、图六—图八）。东甸子M2︰12仅剩一男俑头（图七︰2），这种陶俑是晋阳地区流行的样式，常见于晋阳地区北齐墓葬之中，在北齐娄睿墓、徐显秀墓壁画中多有表现，但在邺城地区比较少见，而且表现得不那么细致，但东甸子M2︰12很细腻，将头顶的小冠帽刻画得与晋阳地区几乎没有差别。如果将镇墓兽以及陶动物、灶、仓、碓等合并考察，就会发现徐州地区北齐墓与邺城地区的相似度更高。上文我们指出徐州狮子山M08和三官庙北魏墓的随葬俑与洛阳地区有密切关系，但两墓的陶俑一开始就与洛阳地区有一定的差异，或者说，徐州地区有自己的表达诉求。从北魏到东魏、北齐，徐州地区的陶俑制造者是否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得而知，但徐州地区的陶俑制造能力看来没有减少，但不再制造带有徐州地方特征的陶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现象。

三、徐州地区南北朝墓葬及陶俑特点形成的历史背景

上文勾勒了徐州地区南北朝墓葬及陶俑面貌的转变和演化线索，间或涉及历史背景，但没有作贯通联系，有简略补充之必要，以加深对相关考古资料的认识。

徐州地处南北交界之地，地理形势也比较险要，属于兵家必争之地，但这不能一概而论，而需要考虑具体的历史状况。东晋十六国对峙的大多数时间内，徐州的地位没有凸显出来，这主要是由于十六国除前秦一度显得强盛外，北方地区内部长期冲突损耗，组织不动对南方的战争，因此，在北方政权视野之中，徐州的地位不那么重要。东晋口口声声北伐，但两次有成效的北伐都是为改朝换代寻找借口，而且所指目标乃在洛阳，徐州不在从建康或荆州出发经略北方的要道上，这决定了徐州地区在东晋十六国的大多数时间内不那么重要。但是，从东晋晚期开始，徐州的地位迅速上升了，主要原因是刘裕要借消灭南燕政权之威夺取东晋政权，而且刘裕祖籍彭城。刘裕的目的如愿以偿，徐州的地位随之提高。刘宋政权建立的同时，北方地区也正在迎接着事实上结束东汉末年以来分裂割据局面的北魏统一黄河流域的战争，南北朝的历史序幕正在拉开，徐州的地位在加速提升。徐州内华墓虽然时代上可能跨东晋末或刘宋，但可以直接看作刘宋掌握南方政权时期的墓葬。也只有对东晋末、刘宋时期徐州历史地位的上升有准确认识，才能理解内华墓出土陶俑工艺水平为何如此之高，并且还有不见于建康地区的特色。

北魏控制徐州地区在469年宋魏争夺青齐地区的战争之后，但已发掘的徐州北魏墓都属于北魏洛阳时代，这与北魏迁洛前后徐州政治地位的变化是相符的。虽然“青齐入魏，即为要邑”，但相比于刘宋，青齐及徐州地区被北魏控制后的地位是下降而不是上升了；青齐及徐州的经济和文化水平也衰落了，这不仅因为战争创伤、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还因为北魏将青齐和徐州的原住民户迁往了平城。定都平城的北魏政权重心在黄河迤北直至草原地带，没有将青齐及徐州地区作为南讨的基地，徐州等重要城市地位降格，几近军镇，势必影响徐州地区的发展。但是，北魏迁洛以后，徐州地区的地位迅速窜升。徐州与洛阳可沿黄河、泗水直接沟通；更为重要的是，徐州系北魏最接近南朝首都建康的重镇，对南方具有强大的威慑力，北魏不仅大力加强这里的军事存在，并且发展屯田，作长久之计。魏徐州刺史薛虎子上表曰：“今江左未宾，鲸鲵待戮，自不委粟彭城，以强丰沛，将何以拓定江关，扫一衡霍？……徐州左右，水陆壤沃，清、汴通流，足盈激灌。其中良田十万余顷。若以兵绢市牛，分减戍卒，计其牛数，足得万头。兴力公田，必当大获粟稻。一岁之中，且给官食，半兵耘植，余兵尚众，且耕且守，不妨捍边。一年之收，过于十倍之绢；暂时之耕，足充数载之食。于后兵资，唯须内库，五稔之后，谷帛俱溢。匪直戍士有丰饱之资，于国有吞敌之势。”北魏还着力提高这里的政治地位，有“徐州名籓，先帝所重”之誉。北魏孝文帝曾亲临徐州，太和十九年（495年）“四月庚子，车驾幸彭城”。《魏书》卷四十二《尧暄传》载：“初，尧暄使徐州，见州城楼观，嫌其壮丽，乃令往往撤毁，由是后更损落。及高祖幸彭城，闻之曰：‘暄犹可追斩。’”孝文帝还十分关心徐州的廉政情况，曾问秘书丞李彪：“卿频使江南，徐州刺史政绩何如？”北魏派驻徐州的官员身份都很高，不是尉元、薛野䐗等重臣，就是宗室或亲王，如元法僧、元祐、元嘉、元澄、元英、元孚、元昞、北海王元颢、安丰王元延明、京兆王元愉等。因此，北魏迁洛前后徐州地区的军事、经济、政治地位有天壤之别，徐州狮子山、三官庙等北魏墓葬中出现精美而有特色的陶俑等随葬品自有其缘由。

北魏政权垮台前后，徐州又被南方短暂收复，但为时不久即因萧梁内部动乱而沦落北齐之手。北齐政权对徐州的重视程度过北魏而无不及，武平末年还在徐州建立了行台。这是因为东魏北齐首都邺城虽然偏北但靠东，在柔然和突厥相继兴起于漠北之后，北齐政权只能更加依赖于华北平原和山东地区，而徐州地理上实与山东地区连为一体。北齐虽不能在与北周的争锋中占优，但对南朝则兵力绰绰有余，这促使北齐以徐州为基地频繁骚扰南方，徐州地区的地位继续抬升。而且，南朝陈国力异常衰弱，君臣上下皆为颓靡低能之辈，也开启了北齐轻蔑欺凌之心，北齐军队经常长驱至江北，徐州已俨然成为北齐骚扰和进攻南方的大本营。徐州与邺城、晋阳关系紧密，这既是徐州地区北齐墓随葬品与邺城地区十分相似，也是北齐墓葬发现甚多的原因。

徐州地区北齐墓葬所发生的变化还当与北齐的鲜卑化潮流有关。北魏历史的总体趋势是汉化，北齐历史的总体趋势则是鲜卑化，这是针对汉化而发起的恢复鲜卑自身文化的运动。这个运动造成鲜卑与汉之间的紧张对立，这在文献中有所记载。北齐鲜卑统治者主要从事战争活动，陶俑制造之类的手工业活动主要由汉人承担，在徐州这类地方可能由世袭的汉人工匠承担。北齐陶俑是按照鲜卑人的模样制造的，在鲜卑化形势的压迫下，汉人工匠能够自主发挥的空间大概基本没有了。这可能是徐州地区北齐墓随葬陶俑迅速、忠实追随北齐首都地区的重要原因。当然，虽然也缺乏文献记载，但从北齐多次颁布官制诏书，对中下级官员的管理也有所加强来看，北齐时期陶俑的身份意义可能更强了，已不允许对陶俑形态擅自加以改变。不从这些方面加以考虑，就难以理解徐州地区北齐墓随葬陶俑何以仿佛是北齐都城地区陶俑的复制品一般。

综上可知，以陶俑为代表的徐州地区南北朝墓葬面貌的变化，既是这个时期历史变化的产物，也是对历史变化的形象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