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文明的转向者：葡属印度面面观（下）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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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葡属印度的构建与沿革历史中虽然有过血与火的抗争，但从总体上看，葡萄牙人与印度人之间更多的是一种相互交流与相互影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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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文明的转向者：葡属印度面面观（上）

葡萄牙人对印度洋所抱有的根深蒂固的占有观念，来自1494年的《托尔德西拉斯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教皇认定印度洋属于葡萄牙。此后，葡萄牙笃定地认为，自己对印度洋有着无可置疑的占有权利。一些事例清楚地体现了葡萄牙人的这种心态，例如在1540年，葡萄牙曾勒令古吉拉特苏丹拆除要塞，因为葡萄牙认为，古吉拉特苏丹不应在“属于葡萄牙国王的大海”旁修建要塞。随着葡萄牙人的到来，昔日可供各国商船自由来往的印度洋不复存在，这片海洋成为了葡萄牙人控制的海。葡印双方“冲突—合作”的关系，在葡属印度经济领域也有着鲜明体现。决定着这一关系偏向“冲突”还是“合作”的最主要因素，是赤裸裸的商业利益。

葡萄牙和印度当地人之间发生的经济冲突，矛盾聚焦点正是葡萄牙对印度洋贸易的垄断。葡萄牙的这种垄断令早已习惯了旧时模式的印度商人无所适从。其中反应最为剧烈的，当属将香料贸易视为命脉的卡利卡特。

整个15世纪，卡利卡特一直是印度最大的香料中心，葡萄牙通过各种手段钳制了印度洋的香料航线，夺取了香料专营权，这无异于将曾经繁荣的卡利卡特推向了毁灭的边缘。当科钦在成为葡萄牙的傀儡后日益繁荣，卡利卡特的萨摩林更是坐立不安。因此，萨摩林在16世纪曾多次组织针对葡萄牙的战事。当然，在葡萄牙不可逾越的海军优势面前，卡利卡特的这些反抗尝试多以失败告终。在16世纪后期，葡萄牙甚至将卡利卡特的船只视为海盗船，就算其中一些船只持有葡萄牙颁给的通行证，也难以逃脱惨遭击沉的命运。为了争夺海上利益，葡萄牙与卡利卡特剑拔弩张。

16世纪葡萄牙用于印度洋航行的主要船只类型，如卡特船、大型帆船、划桨帆船和轻快帆船等

不过，即使是正面的反抗也被证明属于徒劳，卡利卡特人只能在暗中采取其他应对策略。尽管葡萄牙在海上力量比较强大，但它无法进一步对印度内陆进行深入掌控，这就意味着葡萄牙对陆上香料商路鞭长莫及。因此，卡利卡特人开始倚仗陆路运输，将香料运往印度东部的科罗曼德尔海岸，然后转运至孟加拉，甚至长途运送至西亚或红海沿岸。对于此类从自己的垄断中溜走的生意，葡萄牙既气愤，又无可奈何。

利益的相左导致了经济的冲突，反之，共同的利益也将会带来经济的合作。将这一合作关系体现得较为明显的，是古吉拉特。对于葡萄牙的香料垄断，古吉拉特商人也很气愤，但他们没有因此与葡萄牙势不两立。古吉拉特与卡利卡特的不同点在于，香料贸易并不是它的全部利益来源。除了香料以外，古吉拉特布匹、硝石等产品的贸易量同样可观，葡萄牙并未对这些贸易设限。相反，葡萄牙还乐于维护这些贸易，因为这些贸易的壮大能为第乌港带来更多的税收。从古吉拉特的商人来说，葡萄牙通过垄断香料打击了卡利卡特的商人，这无疑也是一大快事。乘着这一东风，古吉拉特商人日渐壮大自己的力量，并在16世纪慢慢取代了卡利卡特商人昔日在红海沿岸的地位。

综上所述，葡属印度的经济在整体上呈现着对印度洋海上贸易的垄断与控制，但这种控制并不是毫无死角的。对于印度当地的商人来说，葡属印度的漏洞使得他们具有一定的喘息机会。葡萄牙的这种控制并不是单向压榨，也伴随着双方基于共同利益的诸多合作。从全球的视野来看，葡萄牙在印度所构建的整个经济贸易体系，首次将印度洋大部及其沿岸港口纳入到同一个体系中。这个体系与之前印度洋经济世界所拥有的那种自发形成的旧体系不一样，它伴随着法令和舰炮保障下的垄断与掌控，穿插着与当地群体的协调共存。这一葡萄牙体系的构建，成为印度经济史的一个分水岭，持续了上千年的印度洋旧经济体系，由此出现了难以逆转的改变。

 ▍冲突与融合：葡属印度的宗教与社会

在葡属印度的经济贸易体系里，处在中枢地位的是作为首都的果阿。在葡萄牙人抵达之前，果阿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动荡。果阿处于印度西海岸的中部，正好位于诸个邦国相互斗争的夹缝中。15世纪下半叶，先后有三个不同的国家控制果阿。1510年葡萄牙占领果阿后，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对果阿进行了持续稳定的建设，将这座港口建成为整个葡属印度的神经中枢:这里是葡萄牙王室所任命的印度总督的驻地，是葡属印度管辖体系中的重要据点。果阿所具有的更重要意义在于，它是葡萄牙对整个葡属印度所施加的持续影响力的聚合点，因此，它比其他任何曾与葡萄牙有过交集的地区更好地实现了葡萄牙与当地人的融合。这里的社会图景，更能呈现葡萄牙人与当地人相互往来融合的细节。

展现葡萄牙治下果阿地貌的古地图

葡萄牙人的扩张除了寻求经济利益外，还有不容忽视的宗教驱动力。作为曾经历过伊比利亚半岛再征服运动的狂热天主教信徒，葡萄牙人将《圣经》和十字架一并带到了印度。一开始，信仰的不同给葡、印双方带来的矛盾并不激烈，葡萄牙的一位历史编纂者甚至提到，他发现古吉拉特的婆罗门对某位由三人组成的神明顶礼膜拜，觉得其相关教义与三位一体的神有许多相似之处。

不过，这种和谐很快被葡萄牙人打破了。1534年，果阿被正式确立为教区。几年后，主教抵达果阿，主教座堂落成，葡萄牙人在印度开始了日益紧密的传教活动。从1540年开始，果阿和葡属印度其他地方原有的寺庙被大规模摧毁，越来越多的修道院建成。1560年，在耶稣会传教士的力主之下，印度出现了异端裁判所。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位于果阿的异端裁判所审理了3800桩案件，印度教或伊斯兰教中一些习以为常的行为，成为在异端裁判所里定罪的依据。在这种大力度的传教下，1600年时果阿城内2/3的人口成了基督徒。在整个印度，基督徒人数达到17.5万。

在印度街头骑行而过的葡萄牙贵族，绘于1596年

不过，这种高压的传教方式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进入18世纪后，随着葡萄牙在印度控制力量的日渐式微，基督教传教的力度也减弱了。葡萄牙人意识到，一味驱逐异教信徒并不现实。因为，即使狂热的基督徒宣称那些不归信者应该离开果阿，但真要这么办理的话，果阿城的日常运转都会瘫痪。由此，葡萄牙强硬的传教力度慢慢软化。这导致了一个后果，基督教在与其他宗教的共存中，逐渐与当地的社会习俗融合。较为明显的例证是，基督教即使宣称信徒平等，但在印度也没有办法跳出种姓的限制，当地信徒依旧保留着印度传统中森严的种姓分层。葡萄牙人也默认了这一点，在1585年葡属印度议会的选举中，明确有诸如“申请者需来自受人尊敬的良好家庭与种姓”这样的规定。英国作家毛姆曾在果阿遇到过一位牧师，毛姆对他的评价是：“尽管他背后是四百年的天主教，他心底仍然是个吠陀。”对于外来宗教与当地社会习俗相融合的原因，这位牧师的解答无比直白：“我们是基督徒，但我们首先是印度人。”

除了宗教与习俗外，另一种社会层面的融合是通婚。1750年跟随总督前往印度居住的总督夫人因为属于比较罕见的社会上层葡萄牙女子，留下了较为翔实的记载。阿尔布凯克曾经让葡萄牙士兵在当地娶“长相端庄”的穆斯林妇女，耶稣会传教士沙勿略也曾建议已婚葡萄牙男子在当地纳妾。葡萄牙男性选择和印度当地女性结婚，动机十分简单，因为没有多少葡萄牙女子愿意到葡属印度来居住，从底层士兵到上层总督都倾向于在当地选择女子组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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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与印度通婚的成果，能从人口数据中得到体现。1524年，果阿城里有450户纯正血统的葡萄牙人；25年后，算上葡萄牙人和他们的葡印混血子女，果阿城里的葡萄牙人达到了1800户。随着通婚的日益普遍，葡属印度管理机构的官员们发现，接受他们遴选的求职者越来越难以满足昔日“纯葡萄牙人”这一准入标准了。在16世纪，一名官员就向国王抱怨道，在新聘用的7个职员里，“有4个是印葡人所生的，这一点使我大为震惊”。

综上，在宗教与社会领域，葡萄牙人在印度所经历的是一个磨合过程。在一开始，葡萄牙人作为外来者，与印度当地存在着诸多的冲突，甚至有些格格不入。葡萄牙人最初的应对是强硬的，诉诸武力的时候比较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葡萄牙人在宗教与社会生活上与印度社会有了越来越多的交集，双方慢慢比邻共存甚至通婚融合。经过三代的繁衍后，印葡人的后代长相已经与原住民相当接近了。

  ▍内外交困：葡属印度的衰落

从17世纪起，葡属印度在多重压力下逐渐走向衰退。

这一压力首先来自体系内部。在欧洲人眼里，果阿被视为葡萄牙海洋帝国的冠上明珠，“东方罗马”“东方巴比伦”“黄金果阿”等美称不绝于耳。但这些光鲜的名号无法掩盖葡萄牙需要面对的诸多现实问题。

葡萄牙曾尝试在果阿建立起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并以此来管理整个葡属印度。但是，他们所建体系的弊端不可避免地显露了出来。例如，这一体系的效率十分低下，一道从里斯本王庭下达的命令，需要花费至少一个半月的时间才能抵达果阿，而果阿当地行政机构的缓慢运作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低效。又如，在葡属印度的行政系统中，贪腐现象持续存在，官职买卖和公款私用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都侵蚀着本就不太稳固的葡属印度的根基。

葡属印度所受的外部压力也不少，有些压力足以致命。这些压力，当然来自它的欧洲竞争者。17世纪上半叶，荷兰联省共和国羽翼丰满，葡萄牙在印度洋上面对蓬勃发展的荷兰，几无招架之力。此后，更为强大的英国人来了，他们拥有更出色的海上力量与更完备的管理体系，他们有能力深入到印度内陆，令曾经强大的陆上帝国臣服，从而在印度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殖民统治。

新入局的竞争者祭出了让葡萄牙难以抵御的一大撒手锏。以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的强大金融实力为依托，荷兰与英国先后建立起东印度公司，全权管理本国在亚洲的商业利益。这些“国中之国”式的机构，比葡属印度体系更可靠更高效，它们保障了荷兰与英国在南亚的商业实力，也令葡萄牙此前在印度拥有的商业份额很快被削弱，所剩无几。果阿的海上贸易与陆上贸易之比，从16世纪末的15:1下降到17世纪初的12:1，很快又降到6:1。葡萄牙失去的海洋贸易份额，毫无疑问多数是被荷兰与英国夺走了。

166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战胜葡萄牙，夺取科钦

葡萄牙再也没有扭转这一衰退趋势，直到葡属印度的终结。

  ▍文明转向：葡属印度的遗产

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印度具有鲜明的亚洲特征，与欧洲文明的联系不多，印度洋也是一片属于印度本地商人的海域。随着葡萄牙的介入，印度与欧洲的经济联系被正式构建起来，并最终成为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带动下的、世界经济的重要一环。印度昔日的安宁被打破了，以葡萄牙为先导，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商船与战舰先后抵达，在印度次大陆留下了各不相同但日益深刻的印记。从此，印度文明被纳入了一条由欧洲国家引导的发展轨道。

老果阿城的大门，顶部有达·伽马雕像

后来进入印度的欧洲竞争者应该感谢葡萄牙人。因为葡萄牙人在印度所构建的体系，是日后欧洲国家在印度进行商业和殖民的基础。有历史学家认为，葡属印度的意义在于它“为荷兰与英国的到来打开了缺口”。换言之，此后到印度寻求功业的其他欧洲国家，仅需在葡萄牙人所构建起的这个体系的基础上进行改进。虽然与荷兰、英国等欧洲殖民者在印度所构建起的商业殖民帝国相比，葡属印度的体系相形见绌，但它作为欧洲文明向印度文明施加影响的第一股力量，地位不容忽视。

在印度社会中，葡萄牙人留下了很多文化印记。葡萄牙语在印度一些区域被视为当地的日常语言，17—18世纪，葡萄牙语甚至是印度次大陆沿印度洋一带的通用语言。这一点，即使是英国人也没法改变。不懂印度语的著名英国将领罗伯特·克莱武在给印度士兵下命令时，也只能选择说葡萄牙语。

在语言之外，葡萄牙在印度打下的宗教印记也难以磨灭，果阿的基督徒最终安然接受了葡萄牙影响下的生活。1961年年底，在印度军队毫无悬念地通过被称为“果阿战争”的军事行动夺回果阿、彻底终结葡属印度的统治后，果阿人甚至并没有感到“被解放”，在这里生活的基督徒对印度军队更是采取几乎不支持的态度。

葡属印度的历史是东西方文明的初次碰撞史，很多时候，它被概括为葡萄牙的殖民统治。“殖民统治”这一概念，往往与一方对另一方的压迫画等号，而实际上，虽然在葡属印度的构建与沿革历史中有过血与火的抗争，但从总体上看，葡萄牙人与印度人之间更多的是一种相互交流与相互影响的关系。

鉴于此，当葡印后人谈起那一段历史时，并不会掺杂着“被殖民者”所应有的那种仇恨。安东尼奥·科斯塔在“海外印裔日”大会上的演讲，就展示出了这种感情基调：“虽然我的父亲离开了果阿，但我们与印度的纽带、与自己起源之地的纽带，永不会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