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研发为何不能单拼“手速”？44年前美国教训至今警醒世人_风闻

来源：封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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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资料图

面对全球快速传播的新冠疫情，尽快研制出有效疫苗成为全人类迫在眉睫的需求。

然而，疫苗研发是一项耗时久、高风险、高投入的工作，需经历前期设计、动物实验和总计三期临床试验。

所以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月7日直言“我们很快就会有疫苗”时，包括福奇在内的传染病专家均强调，即便当下疫苗初期试验进展顺利，在近期进入第一阶段试验的话，那么大规模应用也需要再等待一年至一年半的时间。

专家指出，即使“特事特办”，疫苗也必须经过三期临床试验。临床一期的安全性试验最短也要不少于20天；临床二期是测试疫苗有效性，大概要200至300名志愿者，最短需要一个月时间；临床三期是更大范围接种试验并评估副作用，最短也要3个月到5个月不等。

例如，埃博拉疫苗项目于2014年底启动，2016年被证明有效，但直到2019年11月，世卫组织才首次预认证由默沙东公司生产的埃博拉疫苗。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今年2月就曾表示，新冠疫苗有望18个月内“准备好”。这已是创纪录的高速。

那么，疫苗研发为何不能操之过急？只因44年前在美国，一场“疫苗比流感杀死了更多的美国人”的“猪流感免疫计划”，至今仍在提醒世人这样一个道理：“欲速则不达”。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今年2月表示，新冠疫苗有望18个月内“准备好”。

赶鸭子上架

被误判的“猪流感免疫计划”

2009年，在甲型H1N1流感暴发时，一本名为《猪流感决策——一种难以琢磨的疾病》的书籍在美国畅销，这本出版于1978年的书籍里，详细记载了1976年美国一项名为“猪流感免疫计划”的失败试验，造成了“疫苗比流感杀死了更多的美国人”的惨重后果。

1976年，美国公共健康部门官员促使美国人接种疫苗以防范流感，结果许多美国人在接种疫苗后得了一种罕见症状，一些人因此死亡。”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网站上的《1976年新泽西州迪克斯堡猪流感事件》一文，详细介绍这件事。

迪克斯堡是美军的一个大型训练营。每年年初，大批新兵告别平民生活，来这里接受基本训练。1976年1月，约有1.9万名军人驻扎在这里，其中有32％是新兵。1976年2月5日，一名18岁的新兵戴维·刘易斯在雪中受训后，说自己感到疲乏虚弱，接着因流感引发肺炎，于次日死亡。刘易斯很年轻，身体健康，不应死于一般性的感冒，他的死亡引起科学家的注意。两周后，CDC宣布刘易斯死于一种新的猪流感，是H1N1型病毒的变种。当时，官方将其命名为“A／新泽西／1976”猪流感。

幸运的是，偌大的迪克斯堡只有刘易斯死去，与他一起有过近距离接触的其他4名士兵，在经过隔离检查后均安然无恙，病毒并未传播开。CDC认为不能掉以轻心，通知全美所有医院警惕任何猪流感病例。

一般来说，3月份是流感季节结束的日子，当时世界范围内的流感趋于式微，而且迪克斯堡以外的地方也没一例猪流感疫情上报，但这种令人乐观的态势并未让美国医学界和政界安心。这是为什么呢？

1976大选年

福特政府民意支持率低

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建者理查德·纽斯达特撰写的《猪流感决策——一种难以琢磨的疾病》一书中，道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

当时医学界流行着一种“十年周期律”的说法。即从大流感暴发的周期来看，流感病毒的传染机理大约每10年或更长时间就产生一次大的改变，这经常导致一种新型流感病毒的产生，几乎无人能对这个新“魔鬼”免疫。美国在1946年、1957年（全美死亡6万人）和1968年发生的流感疫情都符合这种发作模式。

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的流感专家埃德温·吉尔博恩就持这一观点，即流感的全国流行约以11年为周期；在CDC确认迪克斯堡猪流感病例的当天，他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流感大暴发恰好以11年为间歇期，根据上一次流感暴发的时间，可以推算出下一次流感大暴发可能是在1979年，这意味着关注公众健康的部门必须毫不迟疑地准备应对下一场迫在眉睫的自然灾难。”

类似的言论，使美国医学界和政界十分紧张，迪克斯堡的猪流感疫情无疑相当于一枚重磅炸弹，将人们的担忧提前引爆了，人们对流感大暴发极其恐惧。

1976年3月13日，美国CDC主任戴维·森瑟尔向国会提交报告，申请拨款，以研制足够多的疫苗来为至少80％的美国人接种，以防猪流感扩散。

美国朝野对此计划表示一致支持，因为1976年对美国而言是一个特殊年份。这一年是美国建国200周年，也是总统大选年。当时的美国政府的民意支持率从未如此低下。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渴望抓住建国200周年之机，做点事情博得公众的好感。

1976年，时任美国总统福特注射流感疫苗。

奋力争选票

福特力推全民注射计划

1976年3月14日，美国政府启动了流感紧急状态。1976年3月24日，时任美国总统福特邀请有关医学专家到白宫开会，问他们：“美国是否面临猪流感的暴发，需要进行全民接种么？”在座的专家回答：“是的。”会后，福特召开记者招待会，敦促国会拨款1.35亿美元研制疫苗，以实施全民注射计划。

当时，美国国会立刻对总统的提议表示支持，通过了一笔1.8亿美元的款项。1976年4月15日，福特签署了这个法案，夸张地对媒体宣称，迪克斯堡猪流感堪比1918年大流感，因此要在1976年10月进行全民接种免疫。

到了1976年7月，医学界的态度开始转变，多数专家认为1976年的流感疫情不会导致100万美国人死亡，从新兵戴维·刘易斯身体中提取的流感病株远不如1918年大流感留下的病株致命，现代医学在处理流感暴发上要比一战中的医生好得多。世界卫生组织让所有的医院严密防范猪流感，但没有要求进行大规模的免疫动作。

不过，没人能阻止美国政府的脚步。美国会开始对制药企业施压，督促他们加快流感疫苗的研制。制药企业认为，要研发出合格的疫苗需要几年时间的试验和临床试用，让企业研制和分发一种未经试验的药品实在是勉为其难。制药企业表态：“如果疫苗出了问题，企业能免于诉讼的话，他们可以研制得更快。”国会对此予以拒绝，双方的僵局一直持续到1976年8月2日。

就在这一天，两名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成员参加完该协会在费城召开的大会后，死于一种特别的呼吸道疾病，这个消息让国会议员们坐立不安，他们认为来自费城的报道传达了一种暗示：两人之死是1976年流感大暴发的开始。国会终于同意在疫苗安全问题上为制药企业免责，疫苗研制工作也就相应加快了。

1976年8月5日，福特签署了国家流感免疫计划，拟对至少80％的美国人接种，同意在“疫苗出现问题时”为制药企业承担赔偿责任。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全民免疫行动眼看就要拉开序幕。

疫苗资料图

结果出人意料

“疫苗比流感杀死更多美国人”

1976年10月1日，美国国家流感免疫计划正式开始执行。到1976年10月11日，约4000万美国人（约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24％）接受注射新研制出来的流感疫苗，接种时采用的新型压缩空气注射器也让美国人耳目一新。福特对计划的顺利开展很是得意，他接受流感接种的照片出现在很多大报的头版。

但在1976年10月11日晚，免疫计划遭遇第一次打击：匹兹堡市的3位老人在接种后当即死亡。媒体闻风而动，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仍将3人的死亡与流感免疫计划联系起来。美国政府此前担心的是猪流感，现在担心的则是民众恐慌了。

匹兹堡3位老人的死亡，使免疫计划严重受挫，此后的事故更是使这项计划雪上加霜。几周之后，有关格林－巴利综合征的报道见诸报端——一些人在接种疫苗后出现了麻痹性的神经肌肉紊乱。美国公众不再相信政府的免疫计划，他们认为这个计划“使老人致死，使孩子致残”。1976年12月16日，美国国家流感免疫计划宣布取消。

据医学家哈珀博士事后统计，当时共出现了约500例格林－巴利综合征，其中25人因为严重的肺部并发症而死亡。时隔多年，1976年流感疫苗接种与格林－巴利综合征之间的关系仍是人们争论的焦点。

虽然有人称两者没有关系，但2009年的美国《药物安全》杂志还是认为：“格林－巴利综合征的病因尚不能完全揭示，但普遍认为身体受到免疫刺激对发病起了重要作用。由于疫苗对免疫系统有影响，显然免疫行为与随后发生的格林－巴利综合征是有关系的。”

福特用保护美国人健康来赢得选票的想法破产了，他在年底的大选中输给了卡特。

1980年10月17日，《纽约时报》上的一则报道中称，美国销毁了剩下的价值4900万美元的流感疫苗。

1976年美国猪流感免疫计划的失败，给人们留下了“疫苗比流感杀死了更多美国人”的黑色记忆，也给世人留下了足够多的教训。到1993年，美国政府已经用纳税人的钱向猪流感疫苗索赔者赔款近9300万美元。

目前为了早日获得对抗新冠病毒的“终极武器”，从国际组织、地区性组织到各国政府，从非政府组织、科研机构到企业，全球都已经行动起来，开展广泛的合作。疫苗对疫情防控至关重要，对安全性的要求也是第一位的。“安全第一”，确实是疫苗研发中最重要的因素。

封面新闻记者 王萌 综合新华社、《青年参考》、《中国科学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