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让我们看到西方的另一面_风闻

首先祝贺武汉解封成功，这代表着我国抗击新冠疫情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阻击境外输入。

这次新冠疫情来势凶猛，从一月份起至今，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凭借高强度的防疫措施，全国上下团结一心，紧密配合，才得以将疫情控制。而在中国人民奋战在抗疫一线的三个月中，外界却一直传来不少阴阳怪气的声响。

1月23日美《纽约时报》：武汉“封城”的强力措施，涉嫌“侵犯人权”

1月24日德《明镜》周刊：若想消灭新冠病毒，中国需要的不是西医疫苗，而是自由民主

2月3日 美《华尔街日报》：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

2月10日美《科学》：世界卫生组织偏袒中国，谭德赛的处理方式将世卫组织的道德全至于危险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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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充满了歧视和偏见的看笑话论调，国人已然不陌生。无奈于话语权式微，仅仅外交部的回击并不足以打到这帮隔岸观火的家伙的脸上。

但现实往往有趣，病毒的战斗力远超想象。自以为隔岸观火的人，最终还是引火烧身。新冠病毒的大嘴巴子着实厉害，把这些敢小瞧它的人底裤都给扇飞了。

截止4月14日16.23分。

数据来源：整理自《人民日报》等统计数据

暂且撇开这些表面上西方政客以及媒体的愚蠢，这次疫情向我们揭露一个西方发达国家一个事实，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事实。

疫情初起，西方国家的反应大多数是以轻视这种态度看待中国的疫情，满脑子的，就只有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会发生这种事清，这个病毒就是个大号流感罢了。在感慨西方的医疗体系居然如此脆弱不堪的同时，我不禁思考西方人这样的轻视从何而来。

知乎在某些专业领域确实可以获取到不错的内容。首先来看一下欧洲的健康管理体系。

作者：Claire Feng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0276613/answer/47486053来源：知乎

由上可看出欧洲各国在工业化发展多年之后，各自形成了一套理论上相对完善社会健康保障体系。

借助于足够久的发展，发达国家在各方面的制度都尽可能做到完善，这给予民众对于制度相当大的自信心。

根据2019年经合组织健康报告显示，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人均卫生支出约为4000美元（根据实际购买力进行调整），其中美国的支出比其他所有国家都要多，人居支出超过10000美元。不考虑美国不正常的公共医疗制度因素，过往发展中，经合组织各国的卫生支出都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经济增长，尽管近几年有所放缓，但总体趋势不变，预计到2030年经合组织国家的卫生支出将达到GDP的10.2%，相较2018年高出1.4%，这对于各国而言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日益扩大卫生支出未来将进一步挤占其他方面的公共支出。

同时由于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预计到2050年，组织内的各国在80岁以上的人口所占比例将增加一倍以上。

经济增长停滞、人口日益老龄化、公共服务支出上涨、产业利润下降等多方面因素让欧洲各国陷入了一个债务死循环之中，这些年欧洲出现的各种危机都是这些客观因素集中起来后的反馈结果。

                                                                                                  表格数据来自维基百科

社会福利这种东西涨起来简单，但是要把他降下去，就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然后由于我们总所周知的西方国家政治体制问题，一个小议题就能拖个三四年不解决，而涉及动蛋糕这种大问题上，更是千难万难。

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对西方国家而已，最好的解决途径就是创造出新的蛋糕，以填补日益增长的支出缺口。其次就是发债，借未来的钱填补现在的缺。

现代工业发展有三个特点：资本增密、技术增密、排斥劳动。

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多年，伴随着福利制度的逐渐提高完善，在人力成本压力之下，工业产业不断往亚洲转移，能留在本土的产业主要为高附加值的产业链顶端产业、服务业、手工业。同时国内的基本建设早已完成，难以通过投资大规模基建以拉动国内经济。由于来自亚洲各国的产业能力不断完善，尤其是中国、日本、韩国这样的工业大国崛起，面对不断增强的竞争压力，欧美传统工业产业要么进一步向亚洲转移融合要么就是产业完全竞争不过直接破产。

而在互联网经济时代，西方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抓住了这次机会，但造成的直接结果是美国互联网巨头直接垄断全球市场，压死了欧洲各国抓住互联网经济崛起的可能性。各方面陷入困局的背景下，就是欧盟各国陷入债台高筑的窘境，只有产业扎实的德国还没维持不错的财政能力。

财政资源是有限，当一部分占比增长，就必然压制另外一部分。

根据2019年经合组织提供的教育情况报告。在2005年至2016年期间，在经合组织国家中，高等教育机构的平均支出增长了28%，远高于入学率增长。但自2010年以来，学生人数和总支出的增长速度放缓。在整个经合组织国家中，受过较高教育的成年人倾向于参加文化或体育活动，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超过90%，而没有接受高中教育的成年人不到60%。

我这边找了一下经合组织国家2008年2018年的人口年度增长率。总人口平均增长率为0.61%，35个成员国中，低于平均值的19个国家，占经合组织国家总人口比43.47%，负增长的国家中有7个成员国，占经合组织国家总人口比15.60%。人口平均增长率高于1%的国家有11个，占经合组织国家总人口比24.33%。

其中有较高人口增长率的国家有墨西哥、新西兰、土耳其、澳大利亚、以色列、卢森堡，低人口增长率的人口较多国有日本、波兰、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韩国。（见附件1）

综上等各方数据，在剔除掉经合组织国家中非发达国家的部分后，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发达国家切切实实面临了一些长期问题，如产业空心化、人口老龄化、面对亚洲崛起竞争乏力、民粹崛起等问题。日益增长的卫生健康以及养老支出，与日益老龄化造成的年轻劳动力短缺给西方国家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产业空心化使得国内难以提供足量的就业资源以培养足够多的熟练劳动力。

对于此次西方疫情糟糕的表现，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就我曾经接触过一些留学生个人对于所处发达国家的看法，在发达国家留学的他们，大多数都是对于其所在地区的研究水平、医疗水平都有比较高的信心，因为通过政府公开的互联网渠道中，可以查询到各种各样的政策方案，往往留学生遇到的一些生活问题也总是可以找到一些相关制度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在效率上有所抱怨外。以小见大，发达国家中的精英们以及一般国民同样也抱着这种心态，在理解他们所生活的区域。

但事实上制度再怎么完善，最终制度的落实还得由人去做才行。但这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的是西方国家，不仅仅是美国，表面上看似都有一套合乎逻辑且完善的各种保障制度以及运作体系，但具体落实到参与实际工作的“专业人士”，其水平却实在令人质疑，比如说美国一些医院的护士，她们在得到美国官方分布的口罩无用论之后，真的有不少人相信了政府不去佩戴口罩，完全没有自己的独立判断能力；西班牙进口了深圳企业生产的检测试剂却因为不懂如何操作导致检测正确率低于百分之三十，然后闹了乌龙；日本4月13日曝出将24名非感染者误判为新冠肺炎，送医后与患者共处；德国呼吸机制造商德尔格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裁德尔格（Stefan Dräger）在受到《明镜》周刊采访时也表示设备的不足的问题是一方面，使用设备的医护人员经验还不够丰富，在救治病人中无法准确判断什么时候给病人上呼吸机，根据患者的身体状况，怎样才能在短时间内帮助他们稳住呼吸系统。

上述基层工作人员事故频发，不胜枚举，发生各种意义上的难堪更是加大了疫情管控的难度。

工业化发展这么多年下来，西方发达国家确实是在社会管理上积累了不少先进且完善的管理制度，民众对于这样的社区管理制度也报以足够高的信任。

由于经济与人口上结构性矛盾，加上常年的快乐愚民教育，当年技术一流的技术骨干逐渐退休，现在从事基层工作的主力军大多数是快乐教育下成长的一代，他们缺乏足够严格的技能训练以及系统性的专业知识实践，即使在相对完善的制度运作之下也难以获得足够的技能成长。对比之下国内的基层医护人员各个经验丰富，在战斗一线表现出了极强的业务水平。

西方发达国家中的精英们得益于几十年来的发展积累，由于拥有大量的实践资源培养，依旧在个体能力上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很强竞争力。也是由于发展的足够久，沉淀下来的各方面技术优势，对发展中国家垒砌了相当高的技术壁垒，至今还可以通过技术壁垒获取超额利润。在社会运转正常的时候，西方国家仍然能够表现出相对可以的治理水平，一旦发生到重大危机的时候，却因为结构性矛盾问题，缺乏足够多且技能扎实的基层专业人士，那么落实到具体制度之上就会漏洞百出。在危机时刻，政客的小心思则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好比一家工厂，专利技术在业内是领先水平，研究员也是业界公认大牛，但是由于熟练工太少，平时做一两个订单还是很有竞争力，就能赚取足够高的利润，一旦面临紧急增产，就很容易陷入瘫痪。    疫情无情，在政客们的小心思下，新冠疫情无情地撕开了世界各国的遮羞布。祝世界好运吧。甩锅甩得再好，也阻挡不了疫情蔓延。疫情之下是更加深刻的结构性矛盾，这不是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问题，世界各国要想战胜疫情必须跟中国精诚合作，而不是以邻为壑。

附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