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原型孙海洋：儿子丢了13年，我还在等待_风闻

我是在今年一月见到孙海洋和妻子的。深圳没有冬季，彼时的气温和今天接近，都高达二十多度，走在路上，阳光几乎可以洒到每个角落。街道，楼房，树木都在出汗。但他的手却一如既往地长年冷冰。

这是体质问题。他看上去黑瘦而健实，面色红润，目光炯然，唯独伸出来握手的掌像石头一样梆硬、冰凉。

他最近在琢磨，深圳的人怎么好像越来越少了？整个2019年生意都不咋景气，还没来得及回望，新的一年像巴掌一样甩过来了。

他现在算是正儿八经的“老深漂”了，除了小生意，他还做过多年二房东，租出去的楼像针眼一样遍插在宝安、西乡、西丽等各地，某种程度上，“城中村”对他而言，就是深圳的符号。

看着平时乌泱泱的都市道路在春节前后逐渐清冷下去，此刻的大都市也像一座孤城。

楼房越来越密集，越盖越高，他偶尔仰头望到哪家楼台晾着几岁小孩的衣服，孙卓的身影立马闯入脑海，在眼前挥之不去。

他明白，孙卓出生于2003年腊月初七，现在要是还活着，也该足有十七岁了。

但在他心里，儿子孙卓永远四岁。

1

一步之隔，孩子没了

孙海洋在深圳的第15个家在城市里最老的龙岗工业区，这里到处都是灰矮的平房，公路上烟尘四起。一栋老式公寓的第三层，正面朝着四号龙华地铁线，每隔半分钟就驰过的四号线轰隆隆提醒他们：这儿还是深圳。

孙海洋家的阳台，晾着小儿子孙辉的校服

太吵，地铁像工地，但这里房租低。这些年他们在外面跑的时间多，附近最常去的地方是潮汕，那里不定期举行寻找失子的宣传活动。他和越来越多的寻子成员一行人，去学校，去社区，去所有居民规模聚居的地方。

家里阳台很宽敞，但没挂窗帘，就这么阔然敞开，连与室内隔开的玻璃门都没有。阳光肆意铺泄进来，风也哗啦啦的，春夏还偶尔有台风，暴风雨过境，阳台上一片狼藉。但孙海洋还是就这么让它敞开着，大迎狂风和烈日。太害怕黑暗了，阳光多猛都不嫌够。他说。那些年的白石洲城中村，是不见天日的。

白石洲，凝聚深圳无数代外来务工者的汗水和希望。这里楼房密集，城中村的典型握手楼密密匝匝，荫蔽了阳光，人们在不见天日的幽衢里，用一点一滴的血汗，撕开他们新的人生可能性。

白石洲的时间太慢了，一直走也走不到天亮。密集的握手楼遮天蔽日。听见楼上小孩哭喊，孙海洋怀疑是孙卓，悄悄走上楼俯耳倾听，一直听到小孩哭完。

巷子里四处密布着井盖，坑坑洼洼地烙下了孙海洋不知道几千万个疮口，脚踩在上面就听得到地底下的空嚎，他想，我儿子孙卓也许就在那下头。

沙河街 43 号，挂着“20万重金寻子”牌匾的包子店，幼儿园——这一串符号连成他人生的转折点，其间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泪点、痛点。他总说希望就像饭，少吃一顿都不行。他在靠希望活着。

但反过来说，希望的层出不穷，也意味着失望甚至绝望的接踵而至。

2007年的10月异常炎热，城中村内没有空调，密匝的楼房簇拥着粘稠的汗水。晚上睡在房间里，汗水像雨一样汩汩地流。

8号夜里，孙海洋做了个梦，还是在那个潮热黏湿的房间，一家人坐在一块儿吃饭，孙卓的奶奶忽然问了句：“我孙子呢？”孙海洋一边吃饭一边云淡风轻地回答，“被拐走了啊。”这几个字没有在饭桌上激起任何波澜，一家人继续吃饭，冷淡平静得好像只是在讨论碗里的菜。

第一排最中间那个笑得开朗的胖小孩就是孙卓

这个梦发生后的第二天，傍晚7点50分，孙卓就被人用玩具车拐走了。

包子店和幼儿园门口隔着不足五米的路口，孙海洋打个盹儿的功夫，闭眼睁眼，孩子没了。

第一时间是去派出所，但是被告知“要失踪二十四小时才能立案。”哀求没用，下跪没用，磕头没用，公安告诉他，深圳光是一个宝安区，每年就有180宗命案。

孙海洋懵了，和命案比起来，他的孩子排在第几？

六天后，孙海洋偶然在包子店附近的“美宜佳”便利店门口发现一只监控摄像头，后来如他猜想，这只摄像头的确捕捉到了带着孙卓的人贩子。那个模糊的黑白身影，也成了至今为止有关嫌犯的唯一线索。

那是个尖角秃发，精瘦个儿的男人，他到便利店买零食去哄孙卓，然后拿了一台会动的玩具车，就在门口那条瓷砖树台上，放在孩子前方，三岁的小孙卓沿着瓷台一步步爬，玩具车一步一步往后退。

孙海洋说，手机的位置就是当年哄走孙卓的玩具车的位置

孙海洋名字里的“海洋”是爷爷取的，与大哥“向阳”呼应，寓意“夕阳大海”。

听说深圳临海，他每年都要去大梅沙看一看大海，一整天，一个人，不说话，望着泛金光的汪洋大海，他想，孙卓就在海那边，山那头。

海洋，广袤而深沉的象征，像这个蓬勃生长着的城市一样，无限包容，而又沉匿着无尽的深渊。

孙海洋不惦念着看海了，他想，有生之年如果能用脚步丈量完他能到达的每一寸陆地，都够耗尽下半辈子。

他说，我一老百姓，一开始就不该想着在深圳安家立业。

在深圳的第十三个年头，业有了，家却在十三年前就散了。

2

“总是没有万一”

童年是在孙海洋身体和心里都深深埋下寒根的，出生在湖北监利的小村子，捱过长江流域十多个阴冷潮湿的冬天。

作为家里最小的第四个孩子，孙海洋生得瘦小，母亲把家里的老母鸡卖了给孩子交学费，剩下的蛋给他补营养。

他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感受，是常常要在买一双冬天能穿的鞋和交学费两者中间选一项。世纪交接的那两年，孙海洋的人生逐渐顺风顺水。张家界永顺县，一个不足五平米的包子摊颇受欢迎，哪怕过了二十年，如今回忆起来他也敢肯定，“全县人都来买我的包子。”

终究是个小地方，房子最高只有六层，他的包子店每天都可以排五层楼长的队。一年下来，净赚十多万不是问题。

但随着孙卓的出生，孙海洋逐渐意识到，这种小地方的安逸的生活不是最理想的教育环境。

他不愿让儿子像湖南永顺街的少年一样“染头发，骂脏话，抽烟喝酒拎刀打架”。跑到南方最繁华的城市，是为了儿子孙卓一个尽可能好的未来。

当年CCTV报道的孙海洋案

现在的孙海洋已经是整个打拐寻子圈内的名人了。他在微信建了个群，里面帮着他一起寻子的亲友有小一百人。每次印了传单，有人主动出时间精力帮他一起发，哪里有相关新闻，群里也会第一时间分享。

纵然如此，孙海洋仍然海底捞针了十多年。

也是在孙卓走失后的当年，公安部成立了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打拐办”）。孙海洋开始发现，身边这个世界可以大得似乎永远也找不回一个人，也可以小得像一张密密相连的网，一下子，太多与自己相似的经历和人纷纷浮现。

一步也不能停息。从建立QQ群、寻人网站，到收集到3000多名失踪儿童的家长。3000多份希望，沉甸甸地压到了他身上，支撑他挺过来这冷暖交织的十三年。

不尽其数的悲剧，不尽其数的希望和失望交织。有的和他一样找了十几年，现在还在找。有的父母因承受不了痛苦而选择了结束生命，他们的孩子随后却被找到了。

孙海洋记得当时孩子就站在这里，眨眼功夫就没了

孙海洋还记得刚事发那两年，抓住任何一根线索都当救命稻草。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守着电话。一个声音与别人都不同，不是新手骗子那种紧张和飘悠，也不是前来安慰鼓励的路人，孙海洋至今记得电话那头那副低哑沉着的嗓音：你知道我是谁吗？

孙海洋懵了，屏息讷然，说我不知道。那个低沉的声音说，我在局里看到了你的案子，你放心，人我一定给你找到。

一句话在孙海洋心中掷入一颗定海针，他糊里糊涂地答应着道谢着，对方说话不紧不慢，事件来龙去脉有条有理。孙海洋心想，要遇到恩公了。

按照“办事约定”，他从二十万悬赏金中抽出五千给对方先打去，2009年，微信和支付宝交易都还没普及，孙海洋坐公交车跨半个城市去指定的银行汇款，路上堵车，他的汗不住地滴淌，比车轮子滑得还快。那是他活了快四十岁坐过最慢的一班公交车。

在车上他开始觉得不对劲了，“恩公”几乎每分钟都打电话过来催，“钱怎么还没到账”？孙海洋被卡在马路中央，只好先囫囵地向电话里汇报“已经插卡了”、“已经输入密码了”。

后来他折返到公安机构去咨询，果真不存在这么号人。但是他相信“有骗子就有希望”，哪怕再接1000个诈骗电话，也许到了第1001个，就能遇到真心想要帮他的。

这些年来孙海洋整理的失子名单，已经被翻得皱烂褪墨了

还有一次，他托人问到皇岗口岸附近有一家洗浴中心的老板，姓孙，也来自湖北监利。孙海洋抱着一绺荒谬的希望，冲到洗浴中心前台，找“孙老板”，对方好笑又礼貌地致歉：“我们老板不是警察，也不是慈善，不能帮你找孩子。”

包子店也开不下去了，他卖楼、借钱，拼凑了五十多万，跑遍除了新疆、西藏以外的全国各地。

还有一次，就在2019年6月，夫妇两发现一个年龄相仿的男孩，照片上各种表征都显示熟悉，头顶也有两个旋涡。在去做DNA检测的路上，妻子就开始担心：孩子正在读高中，如果要认亲或者接回来，会不会影响他的学习？

最后检测结果出来，一如既往，竹篮打水。

“总是没有万一。”孙海洋眼泪和鼻涕一起流出，直到一滴泪都挤不出来。

3

我的弟弟

2010年，朋友给孙海洋介绍了福田的一个算命先生。他分别看了孙海洋和孙卓的八字，然后告诉孙海洋：你这孩子属羊，你呢属虎，虎吃羊，所以他不会待在你身边成长，但平安长大是没问题的。

“相当于我给别人生了个孩子”，他感到啼笑皆非。

再生一个儿子的念头直接来源于孙海洋母亲的痛苦。

2008年，孙卓丢失后的第二年，湖北老家的母亲就赶来深圳，一直和他们住在一起。

母亲找孙子的决心不比孙海洋弱半点。十年来，老太太频频一个人跑去外地贴启事，闲下来就到处逛荡，从六十岁到七十岁，日常魂不守舍。

2009年一天早上，孙海洋一觉醒来时发现母亲不见了。老太太身上没电话，他正焦急万分时，一个广西省公安厅的电话打来，让他去广西把母亲接回家。

原来，老人看到电视上有报道某广西拐卖团伙事件，竟然一个人找到了车站，买了票坐火车到广西，又摸索去公安厅，哭着闹着要找孩子。

孙海洋忍不住试探着跟妻子商量：再生一个吧？

2012年，孙辉出生了。孙海洋和妻子怀着些许私心，给二儿子取名“回”的谐音，寓意对找回失子的寄托。

孙辉长到七岁还不知道有个哥哥的存在，孙海洋希望能在找到孙卓的那一天才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孙海洋还有一个女儿，叫孙悦。

前两天是孙辉八岁生日，她给他写了封信，在里面反省：“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完美的姐姐，我吝啬自己的时间，不总是愿意陪你玩耍。”

童年太多事都是碎片化的，孙悦记得小时候她对孙卓蛮凶的，如果有机会可以回到过去，她想自己不会再和弟弟抢雪糕吃。

《亲爱的》剧照

根据经验，孙悦总觉得父母不该在孙辉面前避而不谈孙卓。她私下去找孙辉聊，告诉他“哥哥被坏人拐走了，但是一般都是卖到别的家庭去。现在应该在好好长大，爸爸很厉害，会把他找回来的。”

孙辉说，姐姐，我会保护你的。

十二年前，孙悦才四年级，从湖北坐长途大巴来深圳。当时她不知道丢失弟弟的事情，只为即将要见到父母而感到兴奋。

从那个潮湿闷热的夏天开始，深圳之于她的印象，是白石洲里摇摇欲坠的握手楼，遍地坑洼，“城中村有太多故事了，不总是那么敞亮。”

刚到深圳后的一段时间，没有人告诉她弟弟去哪了，父母总是避而不谈，孙悦隐隐看得出他们似乎沉浸在某种压抑的情绪里。直到有一天，她看到家里墙上贴了好多剪报，上面都有弟弟的照片和名字，她才猜到弟弟该是出了什么事。

在深圳生活的很多年，她渐渐习惯了父亲在新闻里重复着一句话，“一定能找到的，我不会放弃”。

生孙辉之前，孙海洋回家去办准生证，办事处人员开口就找他要“孙卓的死亡证明”。

“你孩子没了就去找啊，来这儿干什么？”哪怕最后解释清楚，对方还是略有微词地嘟囔了句。

这一幕在《亲爱的》电影里几乎百分百还原了，孙悦记得特别清楚。

电影《亲爱的》里，寻子六年无果的夫妇二人，想开第二胎的准生证，被要求提供一孩的“死亡证明”

电影上映那天，孙悦放学后一个人冲进电影院，看到片尾爸爸的照片出现时，她的视线已经全部模糊，眼睛肿得睁不开。

4

“亲爱的”

2012年夏天，孙海洋接到一个叫陈可辛的人打来的电话，对方说，想要见他一面。

接电话、和陌生人见面已经成了孙海洋本能性的肌肉反应，他想也没想就去了。直到在五星级酒店里看到这个邀约者，才知道眼前是个大导演。有多大？好像拍过那部叫《甜蜜蜜》的电影。

艺术人感性，听了孙海洋的故事，陈可辛会哭。哭完后带着他去吃自助餐。那是孙海洋第一次吃自助餐，他稀里糊涂地只给自己点了一碗面，结账时，一行五个人吃出1500块。孙海洋一下子懵了：我一碗面吃掉三百块？

“我一老百姓”他哭笑不得，“哪里吃过什么自助餐？做了十多年包子，早知道打死我也不吃面食。”

两年后的2014年9月30日，陈可辛终于把以孙海洋和其老友彭高峰为原型的故事投到了大屏幕上，电影马上引起全国如潮好评。

孙海洋提出要求，把自己的电话号码映在影片末尾幕上。当他哭着从电影院里走出来时，身后响起掌声如雷。但他想，都是对艺术的盛赞，没有一声哭泣和呐喊是真正为他儿子发出来的。

电影里的韩德忠最后“找不动了”，现实中的孙海洋却还在找。

《亲爱的》剧照

孙海洋的电话公开十多年了，微信搜索立马就可以添加，好像一堵坚硬而毫无防备的墙，对外界每一丝声音说：来吧，只要你来，就是我的希望。

无论那个“你”，是线索提供者，是人贩子，还是记者媒体。

这个号码最火爆的一次，是在2014年电影《亲爱的》宣发和上映前后。持续长达一个多月，每天能响三千多次，最多只接得过来一半。手机放在那里，就像抽风一样笃笃笃颤个不停。

电影里黄渤饰演的角色，放到现实里就是孙海洋的好朋友彭高峰。彭高峰的孩子2011年在江苏找到了，接回来时在机场鼎沸欢呼，孙海洋也去了，彭高峰为归子大办宴席，“电影里的张译从黄渤家里出来之后拼命地哭，就是我当时真实的感受。”

不是没有“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心，但正因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颗心才仿佛被狠狠地抽了一下，战栗，他说不上来滚下来的泪水是欣喜还是悲戚。

孙海洋现在逐渐与彭高峰淡了联系。他不可能再和找到孩子的人继续做朋友，“做不到啊。”他说。

5

过 冬

这个冬天长得猝不及防。

2020年初，刚回到湖北监利，疫情爆发了，并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很快向全国扩散。孙海洋被“囚禁”在老家，一关就是两个月。

年后，春意也并未如期而至。2020年3月7日，一个15年前被拐走的男孩申聪在广东梅州被找到，并确认了与其生父申军良的亲属关系。新闻说，当年（2005年）被拐的9个小朋友已找到3个。

2020年3月，申聪被寻回，图为申聪未寻回前申军良在广东增城寻找申聪与梅姨（图/南风窗记者 何承波）

曾经采访过孙家的一个记者把申聪的新闻发给孙悦，她找出很多相关报道，看了很久。家里人没有公开讨论太多，孙悦只是向好朋友感叹了一句：“我们真的很努力了，什么时候才轮到我们？”

多年来，来来去去的一场空太多了。“经历再多希望和失望的交替，也没有办法在有新消息的时候不为所动。”她说。

“哪怕不能回家，我真希望弟弟能像申聪一样过得好。”

很多朋友也陆续告诉孙海洋，孙卓也一定很快会有消息了。孙海洋知道这些都只不过是好新闻带来的心理抚慰，他只是苦笑。

他没有跟人说起过，2017年的一天清晨，他来到增城法院，就是为了亲眼看到绑架申聪的犯罪团伙被宣布执行死刑。

几年前，他和申聪的父亲申军良共同在紫金县待过一段时间，两人说起各自消失的孩子，孙海洋诧然发现，申聪和他的孙卓竟然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而申聪还要比孙卓早三年被拐走。

申聪的回家定格在了2020年春天，而孙卓的归期，又在哪里呢？

三年前印的10万份传单还剩下一些，2020年接着发

**孙海洋和已经找回孩子的家长之间总会“无形之中出现一种说不清的距离”。**3月中旬，申军良打电话给他，“模糊地记得他当时说过很多感谢，我好像已经都不记在心上了，他好像还在不断地在说好多话……我只是告诉他申聪找回来就好了，所有的我几乎都知道，也都能理解，我正在有事在忙，先挂掉。”

就这样。

申聪找到后，数月前轰动一时的“梅姨”被再次提上热议焦点。动用数多警力人力画像的梅姨起初被认为是深藏人贩子江湖的一大“将领”，在每一个丢失孩子的家长心头，都住着一个“梅姨”，她躲在大街小巷随便哪个看不见的阴暗角落，随时准备伸出魔爪，也随时准备给人希望。

每个望子心切的人都在期待有一天梅姨现身，庞大的人贩集团终能被捕获，他们的血肉终能回到父母身边。

梅姨是心悸，也是希望。孙海洋们宁愿相信存在这么一个梅姨，牵引着自己悬了十几年的心继续寻找。今天打开一部《亲爱的》的，还能看到弹幕密集地滚过谩骂“梅姨真可恶”。

悲欢从来不能相通。十三年，四千多个日夜，孙海洋望着深圳白光光的天日想：疏而不漏。

3月底，孙海洋回到深圳。两个月的封城让他们那些“即时是做小生意的也很难维持“。但深圳是无论如何要待下去的。疫情结束后，他打算挪点时间去趟福建发广告。

这回在老家他重新整理出了不少孙卓小时候的用品，在找到孙卓那天前，所有有关儿子的痕迹他都要想方设法留在身边。

“我要的不仅是孙卓回家，还是更多人关注儿童拐卖，更多来历不明的孩子终有一天可以找到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