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吉坷德：当代“东林党”就是“第五纵队”_风闻

资本世界像两次世界大战前一样走到了死胡同，人类再一次面临十字路口，中华民族也再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中美关系已经质变，没有了进一步妥协的空间。如果不想彻底投降任人宰割，对抗不可避免，突变与战争可能随时出现在人们面前。

事实上，中国正面临着抗美援朝之后又一次“立国之战”，进一步则海阔天空，退一步则万劫不复。面对这种局面，勇气和智慧同样可贵。中国有“和而不同”，“大道并行不悖”的传统，也有“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民族宣言。

时势不仅造英雄，也造汉奸。真正威胁中国崛起的不是没有底线咄咄逼人的特朗普而是中国的汉奸，是那些“仗还没打，就有人要割地求和”的公知买办。中国是一个盛产汉奸的国度，不但数量庞大，而且品种齐全。

美国对中国的殖民是从意识形态、发展模式以及民族文化三个方面开展的。这是美国的国家战略，100多年直至今天，这一战略从未发生变化。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美国成功地在中国培养出了一支能够影响中国政策和社会的汉奸精英队伍。在这方面，堪称美国在前苏联之后“颜色革命”的又一经典案例。美国威力最大的武器不是原子弹，也不是贸易战，而是中国的汉奸。

美国的这一战略堪称完美。我们丢掉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国策，70%的外向型经济使我们得到了一个我们当初并不想要的经济结构，核心技术的缺失使我们无法摆脱“打工仔”的身份。我们的文化边疆早已失守，意识形态领域到处都是西方思想殖民的颜色。社会领域的福利品完全变成了商品。这都是我们对手或者敌人谋划的结果，而实现这一切的却是中国的汉奸。

历史上中国的亡国大难无一不是来自汉奸。汉奸文化使西方的文化殖民成为现实，经济殖民正在博弈之中。汉奸文化的猖獗，是国难临头的先兆。在无路可退的今天，“投降派”就是汉奸，就是“第五纵队”。

当代中国汉奸的突出特征就是与境内外敌对势力合流，最大限度地破坏中国社会的经济和精神结构。今日的汉奸否定一切中国的东西，肯定一切西方的东西。这些崇美媚美恐美的汉奸利用他们掌握的话语权，极力宣扬中国必须全面向美国让步，全方位的瓦解中国的斗志。一个民族总有些东西是不能亵渎的，在汉奸那里，中华民族是没有东西不能亵渎的。

前苏联、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的投降派带路党已经让世人清晰地看到了他们身后的黑暗。中国从清末直到日本侵华，所有对外战争的过程和结局无一不敗于汉奸。抗美援朝之所以给美国和西方留下了巨大的阴影，使他们直到今天也仍然不敢贸然对中国下手，简单说就是因为没有汉奸。

投降文化是产生汉奸最温润的土壤。100多年来除去中间30年，中国的文化只能称为混血文化，或者干脆叫做殖民文化。我们没有拥有中华民族气质特征的现代文化，也没有追求这种文化的社会氛围。我们市场经济的辅导员是“亚洲四小龙”，我们的文化先导是港台日韩，我们得到的不过是二手殖民文化。

以“河殇”为标志的的“全盘西化”没有任何文明和文化交流的内容，而是完全抛弃了民族文化的气质特征，让中国全方位变成美国和西方的附庸，彻底的失去了文化上的同化能力。

崇祯皇帝在上吊前用行动表明了他对当年为“东林党”平反冤假错案的悔恨。他原本以为“平反昭雪”的东林党人会成为自己的执政助力，没想到到来的却是掘墓人。再度成为统治者的“东林党”拥有着“还乡团”的贪婪和凶残。他们埋葬了大明王朝之后，集体的投靠了满清，一个都没有少。

当大众政治和大众民主退出历史舞台，少数精英就成了社会改造的表演者。只可惜这些精英当中的多数人同明代的“东林党”并无区别，他们不能超越本阶级的利益也没有这种欲望，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恢复旧文明旧秩序。在他们的“美丽新世界”当中有贵族、有乡绅，有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唯独没有人民。

中国汉奸的力量强大到令人瞠目结舌。他们垄断话语权甚至独霸话语权。他们掌控媒体和讲坛，左右国家政策、经济走向、法律制定、教材编撰。无数的事件已经证明，某些高层、垄断资本、外部势力、买办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早已经全面的组织和联合起来。他们的影响力和动员能力除了一个宏大的叙事史诗时代，几乎无人能与其相比。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说过，“只要让我编写一个国家的经济学教材，我才不在乎是谁制定法律”。中国包括经济学教材在内的所有教材，都掌握在自由派知识分子手里。西方底色的文化一直占据统治地位。这些知识分子发了疯一样的仇视自己的国家，导致中国社会集团性精神瘫痪和人格沉沦，这在人类史上十分罕见。

这些汉奸利用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来影响改革，诱导中国实施错误的内外路线和政策，走怯战投降道路，使中国成为美国转移危机的牺牲品。面对严重的社会后果，他们这些最大的受益者常常又以“反对者”和“对抗者”的面目出现。冀此赢得舆论和群众，实现两面通吃。

把灵魂交给魔鬼的，一定没有好的下场，这句话不适合中国的汉奸。清末最大的汉奸李鸿章不但官居一品，而且还是全国首富。他的子孙至今仍然在吃着他的卖国红利。那个著名的汉奸文人张爱玲就是李鸿章的重外孙女。一直到全国解放后，张爱玲在大陆还有大量的房产没有出售。我们还有多少这样的“名门之后”，有多少这样的“名门之后”站在改革开放的麦克风和扩音器前面。在今天安徽省博物馆和合肥市的“李鸿章故居陈列馆”里，李鸿章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导者、民族英雄、安徽和合肥的骄傲。这种膜拜汉奸的文化会不会带动人人争当汉奸，不同旗帜下面的人们会有不同的判断。

汉奸是中国百年屈辱最大的罪人，但是这一群体却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主流文化也从来没有对此进行过深刻的反思。在汉奸们的鼓噪下，秦桧正在思想解放中站起来，李鸿章成了忍辱负重的无双国士，汪精卫也正在被平反昭雪。与此同时，鲁迅、岳飞、狼牙山五壮士、南京大屠杀纷纷被踢出教材。我们常常忧心香港、台湾教材中的“去中国化”，却对大陆的教材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漠然置之。

这是一个5000年来汉奸最风光、最幸福的时代。他们不再像传统汉奸那样隐藏自己，而是明目张胆的站在敌对势力的立场上摇旗呐喊，毫不掩饰他们改变共和国颜色的主张。不清除这些汉奸和他们背后的制度文化因素，汉奸仍然会成为中国的一大特色。“皇协军”和“维持会”还会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果我们不想重蹈南宋、明末、晚清和民国的覆辙，当前迫切需要编撰一部《中国汉奸史》，让人们看看今日的那些汉奸投降派，他们的言论同80年前汪精卫的“低调俱乐部”是不是一个东西，发布这种言论的人应不应该承担被清算的后果。

汉奸背叛国家，分裂国家的罪行是典型的危害国家安全罪。2007年就有人大代表提出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最后在自由派主流媒体的狂轰滥炸下黯然收场。反对者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该提案妨碍言论自由。那是一个汉奸言论自由，社会丧失了基本政治智商的时代。实事求是的说，文化领域的“颜色革命”在那个时期已经接近完成。

普京对俄罗斯的最大贡献，就是成功的清除了那些让俄罗斯差点彻底崩盘的“俄奸”买办。普京正是在彻底铲除了俄罗斯的“汉奸”之后才放开手脚与美国和西方正面对决，才有今日的俄罗斯。

就在中国的汉奸最兴奋的时候，我们的邻居韩国在全国开展了查三代，算旧账，株连子孙的清除“韩奸”运动。对包括原总统朴正熙在内的“韩奸”展开了大规模的清算，没收了“韩奸”近万亿韩元补贴抗日功勋者的后代，驱逐了包括执政的开放国民党总裁辛基南等一批重要岗位上的“韩奸”后人，出版了“韩奸词典”。这是韩国树立国民精神，警示后人，让韩国人以“韩奸”为耻，使历史和文化走向公正的一次伟大运动。

不清除汉奸和汉奸文化，中国很难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有一个道理已经被证明是颠扑不破的，那就是不铲除汉奸，无论什么样的国际冲突都会必败无疑。大国崛起的核心是文明的崛起，寻找与现代中国相适应的文化资源和制度之外的持久人性力量，构建超过资本世界的现代文化，前提是清除汉奸和汉奸文化，夺回意识形态的控制权。

中美贸易战中美方堪比“辛丑条约”的条款，华为的生死较量，都说明中美之间掀桌子，放手一搏绝非危言耸听，时间也不会很远。这个时候最危险、最可怕的的正是我们内部的汉奸。不清除这些病毒和木马，民族复兴的进程随时都可能被打断。

1938年11月2日，陈嘉庚在重庆《中央日报》上公开发表著名提案：“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我们也应该以这种姿态面对今日的汉奸国贼，使他们道德没有出路，灵魂遭到唾弃，法律上受到严惩。

汉奸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是中国文化的缺陷，是中国在外部争端中失败的根源，只有清除这个毒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