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发达国家在新冠危机期间的“突然回归”？_风闻

面对新冠疫情危机，发达国家接连采取了大规模国家行动，这种国家的突然回归不像是凯恩斯主义的归来，而像是一种短期的保险，一个贴在深深的社会经济创伤上的创可贴。

——写在前面

（有时候）几十年来什么都没有发生；（而有时候）几周内似乎发生了几十年的事情。在过去的几周中，新冠病毒大流行导致世界各地发生了一系列非同寻常的事件。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经济组织方式以及我们行使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仅在几周前，这些变化是无法想象的。

政府对冠状病毒危机引发的经济崩溃做出了特别的反应。正如《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所言，在短短几周内，西方资本主义一个又一个禁忌被打破了。由于货币政策措施（即无限的量化宽松，创纪录的低利率）被证明不足以应对危机，包括工资和收入保证在内的空前的财政刺激方案脱颖而出。在欧盟，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几乎完全忘记了所谓的竞争性、自由市场和平衡预算的承诺（在欧元区危机期间对希腊和其他外围欧洲经济体严苛地强加了这种原则）。欧洲委员会主席宣布：“我们将保护我们的战略公司不受外国收购。”例如，德国放弃了臭名昭著的平衡预算修正案（schwarze Null），预计今年将新增1560亿欧元的新政府债务，并在必要时增加6000亿欧元以纾困大公司。在英国，传统上热衷于紧缩政策的保守党财政大臣宣布了一项规模高达3500亿英镑的冠状病毒计划。特朗普政府已签署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刺激计划，总额达2万亿美元，其中包括为公民提供的“直升机撒钱”。 “不计代价”成为20国集团领导人和财政部长的座右铭。突然间，紧缩政策就结束了，因为如果不采取保护性措施，就不可能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再生产。这反映出紧缩政策一直是一种政治选择；尽管多年来一直将紧缩政策表达为“不存在另一种选择”（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TINA）。

在这些发展的背景下，“恢复国家”或“国家回归”的想法再次浮出水面。有人认为，“政府重返中心舞台标志着权力和责任从国家转移到市场这一时代的结束”。这种解读反映了对国家和市场作为社会组织的两种对立形式的二分法理解。这是经济新闻学和（全球）政治经济学传统学术分析中经常出现的主题。令人惊讶的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们看到了来自同一圈子的非常相似的分析。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现了短暂的“干预主义”时刻，但紧随这之后的几年证明，国家和市场都同样体现了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对立社会关系。事实上，在社会不满的背景下，国家的回应是专制性质日益明显的新自由主义。

有人认为，这种特殊的国家行动主义，赤字融资、大政府和放弃基于规则的经济管理偏离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反映了这样一种理解，（新）自由主义与“自由放任”和“弱”国家密切相关；当国家进行干预时，就违背了这些原则。但是，正如安德鲁·甘布尔（Andrew Gamble）早就提醒我们的那样，“在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中，没有人严肃地提出资本主义离不开强大而活跃的国家。”奥尔多自由主义者（ordoliberals）更加有力地提出了这一观点，他们主张“市场监管需要拥有强大的国家权力来保护和维护经济体制”。此外，在有需要的时候，就像我们正在经历的那样，国家会毫不犹豫地变为“紧急状态”。

由冠状病毒流行病引发的危机可能会导致国家-市场和/或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这次危机发生及其蔓延的原因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不同。与2008年的危机不同，这场危机在新自由主义已经瓦解的时候爆发；而且饱受债务困扰的全球资本主义非常脆弱，因为它仍然无法从2008年完全恢复。此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领导人利用了对“全球化”的强烈反对。但是，这种新的民族主义转折主要代表了“国家自由主义”，因为它反对自由主义规范、权利、合法性以及移民；但不见得会反对自由主义经济。同样，我们可能还会看到更多的永久性国家经济行动主义。近年来，这在西方已经很明显了，新兴的“国家资本主义”文献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不是一个可喜的转变。这种新的国家行动主义优先考虑盈利能力，资本主义的积累和扩张以及“国家资本”的商品化；并不一定反映出所谓“市场主导”的政治经济学的改革性转变。它还对劳动力，经济和更广泛的社会进行了高度专制的管理，并对边界进行了更严格的控制。它还实施了对其人口进行监视的新方法，并且作为应对新冠病毒措施的一部分而得到了重视和加强。

但是，这不应导致我们走向失败主义。危机的政治化很重要；提出我们自己的要求很重要。如果我们要避免紧随2008年纾困之后的紧缩周期，则需要激进的要求和干预。毕竟，国家也是阶级斗争的舞台。但是只要它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它的目的就是“统治劳动力”。从一种不同的背景来解读西蒙·克拉克（Simon Clarke），对新冠病毒所引发危机的社会主义反应不能减化为捍卫国家主义和福利主义；尽管这可能也是“进步的”。正如克拉克进一步指出的那样：“要进行质变，改变社会关系，以新形式的集体自我组织和民主控制代替异化的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监管形式；只有在后者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对抗国家和资本的力量。”

作者：Mehmet Erman Erol，剑桥大学博士后研究员

来源：developing econo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