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中，污蔑中国为何成了西方精英的“刚需”？_风闻

随着新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发展而产生的争论，已经变成一场世界范围内的舆论混战，其中，中国的抗疫表现，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焦点。

可以预期，对于疫情发展和各国抗疫表现的看法，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利害关系而被“政治化”。但是，如果在方法上也陷入情绪化的辩论，就无助于中国主流社会认清问题的本质。

那么，与美国和欧洲各国相比，中国的抗疫表现究竟强在哪里？

西方精英为何如此蓄意抹黑中国？

下一步，中国应该如何采取行动？

为了更加科学和直观地阐释问题，笔者提供一个分析抗疫绩效的简单模型。

文 | 路风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编辑 | 李雪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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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辨明是非

需要一个科学分析框架

为了把对问题的分析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我们首先需要根据事件的发展经验，将影响抗疫绩效的主要因素抽象出来。

由于新冠病毒具有潜伏期长、感染性强等特点，疫情在各国都明显表现出两个阶段：出现零星病例的早期阶段和突然大面积传染的暴发阶段。

结合各国对疫情的实际反应过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这两个阶段，影响抗疫绩效的因素主要有两个：

第一，从发现病毒、报告情况到领导层知会疫情的过程，其实质内容是信息透明、传达通畅和国家领导层对疫情的认识；

第二，在国家领导层认识到疫情威胁之后采取的行动以及对这些行动的制度支持，其实质内容是抗疫行动的速度、有效性和对这些行动的制度推进。

根据上述经验性观察，我们把一个国家抗疫的绩效或危害程度（绩效的反面）表达为一个函数：P = F（I, A, t）。

*P为抗疫的绩效（Performance）；

*I为从发现和报告疫情到领导层知会的过程（Information）；

*A为国家领导层在认识到疫情威胁之后采取抗疫行动的有效性（Action）；

*t是时间。

从各国抗疫的实际经验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I和A对P的影响是不同的。

在疫情出现的早期阶段，I的影响更大——领导层和社会越早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就越有可能开始做好准备，反之则会耽误对疫情的控制；一旦决策者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必要措施抗击疫情，A在疫情暴发阶段的作用便会迅速增加，最终决定一个国家的抗疫绩效。

因此，这个函数不是A和I简单相加的结果，可以用指数函数来刻画这两个因素随时间变化对P的共同作用。

于是，我们构建出P关于时间t的关系表示式：

公式1

公式1用图1表达更为直观。

 

图1：抗疫绩效的示意

它反映出3个特征：

抗疫绩效随时间的推移一定是增高的，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重要的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使绩效达到最高，即有效控制住疫情；

疫情开始后，初期的抗疫绩效低于后期的，这是因为后期A因素开始发挥显著作用；

曲线越陡峭，绩效越高；曲线越平滑，绩效越低。

在该模型中，参数I和A对于P的影响是不同的，初期I的影响可能大于A，但随着时间推移，A的影响会显著增长，最终对P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下面，我们对这种关系进行定量分析：

首先对P关于t求导，得出：

公式2

公式2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

I对于P的增长率（即抗疫绩效提高）的影响是线性的，而A的影响是随着时间成指数增长的。

下面，我们分别对I和A求偏导数，可以定量分析I和A对P’(t)的影响，设s(A)和s(I)分别为P’(t)对于A和I的敏感度，则得出：

公式3

公式4

由公式3和公式4可得：

公式5

公式5表明，A和I对P增长率的贡献之比会随着时间线性增长，亦即随着时间推移，A对于P的增长率贡献会越来越大。

这个模型是在事件的经验基础上建立起一组逻辑关系，目的是为了帮助理解决定各国抗疫绩效不同（因变量）的原因以及各个影响因素（自变量）的作用机制。

虽然我们对变量的定义还很笼统，但仍然有助于把目前的情绪化议论引向科学分析的方向，尚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验证这个模型的合理性。

2

科学结论

中国抗疫就是比美欧强

为了检验一下模型对于解释各国抗疫绩效的合理性，我们还是从经验证据出发进行讨论。

截止到2020年4月9日，美国新冠病毒感染的确诊病例达到465,088人，居于全球之首。不过，美国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数和感染死亡率均低于几个主要的欧洲国家（意大利、法国、西班牙）。

到4月9日，中国已经控制住疫情，新冠病毒确诊病例81,907人，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均远低于美国和欧洲；中国的感染病死率大幅低于欧洲国家，略高于暴发期较晚的美国（由于这些数据被媒体广泛报道，本文不再详细列举）。

从这些数据看，中国的抗疫绩效在总体上超过美国和欧洲；就感染死亡人数和病死率来说，美国的抗疫绩效又好于欧洲国家（美国确诊病例人数多的情况要考虑到美国的人口规模远大于欧洲国家）。

我们用图2来表示这些情况。

 

图2：各国抗疫绩效的示意图 

图2在表示中国、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抗疫绩效方面是与经验数据相符的，说明该图具有合理性。更进一步，由于图2是图1的“翻版”，所以图2也就以经验证据证明了函数公式1在解释抗疫绩效上的合理性。

因此，我们可以应用公式1，来分析各个自变量（I, A, t）与因变量（P）之间的因果关系，以便分析这些因素在影响各国抗疫绩效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以上述模型为分析框架，对图2展示的各国抗疫绩效解读如下：

在疫情出现的早期阶段，中国在发现和报告疫情的过程中（I）存在瑕疵，因此P曲线的斜率比较低；但决策层对于疫情严重性的认识非常迅速，而且做出了极其有效的抗疫行动（A），使P曲线的斜率陡然上升，这是决定中国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的关键因素。

美国和欧洲国家在I和A两个因素方面都比中国差。

第一，它们在疫情开始出现时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在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疫情并通报各国后仍然不采取行动。由于它们的I因素表现很差，因此前期P曲线的斜率比中国更低。

第二，真正区分中国和西方国家抗疫绩效的是A因素。美国在真正投入抗疫后，其A因素的表现不如中国，但其医疗系统和其他方面的能力强于欧洲国家，所以它的P低于中国，但好于欧洲国家。

在疫情进入暴发阶段时，欧洲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等）的医疗系统被暴涨的新增病例所迅速压垮，已经无法正常运转，所以它们的P是表现最差的。根据公式1可得：

P中国> P西方

上述分析既符合数学模型的逻辑，也可以从相关国家有关新冠病毒疫情的实际数据得到验证。因此，公式5具有解释抗疫绩效之因果关系的合理性。

​3

污蔑中国

为何成了西方的“刚需”？

在模型的合理性得到证明后，我们将其应用于分析对中国抗疫绩效的各种议论。

在此，对数学模型没有兴趣的读者只需记住它的含义要点即可：

一个国家的抗疫绩效（P）由I因素（信息因素）和A因素（行动因素）所共同决定；在疫情初发的第一阶段，I因素的作用较大，但在疫情暴发的第二阶段，A因素的作用更大，而且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最终决定抗疫的绩效。

这个模型可以帮助中国主流社会迅速看清问题的本质。

当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国发生时，西方精英（指在政界和舆论界掌握话语权的群体）最初的反应是在总体上对中国嘲讽，并没有偏重I因素或A因素。但当西方国家同样受到疫情的威胁后，西方精英开始在政治上集中攻击中国的I因素，但是绝口不提中国的A因素对于控制疫情的作用（尽管后来也“偷师”）。

从科学分析的角度看，只提I因素而回避A因素不是对事件原因的平衡估量，是反科学的。

因此，西方精英这样做的动机是政治性的，即出于掩饰自己无能的政治需要：

第一，西方精英在A因素方面的相对低能可能会证明西方制度的低能，所以必须以攻击中国的I因素来掩饰；

第二，西方国家其实在I因素上也是低能的，表现在中国正式报告疫情后仍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现在，西方精英企图把自己在I因素上的低能归因于中国的I因素（即称中国没有更早地报告疫情），但却以他们自己对疫情信息的忽视而证明中国的I因素与西方国家的I因素没有逻辑联系，所以谓之为“甩锅”。

至此，新冠病毒发生的问题也被牵扯进来。这种病毒到底是自然界自发产生的还是来自“阴谋论”认为的人为因素，迄今没有确切的答案，有待科学研究的回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变量与抗疫绩效无关，即病毒的发生与P、I因素和A因素都没有关系，所以不可能放在上面的数学模型里。

因此，至少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没有人有任何理由去抱怨新冠病毒的发生，除了想出更好的办法去预防未来的病毒。

事实上，对于一种人类从来不知道的病毒，对它的认知本来就是应该被考虑在中国的I因素里的，因为疫情首先在中国严重发生。但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西方精英企图把新冠病毒说成是特定于中国的产物；他们执意将COVID-19 称为“武汉肺炎”的动机，就是企图把一个自然的（或阴谋论的）、物种的变量重新定义为一个种族的、地域的和政治的变量。

这种做法当然是反科学的，因为它就把本来没有关系的变量拉进了影响抗疫绩效的因果链条。西方精英这样做，也就把新冠病毒疫情在武汉的发生与中国的I因素合二为一，从而把“稻草人”扎得更大、更吓人。

以上述分析为参照系，可以清楚地分辨在中国国内对抗疫绩效的批评中，哪些是建设性的，哪些是诋毁性的。

例如，某些人从疫情初起到疫情被控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坚持批评中国的I因素，绝不提A因素。

事实上，如果不是中国的A因素，这些人（特别是身在武汉的人）完全有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所以他们也是中国A因素的受益者，但却选择无视包括武汉人民和“逆行”医护人员在内的中国人民为抗击疫情做出的贡献和牺牲。

用本文的分析框架可以很清晰地定义为什么这种行为是“吃里扒外”——享受着中国的A因素，却企图通过专门攻击I因素来否定中国的抗疫绩效。

实际上，批评中国的I因素不仅在早期阶段有合理性，而且从现在到未来都是如此，只要动机是为了帮助改进。出于这种目的，甚至也可以批评A因素（笔者坚持批评中国的技术政策已近20年）。

但是，在中国已经控制住疫情的时候仍然集中攻击中国的I因素而回避讨论A因素，甚至甘愿为西方精英的“甩锅”行为提供“证据”，那就不再是以偏概全的智障，而是别有动机的黑心。

不知这些人及其“死忠粉”们是否意识到他们正在为西方精英的图谋而舍身背上“武汉肺炎”的黑锅？如果知道了还愿意这么干，他们就是中国社会的公敌。

4

面对挑战

中国下一步该做什么？

最后，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产生了近代科学的西方国家，精英们在这次波及世界的疫情面前如此地不科学？

究其原因，在“甩锅”的政治需要背后，恐怕还有一种种族傲慢在作祟。

当疫情初发并局限于中国的早期阶段，西方媒体曾经幸灾乐祸地把中国称为“真正的亚洲病夫”，既是庆幸“中招”的中国会放慢发展的步伐，也是自信新冠病毒只攻击黄种人。

这倒也难怪，西方国家主宰了这个世界两百多年，一直享有技术、经济、武力、政治和制度优势，于是其精英也反科学地认为自己享有种族优势。最近著名的英国《自然》周刊就曾经把新冠病毒与中国和武汉挂钩的报道而道歉，反映了一个科学期刊对于科学精神的回归，但仍然值得追问的是：是什么力量使这个期刊的编辑们当初想当然地就认为这是中国武汉的病毒？

笔者在指出这一点时并未带有情绪化的因素，因为我们中国人也曾经（在阿Q的祖上）认为自己比别人高一头，笔者只是客观地指出人类的弱点。

但是，当西方精英同样必须面对疫情的挑战时，当他们发现所有的民族和人种在新冠病毒面前人人平等的时候，他们却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低能甚至无能。

于是，从西方精英对中国傲慢地幸灾乐祸到歇斯底里地要追究中国“隐瞒”疫情的态度变化背后，是从内心蔑视非西方人民到恐惧失去自己可以保持种族傲慢之“本钱”的心路历程。

如果上述分析可以揭示出来西方精英的内心虚弱，那么中国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笔者希望，本文的分析框架能够帮助读者认清中国在率先走出疫情之后应该干什么：

* 重新认识中国工业体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源泉，认识到中国的产业升级是“基础广泛”的升级，而不是以少数高新技术工业去代替传统工业；

*果断实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配合以推动不断技术突破和工业发展的政策，重振经济增长（笔者坚决支持中国宏观经济学家余永定最近关于“增长就是硬道理”的主张）；

*坚持互惠原则，不单方面开放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对以贸易战和技术战压制中国的企图，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不要对“豺狼”抱有任何幻想，备好中国的核武库和其他打击力量，保证若任何人胆敢对中国动武就一定能把他家砸烂的决心和实力；

最后，保持科学、开放和自信的心态，迎接两百多年来未有之变局。

注：感谢博士生王晨（武汉籍）及其一位朋友（清华理工男）对本文数学模型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