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高分项”失利，广州缺的是什么？_风闻

到今天上午8点，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超191万例。对外贸城市而言，“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之外，还面临着另一重考验——

受疫情影响，今年一季度中国出口同比下降11.4%，进口下降0.7%，贸易顺差983.3亿元人民币，减少80.6%。

广州是被关注的焦点之一。截至4月13日24时，广州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23例、境外输入关联病例16例。

以外贸立市，广州正面临着增长乏力的问题。去年，广州进出口总额为9995.81亿元，增速仅为1.9%，其中，出口额下降6.2%，在全国排名下跌至第六，被宁波赶超。

疫情使尚未喘息的广州外贸雪上加霜——今年1-2月，广州进出口增速为-7.58%，其中，进口大幅下降15.74%。

回看年初，广州发布的“建设外贸强市三年行动方案”，目标是到2022年外贸规模达到1.1万亿元，占全国比重保持在3.3%以上。

重压之下，广州如何扭转局势？

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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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长温国辉在两天前举行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广州在住的8万多外国人中，有5万多尚未返穗。

“广州对外交往历史悠久，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贸往来延绵2000多年，是我国历史上唯一没有关闭的通商口岸。”

对于很多外籍人士而言，广州是来中国淘金的热门地点。截至去年底，广州在住外国人共86475人。其中，韩国8048人，日本6128人，印度5776人，美国5268人和俄罗斯3458人，非洲国家人员共13652人。

他们构成了广州的国际化，也是大多数城市望尘莫及的“标杆”。这组数字背后对应的每个人，都是这座“千年商都”走向世界的重要参与者。

回看历史，外贸政策的变化对广州外籍移民有着直接影响。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的蔡晓梅等人曾梳理出三个外籍移民大量涌入广州的时间节点，前两次刚好对应了上世纪90年代《对外贸易法》《国际商品名称和编码协调制度》的颁布，2001年全面降低关税、调整产业结构的外贸新政。

到2008年开始，外籍人员在广州逐渐形成动态平衡的趋势。此时的广州，在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一系列政策，以及跨境电商和服务贸易的发展下，“国际移民城市地位逐渐形成”。

大量因加工贸易而生的电子产品、轻纺织品、五金产品和家用电器以及建筑材料生产商，为外籍商贩提供了一条“致富”渠道——在三元里抑或瑶台村，到广州“淘金”的外籍商人和遍地开花的本地商铺一道，构成了具有广州特色的商业生态。

然而，近几年这种流动性正在减弱。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主任周大鸣指出，2014年广州市常住非洲人口约1.6万人，到2015年该数据下降至约1.1万人，两年内减少了5000人。

他们大都因亚洲金融危机而从东南亚、香港等地来到广州，并参与造就了新的产业生态。如今，原有生态不再，他们便再度转移到佛山、义乌等地。

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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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鸣认为，这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廉价商品优势日益减少有关。

以广州为“龙头”的广东外贸，早已拉起“腾笼换鸟”的大幕。数据显示，2006年广东加工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13.9%，而到2016年，该数值已经过连续多年负增长，下降到-4.6%。

具体到广州，去年，广州在商品进口额增长12.7%的同时，出口额大幅下降6.2%至5258亿元。据宁波统计局发布消息，广州该数值被宁波追赶，在全国城市中下滑一位至第六位，前四位分别是深圳、上海、苏州和东莞。

这是自上海首次打破广州在全国进出口龙头地位后，出口又一次被长三角城市反超。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指出，在新的国际条件下，中国外贸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去年，东盟超过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据广州海关发布的数据，去年广州与美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同比下降16.8%，被东盟、日本反超，而在2018年，此为广州进出口增长的动能之一。

“中国的外贸中心正在从珠三角向长三角转移。”林江认为，以美国为传统进出口大国的珠三角成为新条件下的直接影响者，而长三角由于和欧洲等地的经贸往来更为密切，却因此迎来利好，直接表现是宁波对广州的反超。

上周，号称“中国第一展”的广交会宣布将延期线上举办。作为传统外贸企业获取订单的重要载体，广交会的年成交额从2011年顶峰时期的747.6亿美元下降至2015年的550.66亿美元，而在2019年，其年成交额也仅有590.18亿美元。

去年广交会召开时，甚至有本地人感叹，“如果不是严重堵车，都没意识到今天是广交会第一天。”很难想象，在60年前，广交会的金字招牌，曾是中国外贸品牌走出世界的第一窗口。

林江的感受是，广州外贸变化不多，很难出新意。反观长三角，特别是浙江，走的是先内销再出口的道路，本土品牌有在国内的试错窗口，出口也不至于依赖于某个国家、有更大的灵活性。而广州由于加工贸易的历史担子，想像长三角一样具有更高自主知识产权的外贸招牌产品，更为不易。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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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原来非常清晰、唯一的战略性定位变得模糊。”

早在两年前，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达志曾表示，作为全国对外贸易的重心口岸和对外贸易的中心城市，广州在全国的贸易地位已远不如前。

与杭州的竞争曾一度让广州深陷“中年危机”的质疑声。其中，不乏有关外贸的插曲——林江记得，作为广州诞生的互联网公司，网易在“北漂”多年后，再迁址时并未急着回归广州，而是与杭州“一拍即合”。被认为本可能诞生在广州、与阿里实现错位竞争的严选项目，就是在这个时期孵化出来。

人们至今仍在反思，在传统“高分项”外贸上，广州究竟缺的是什么？

让林江感受颇深的是，广州在外贸发展上，极易困在历史的成绩中。在他印象中，若干年前当地在进行有关外贸的宣传时，仍然从晚清十三行开始讲起。“不是说历史不重要，历史是广州外贸的立足点。”林江说，“但是历史带来了包袱，与杭州、深圳这些城市相比，广州更难迅速决策，并作出创新。”

在广州的官方报道中，市场主体、民间投资、科研力量都是广州创新的基础。但林江仍认为不够——创新资源有了，广州需要从机制上作出改变，形成推动创新的力量。

如今，广州已经等不及了。魏达志曾直言，广东省希望从贸易大省到贸易强省过渡，

“ 

广东成为贸易强省的基础性支撑的东西已经没有了，不要梦想，出口的产品大幅度下滑，进口也没你什么事，还能成为强省吗?

”

不久前，广州出台“直播电商之都”相关意见，计划在3年内孵化1000个网红品牌、培训10000名带货达人。与此前“网红城市”争夺中亦步亦趋的姿态不同，广州几乎是全国首个提出这一定位的城市。

2019年GDP数据公布，重庆与广州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追兵渐近，广州需要有新的措施进一步激发经济活力。

“广州缺的从不是喊出定位。”林江说，“关键是如何行动。”

文字 | 杨弃非

来源 | 城市进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