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文明的转向者：葡属印度面面观（上）_风闻

本文系中国国家历史原创文章，转载请联系小编微信号zggjls01，欢迎转发到朋友圈！

葡裔印度人的存在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那是数世纪前西方新兴海洋帝国与东方古老文明之间碰撞的结果。

2017年1月6日，应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邀请，葡萄牙总理安东尼奥·科斯塔抵达新德里，开始了对印度为期一周的正式访问。

在国事磋商之外，由于安东尼奥·科斯塔本身属于印度裔，他还作为贵宾，参加了于1月9日在班加罗尔举行的“海外印裔日”庆祝活动。访问期间的最后两天，葡萄牙总理还探访了位于果阿邦马尔高的祖宅。科斯塔总理的父系血统可追溯至果阿，他的父亲奥兰多·达·科斯塔曾在果阿度过整段少年时光。葡萄牙总理对媒体表示，对于这次寻根之旅，他有着“满溢的温情与强烈的个人动力”。而在为“海外印裔日”活动发表讲话之前，他说道：“我的演讲内容正基于我的果阿血统，对于这一血统，我感到骄傲。”

果阿海岸美景——帕洛伦海滩

安东尼奥·科斯塔是葡—印血统人群中的典型个体。在今日的葡萄牙，印裔人口大约为7万人，他们多数集中在里斯本与波尔图。而在印度西海岸的果阿、达曼、第乌等地，也有着为数众多的葡裔印度人繁衍生息。他们的存在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那是数世纪前西方新兴海洋帝国与东方古老文明之间碰撞的结果。

 ▍征服者破浪来：葡属印度的构建

1498年，葡萄牙船队在航海家达·伽马的率领下，出现在马拉巴尔海岸卡利卡特的海平线上。

1498年，达·伽马抵达卡利卡特

在过去的近百年中，在数位勇于开拓的统治者推动下，葡萄牙王国进行了前赴后继的航海活动。从1415年开始，葡萄牙的航船劈波斩浪，沿着非洲西海岸向南步步推进，绕过风暴肆虐的好望角，并最终随着达·伽马的这一次航行穿越印度洋，抵达了欧洲人心心念念的印度。

需要说明的是，葡萄牙人并不是最早抵达印度的欧洲人。早在古罗马时期，很多地中海商船就曾从红海进入印度洋，前往印度进行贸易。这类商业活动在欧洲中世纪时骤然减少，但并未断绝。一些意大利城邦的商人在这一阶段曾取道陆路抵达印度。

尽管如此，葡萄牙于1498年开辟新印度航路仍有重要意义。首先，这是一条全新的路线，它全程取道大洋，不受陆上沿岸邦国的阻碍与盘剥，比之前任何路线都更便捷。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这是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势力首次在国家力量的支持下与“印度文明”（这里指广义的印度文明，约略等同于整个南亚次大陆的文明，下同）构建起联系。这也意味着，这一联系远不会仅仅是昔日的商人来往那么简单。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葡萄牙通过实际行动证实了这一点。达·伽马的首次印度之行并不愉快，在经过与卡利卡特统治者萨摩林的冲突后，他率领船队回国，领取了开辟新航路的奖赏。随后的1502年，达·伽马奉命率领更庞大的船队卷土重来，在印度海岸大肆劫掠当地船只，控制了卡利卡特。

从1502年开始的20年里，攻取印度沿岸的港口据点成为葡萄牙的持续战略。1503年至1505年，被任命为“印度总督”的弗兰西斯科·德·阿尔梅达先后于科钦和坎纳诺尔修筑要塞。随后，他的继任者阿方索·阿尔布凯克又在1510年攻克果阿，次年占领马六甲，1515年又攻下霍尔木兹。以这两位神勇而无情的印度总督的功业为基础，葡萄牙在印度洋地区四面出击，科伦坡、巴塞因、达曼、第乌先后被葡萄牙攻取。1530年，果阿正式被确立为葡属印度的首都。以这块航运通达的海滨沃土为中心，葡萄牙在印度洋上建立起了海上帝国。为了构建葡属印度的版图，葡萄牙采取的手段是多方面的，武力征服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得益于欧洲战争科技的发展，葡萄牙战舰上装备了火炮，这让葡萄牙在倚仗小型船只御敌的印度当地海军力量面前占尽优势。例如，在1509年的第乌海战里，葡萄牙舰队依靠强大的火力，将卡利卡特、古吉拉特苏丹国和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组成的联合舰队打得落花流水。除了轰击战舰，火炮被用于轰击城市，在印度当地人心中散播威慑与恐慌，进而帮助葡萄牙人完成征服。例如，在1502年，达·伽马的舰队曾炮击卡利卡特，最终迫使萨摩林臣服。

现代第乌镇的大门入口处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炮击战舰和攻城，达·伽马还有其他散布恐惧的武力手段。达·伽马曾在坎纳诺尔外海劫掠运粮船，砍下船上海员的手耳鼻，下令将这些器官送往萨摩林的宫殿，给萨摩林“做高级咖喱饭菜”。

总体来看，葡萄牙在征服印度半岛、获取权益这件事上，毫无保留地使用了武力作为重要手段。

在不少情形下，葡萄牙也通过与印度当地人合作来推进自己的征服事业。例如，在1503年的科钦和1505年的坎纳诺尔，葡萄牙在修建要塞之前都获取了当地统治者的准许。除与印度当地统治者合作外，葡萄牙人与印度底层个体的合作也不少。例如，阿尔布凯克进攻果阿之前，曾从一位名叫提摩亚的印度人处获得了提摩亚自愿提供的建议与情报。印度人的这类合作行为，不宜简单用“叛国”等概念来评价，在当时，印度民众恐怕无法洞知这些葡萄牙人的真实意图，印度也远没有孕育出具有近现代特征的国家。

确切来说，葡萄牙在印度的事业步步推进同时，南亚次大陆正处于邦国林立的政治状况中。16世纪初期，印度北部德里苏丹国的罗第王朝已经时日无多，无力再像之前的王朝那样对德干高原施加压力。在印度南部，信仰伊斯兰教的巴赫马尼王朝在风雨飘摇中走向灭亡，而德干高原一带的其他几个苏丹国，则与信仰印度教的毗奢耶那伽罗帝国进行着互有胜负的拉锯战。这一时局态势，使得印度南部遍布着诸多由地方政治精英所掌控的小邦，他们各自占地为王，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

葡萄牙人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他们从本地当权者之间的恩怨里渔利。例如，葡萄牙之所以能在1503年于科钦修建要塞，是因为科钦的拉贾乐于与葡萄牙人合作。这背后的原因在于，科钦的拉贾当时名义上的统治者为卡利卡特的萨摩林，科钦希望能借助葡萄牙的力量来获得比萨摩林更多的权力和利益。又如，1526年即位的古吉拉特苏丹巴哈杜尔·沙曾将第乌港牢牢把控在手中，并数次击退葡萄牙的攻势。但是，随着巴哈杜尔·沙与莫卧儿帝国之间的战事吃紧，巴哈杜尔·沙转而投靠葡萄牙人，并在1535年允许葡萄牙在第乌修建要塞。引狼入室的巴哈杜尔·沙在之后的十余年里曾两次进攻第乌，希望夺回它，但都以失败告终。在1573年古吉拉特被莫卧儿帝国吞并后，葡萄牙仍牢牢将第乌掌控在手里。

巴哈杜尔·沙像，约绘于1670年

由此，在16世纪上半叶，葡萄牙人凭借迅猛无情的武力与见缝插针的合作，在印度南部沿海地区站稳了脚跟，构建起由港口据点所组成的葡属印度。而在这一扩张过程中所体现的葡萄牙人与当地人的“冲突—合作”关系特征，除了在上述的政治军事层面得以显现以外，也在葡属印度的经济、社会等其他侧面中显现出来。

  ▍“国王的大海”：葡属印度的经济

随着葡萄牙人的抵达，印度洋上的经济图景开始改变。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印度当地的经济状况有自身明显的特征。

首先，从总体上看，在印度半岛的经济活动中，海上贸易所占的比重微小。不论是德里苏丹国或是莫卧儿帝国等大国，还是德干高原南部的各个小国，其经济收入主要来自内地，例如农作物的贸易、道路通行税、过路费等，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也往往与土地利益相关。这些陆上邦国的当权者对海洋贸易活动的概念都比较模糊，因此，他们并未将港口或海洋看作自己的利益所在——要知道，莫卧儿帝国的开创者巴布尔一生从未见过大海，而伟大的莫卧儿皇帝阿克巴一世直到30岁后才第一次见到海洋。上述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葡属印度的“港口据点”式体系。葡萄牙之所以能在占领沿海地区的过程中未受到印度各大帝国的极力阻挠，与当时印度的政治特征有关。一方面，将土地视为核心利益的传统国度并不会对港口的外来者过分戒备，因为他们无法也无意从海洋获得好处。一个鲜明的例证是，莫卧儿皇帝每年会向葡萄牙索要船只通行证，但这与海洋商业毫无关系，其用途仅仅是为了让运输本国伊斯兰教朝圣者的船只免税。另一方面，葡萄牙在拥有强大海军的同时，其陆军力量十分单薄，这断绝了葡萄牙在占据沿海地区后进一步向印度内陆推进的可能性，因此葡萄牙也不会与内陆帝国产生巨大冲突。由此，印度内陆的土地经济特性确保了各大帝国与葡萄牙之间相安无事，葡萄牙得以放开手脚在沿海地区攫取利益。

 正在驯象的阿克巴一世，绘于1609年

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印度经济的第二个特征是：对于占比不大的海洋贸易而言，印度洋是真正的“公海”。印度主要的贸易中心有果阿与卡利卡特所在的马拉巴尔海岸和第乌等所在的坎贝湾。马拉巴尔的流转量较大，它是连接马六甲和亚丁、霍尔木兹等贸易区的重要中转站，商船从马六甲带来了印度尼西亚的丁香、肉蔻和中国的陶瓷、丝绸，在马拉巴尔中转后，将它们运往红海或阿拉伯海，并从那里带回欧洲的羊毛、波斯的地毯和非洲的金条。印度港口的海上贸易模式大致是，商路和海运由商人团体把持，当权者从关税和港口税中获利。总体而言，各个港口对海运商人都是开放的，商人们并不会被强迫前往某个港口进行贸易，他们可以在海岸线上自由选择贸易地点。

卡利卡特风貌，绘于16世纪

​

当时印度洋的海上贸易是相对开放的，虽然商业竞争残酷无情，但官方尚未对贸易进行强制管理，也没有哪一方势力曾为独霸印度洋付出过实质性的努力。因此，对于印度当地的海洋商人而言，此时的印度洋还属于具有“公海”特征的海域。

随着葡萄牙人的到来，这一经济图景永远地改变了。葡萄牙人对印度洋有着坚定的利益诉求，他们在各大港口所修建的要塞和所设立的管理机构，都是为满足这些商业利益服务的。例如，葡属印度的头等商业利益来自香料贸易，葡萄牙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垄断印度至欧洲的香料生意。葡萄牙在各个港口颁布了森严的法令，内容皆是强调葡萄牙王室对香料贸易的专属权，对于违反法令的人所采取的惩罚都比较严重。

对于商业竞争对手，葡萄牙往往痛下杀手，例如在16世纪前10年里，葡萄牙持续摧毁了从卡利卡特前往红海的非葡萄牙国所有的香料运输船队，造成红海沿岸香料价格的一路飙升，从印度进货的威尼斯商人受到重创。

葡萄牙人还尝试用强制手段垄断印度洋上特定地点之间的航行，他们限制各航线上船只的航行频次，将船上的货仓空位高价售出，以此谋取巨额的利润。到后来，他们还将这些特定地点间的航线管理权作为福利分发给向葡萄牙表示顺从的傀儡统治者们。如果印度某位当权者与葡萄牙人打点好了关系，他将会得到油水——更多的航线。例如，马六甲的统治者手握十多条航线，他既可从航线中直接获得收入，又可充当包租公或二手商，将航线运营权出租或出售。

在完成对印度洋航线体系的构建与控制后，葡萄牙开始向任何在印度洋上从事贸易的非葡萄牙人收取税款，还规定各国的船只必须停靠在葡萄牙控制的港口，方便他们收税。

葡萄牙人绘制的马六甲海峡与马来半岛内陆的地图，伊曼纽尔·戈迪尼奥·德·埃雷迪亚绘

葡萄牙强大的岸防力量与舰队火力，自始至终为此类征税工作的推进提供了有效保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