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炜：宋代何来“文艺复兴”？_风闻

来源：《历史评论》2020年第1期（创刊号）

宋代既无资产阶级的兴起，又无新社会的诞生，更无思想解放运动，何来“文艺复兴”？因此，“宋代文艺复兴说”有悖常识与常理，当属欧洲中心论的流弊。

张思齐的《宋代——东方的文艺复兴》，论文标题赫然醒目。近期映入眼帘，恕我直言，看似新颖，实为陈说。追根溯源，大抵出自日本第二代东洋史泰斗宫崎市定。宫崎《东洋的文艺复兴和西洋的文艺复兴》一文刊布于20世纪40年代初。他宣称：“宋代也可说是东方文艺复兴时代”，并在《宋代的煤与铁》中解释道：“我所说的文艺复兴，和从中世纪向近世发展时期是同义语。”若干年前，我曾表示宫崎如此“高估宋代”，实难苟同。

“文艺复兴”是一个欧洲史上的概念，岂能生硬地移植、套用到中国古代历史上？宫崎的《东洋的近世》对欧洲中心论颇有微词：“欧洲是世界全体中的一个特殊地域，不言自明。把特殊地域的历史发展模型，原封不动地应用于其他地域，自然有很大的危险。”此处所言极是，可惜宫崎知错犯错，他的“宋代文艺复兴说”分明源出于欧洲中心论，其流弊不可小觑。

“宋代文艺复兴说”有悖常识与常理，原以为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无须多费口舌。或许由于宫崎名声太大，此说而今居然流传较广，每每见于各种宋史论著。学者李冬君索性将“东方的文艺复兴”更直白地称为“宋代文艺复兴”，断言：“宋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新社会诞生了。”宋代岂止“文艺复兴”，而且“新社会诞生”，未免令人不解。不解之处主要有四，现简要陈述如下，以就教于方家。

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生动展现了当时东京（今开封）的繁华景象。图为《清明上河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供图

中华文明何尝中止？

“文艺复兴”作为专有名词，《辞海》解释为：“14—16世纪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运动。16世纪资产阶级史学家认为它是古代文化的复兴，因而得名。”“文艺复兴”所要复兴的是在“黑暗的中世纪”中断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欧洲历史上是否存在“黑暗的中世纪”，后来有人怀疑，薛涌甚至主张“黑暗时代不黑暗”。但“黑暗”是西方人在很长时间内对中世纪的认识，恩格斯称之为“中世纪的黑夜”。我国学界的认识也如此，《中国大百科全书》“文艺复兴”一目指出：“中国曾有人直译为‘再生’或‘再生运动’”。一言以蔽之，所谓“文艺复兴”是基于欧洲古代文明曾经中断这一认识，人们将它称颂为划破中世纪黑暗的曙光。

与欧洲文明发展史大不相同，中华文明虽有发展变化、丰富充实，但从未中断。曾有学者将所谓“五胡乱华”与“蛮族入侵”相比附，但学界普遍认为这一比附不妥。发生在中国史上和欧洲史上的这两大事件虽有相似之处，均可称为“民族大迁徙”，但有两大不同。一是文明程度不同：欧洲史上的“蛮族”被视为未开化的“野蛮人”。恩格斯指出：“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而我国十六国时期的“五胡”，其“首领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他们“并非是想以所谓胡人身份‘乱华’”。二是事件结局不同：“蛮族入侵”造成“黑暗的中世纪”，但“五胡乱华”并未使中华文明中断。

孙中山先生一再强调中华文明从未中断。他在《建国方略》中指出：“自庖羲画卦，以迄于今，文字递进，逾五千年。”“侵入之族不特不能同化中华民族，反为中国所同化”。他自豪地说：“中国为世界最古之国，承数千年文化，为东方首出之邦。”中华文明既然从未中断，何来“文艺复兴”？“厓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以后无华夏”，此说而今流传很广，实有散播中华文明中断论之嫌，断断不可信从。“无中国”“无华夏”云云，毕竟肯定宋代以前中华文明未中断。“宋代文艺复兴说”则陷得更深，或可称为中华文明中止论的提前版、加强版。

需要指出的是，“文艺复兴”与“民族复兴”虽有两字之差，实属两个迥乎不同的概念。“民族复兴”针对的是近代中国因闭关锁国而落后，因落后而挨打，备受列强欺凌的危局，所要复兴的是以汉、唐两朝为象征的强盛国力，与习称的“文艺复兴”不是一回事，不可混为一谈。

理学意味着思想解放吗？

《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文艺复兴的根本性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托古开新，则是其重要特征。正如欧洲史研究者郭圣铭所说：文艺复兴“与其说是‘复兴’，不如说是‘创新’”。宋代虽然曾经出现某些与文艺复兴依稀仿佛的事件，但这些事件与文艺复兴均有实质性的差异。

仅就托古开新而言，唐宋古文运动反对六朝骈文，提倡两汉古文，与文艺复兴仿佛相似。古文运动尽管兼具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但基本性质为文体改革或文学改革，其实质与文艺复兴显然不同。宋代理学号称超越汉唐，直接孔孟，名为复古，旨在创新，因而有新儒学之称。理学的勃兴系宋代意识形态领域最具时代意义的代表性事件。学界高度肯定古文运动，少有异议。如何评价理学则争议极大。

理学长期被视为提倡纲常伦理、讲求等级名分的“反动思想体系”，二程、朱熹曾被指斥为“历史罪人”。老一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对理学曾给予一定的肯定，如“讲气节，国亡殉国，不投降外国”。但范老从根本上否定理学，认为它“提倡尊王”“欺骗群众”“为宋代的统治者服务”。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界为宋代理学正名，开始认为理学“尊王攘夷”“内圣外王”等主张，适应时代需要、体现时代精神。学者祝瑞开甚至高度评价理学“重新发现了人”“具有启蒙思想的进步性质”“是中国版的最初的‘天赋人权’说！”但同时指出，理学的启蒙思想“还较原始粗糙”“理学家也阐说了一些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主张”。可见宋代理学的勃兴无论如何都不能同文艺复兴相提并论，也决非思想解放运动，更不配以“伟大”相称。

“宋代文艺复兴说”者将宋史研究奠基人之一的邓广铭先生引为同调，作为台柱。邓先生确实曾说：“当时（指宋代）士大夫们的思想相对解放。”但需要指出，邓先生绝无将宋代文化思想与文艺复兴相比附之意。按照我的理解，其含义主要有二：一是宋代学者敢于怀疑，不仅疑传，而且疑经；二是宋代学派林立，不是理学一统天下。当时学界有理学、非理学、反理学之分。在理学内部有程朱道学与陆九渊心学之争。邓先生所说“思想相对解放”无非是指宋朝对文化思想的管控相比其他朝代较为“宽松”而已。尤其值得注意，邓先生明确指出：“有人把宋代的学术文化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我则认为，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发展趋势，不论与宋代或清代相比，都有其大不相同之处，因而不必牵强加以比附。”可见，邓先生不是该说的主张者，而是反对者。

宋代市民走向何方？

在欧洲历史上，文艺复兴系新兴资产阶级发动，预示着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是从市民等级中分化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宋代是否形成市民等级？一些学者认为，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镇的增多与繁荣，市民阶层业已形成，祝瑞开就认定理学“反映了正在发展、壮大的市井人民，包括工商在内的愿望和要求”。更多的学者将这一群体简要地称为市民阶层或等级，并强调以工商业者为主。然而宋代市民阶层的走向与欧洲中世纪大不相同，从中分化出来的不是新兴的资产阶级，而是士人和官员，统称“士大夫”。“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可谓一语破的。

关于“士多出于商”，苏辙说得更具体些：“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研究者们往往将这个现象视为市民地位提高的表征。的确，工商业者突破了某些旧规矩（如其子弟不得就读于官学、不得参与科举考试等），也冲破了工商之子恒为工商的旧格局。然而他们所企盼和追求的无非是改变工商身份，摇身一变而为士大夫。可见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不高，难以与士大夫平起平坐，不能为自己发声，其意愿和要求需士大夫代为表达。由此看来，宋代市民是否形成一个独立的阶层、是否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还有可斟酌的余地。

众所周知，恩格斯曾说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这批巨人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的出现意味着新时代的来临，《共产党宣言》就将但丁称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宋代也出现了一批伟大的巨人，如范仲淹、苏轼等，但他们的阶级属性与社会意义，与但丁等人大不相同，为时代所规定，范、苏等人属于士大夫中凤毛麟角的佼佼者。宋史研究大家漆侠认为，范仲淹才俊集团“来自中下层地主阶级的士大夫”，其社会基础是“以中下层地主阶级为主、包括部分上层农民在内的中间阶层”，并不代表（或并不主要代表）市民阶层。概言之，新兴资产阶级在宋代并不存在。

宋代究竟有多少近代性？

在欧洲历史上，文艺复兴标志着社会由中世纪转向近代。宫崎市定比附欧洲历史模式，将宋代称为“从中世纪向近世发展时期”。我国某些学者尾随其后并加码，将“近世”改称“近代”，甚至出现“宋：现代的拂晓时辰”一说。人们不免会问：宋代到底有多少近代性？

就经济制度而言，自然经济与人身依附是传统社会的两大基本特征。宋代较之前代虽有较大发展变化，但并无根本性的改变。“贾区伙于白社，力田鲜于驵侩”；“货耒耜而买车舟，弃南亩而趣九市”。虽语出宋人之口，但并非宋代实情，系力主“贱商贾”者的夸张揣测之词。宋代的广大农村依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徐州丰县（一作萧县）朱陈村便是一个颇具典型性的实例：“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生为陈村民，死为陈村尘。”岂止唐宋时代，直至明清时期，“勤耕织”“不作商贾”的“朱陈村现象”仍相当普遍，人们美其名曰“朱陈村之俗”。在宋代的财政收入中，工商杂税所占比重超过农业二税，固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明证，但同时表明宋朝对工商业征税较重，依旧基本坚持“重本抑末”的传统政策。官府往往强调“民生性命在农，国家根本在农，天下事莫重于农”，一味劝诫百姓“毋舍本逐末”。宫崎市定的论文《从部曲走向佃户》，标题很不错。遗憾的是，他按照欧洲史模式解读“部曲”与“佃户”，将前者塑造为欧式农奴，将后者等同于近世的自由佃农。对于“宋代自由佃农说”，我在50多年前即已著文商榷。从部曲到佃户确实是具有划阶段意义的重大变化，但无非是人身依附关系弱化的过程，宋代佃农对田主通常存在一定的人身依附。这些正是我所认同并坚信的“唐宋变革论”与宫崎市定所主张的“宋代近世说”截然不同之处。

就政治制度而言，“百代皆行秦政制”，宋代概莫能外。谭嗣同称：“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秦政者，简言之，即帝制。持“宋代文艺复兴说”者弃用这一常识，改用欧洲近代政治理论解读宋代政治制度。诸如宋代实行“政党政治”“三权分立”“君主立宪”云云。我曾认为北宋后期新、旧“两党轮流执政近百年”一说不妥，当称“两党轮流辅政”。对宋代监察制度有专门研究并给予很高评价的虞云国特别强调：“宋代监察制度并非三权分立，不必过度美化。”君主立宪制有二元制君主立宪与议会制君主立宪之分。人们不免会问：宋代实行的是二元制还是议会制？宪法与议会为君主立宪制所必备，这两者在宋代存在吗？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称宋代推行君主立宪制，恐属捕风捉影，当时依然属于相当标准的近古社会，这是不争的事实。

宋代既无资产阶级的兴起，又无新社会的诞生，更无思想解放运动，何来“文艺复兴”？因此，“宋代文艺复兴说”有悖常识与常理，当属欧洲中心论的流弊。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