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危机将如何影响新自由主义体制？_风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经济走势跟踪”2020年第25期（总第2007期）　　　　　　　　　　

2020年4月10日（星期五）

导　读

　　新冠疫情已经从一场公共卫生事件迅速演变为世界体系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一些发达国家相继出台了大规模紧急救助计划。有学者认为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大规模国家行动可能不意味着凯恩斯主义的回归和新自由主义的丧钟，而只是规模空前的短期系统性保险，或者另一个打在诸多社会经济问题上的短期补丁。在新冠疫情危机后，发达国家权力的扩大有可能导致某种威权主义形式的管制资本主义。一些学者呼吁发达国家应该借助新冠疫情危机实施结构性变革，为接受援助的企业设置附加条件，促使其考虑公共利益和工人的利益、增加绿色投资、与政府建立共生性创新关系等，从而解决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潜在问题，为稳健而包容的经济复苏奠定基础。

新冠疫情危机从公共卫生事件演变为资本主义危机

新冠疫情危机的根源在于金融危机后的病态资本主义

　　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的经济学教授科斯塔斯·拉帕维查斯（Costas Lapavitsas）在《雅各宾杂志》（Jacobin）撰文指出，新冠病毒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已迅速演变成世界经济的中心国家的危机，也威胁到了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它已经改变了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平衡，并再次暴露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空洞。这场经济危机给当代资本主义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可能比对公共卫生的打击更为重要。

　　的确，这场危机有更深的根源——在过去十年中，金融化和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病态运行。2007-9年的大危机终结了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金融“黄金时代”，随后的几年以世界经济中心国家的缓慢增长为标志。盈利能力薄弱，生产率增长低下，投资根本没有活力。金融也陷入困境，盈利能力较低，而且失去了前十年的非凡活力。2007-9年史无前例的危机标志着金融化的高峰，而同样异常的冠状病毒危机则是金融化恶化的具体化表现。

　　只有在2007-9年大危机之后，新冠疫情危机的现象链才具有分析意义。在2007-9危机之后，金融化的资本主义在中心国家失去了活力，尽管它在发展中国家继续以从属形式存在。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进行估算表明，2010-19年的平均增长率是40年来最低的：日本1.4%，欧盟1.8%，美国2.5%。这些比率表明，特别是在过去十年中，资本主义积累的驱动力已经用尽。因此，为了深入了解危机的根源，只需考虑美国经济表现的一些关键方面，即全球化和金融化的根源。

一是积累不足

　　总结美国资本主义基本表现的最简单方法是考虑非金融企业的利润率，如图1所示：

图1　1980-2018年美国非金融企业的利润率

资料来源：作者（拉帕维查斯）计算；BEA，NIPA数据。

　　利润率的轨迹具有很强的周期性，并且大致符合美国经济的整体波动。在2007-9年大危机之后，利润率恢复缓慢，在2014年达到顶峰，然后下降。显然，冠状病毒冲击美国经济的时刻是在美国经济已经疲软之时，并且积累显示出衰竭的迹象。这种根本性的弱点从其他各种数据来看也很明显。因此，在2007-9年之后，劳动生产率每年仅增长1%。投资保持在平稳的低位，仅占GDP的18%左右；实际资本存量缩水。

　　与欧盟进行比较，可以提供更多的见解。在2007-9年之后，欧盟生产率的增长比美国差，尤其是对于欧洲货币联盟（EMU）的国家而言，领先国家的年均增长徘徊在1%以下（波兰不在EMU中，在生产率方面表现突出，增长超过3%）。尽管生产率增长乏力，德国的工业生产仍大幅增长，因为资本家继续利用长期压制工资所获得的竞争优势。然而，德国的工业生产在2019年下跌，显示出德国经济潜在的脆弱性。

　　在过去的十年中，受欧元紧缩框架拖累的欧盟陷入停滞。在同一时期，与德国产业紧密相关的产业复合体开始在东欧出现，例如波兰。由于资本捍卫自己的利益，劳动力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仍然停滞不前，德国除外，德国的工资几十年来首次出现显著增长。由于缺乏持续的生产率增长，德国的竞争力下降了。总而言之，在经济严重疲软之时，冠状病毒袭击了欧盟。

　　冠状病毒引起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前一时期资本主义积累的减弱，这在美国和欧盟都是明显的。

　　而且，由于这些经济体的结构不同，危机的影响可能会大不相同。美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刚刚超过10%。服务业增加值则超过75%。由于封锁的冲击不成比例地落在了服务业上，至少在最初情况下，美国受到的影响很大。

　　欧盟的经济状况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服务业，尤其是在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等南部外围国家，这些国家的工业实力薄弱，并且依赖旅游业的发展。对于已经停滞了二十年的意大利来说，冲击可能会更大，而且自2010年以来，意大利的债务违约率一直居高不下。因此，欧盟领导人正确地将冠状病毒危机视为欧盟存在的威胁。这就是欧洲中央银行（ECB）进行大规模干预的原因，也是几个民族国家采取行动的原因，这些国家的危机支出实际上解除了欧洲紧缩的铁笼。

二是金融业的阵痛

　　通过考虑图2中美国商业银行的利润率，可以进一步衡量美国金融化资本主义的弱点：

图2　美国商业银行的利润率（股本收益率），1980-2018年

资料来源：作者（拉帕维查斯）计算；FDIC数据。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7-9危机爆发前不久，美国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金融体系的核心）达到了历史高位。这是美国金融化的“黄金时代”。有两个因素可以解释银行的超额利润：首先，它们有能力确保在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之间有可观的价差；其次，它们有能力通过作为企业、家庭和其他金融企业之间的金融交易中介，来赚取大笔手续费和佣金。在2007-9年之后，银行的盈利能力从未达到过相同的高度。这是因为美联储将利率降低至接近于零，从而压低了银行的利差，而且手续费和佣金收入随着金融交易量的下降而下降。银行的盈利能力在2018年出现了短暂的飙升，但这主要是由于美联储在2017-8年度缓慢提高了利率。

　　通过考虑图3中美国的债务轨迹，可以进一步阐明2007-9年后十年以来的金融业情况，将债务分为以下几个方面：i）非金融企业，ii）家庭，iii）政府和iv）国内金融企业，所有数据都是相对于GDP的比值：

　　美国私人债务（占GDP的比重）在2007-9年之后下降，这与人们对“债务爆炸”的评论完全相反。在大危机期间，由于家庭遭受重创，抵押债务大幅下降。国内金融企业的债务也有所减少，因此银行赚取手续费和佣金的余地较小。相比之下，非金融公司的债务在2015年开始增加，最终超过了大危机之前的峰值。公司债务的增加促进了许多盈利能力很低、非常容易受到冲击的脆弱企业的生存。这些“僵尸公司”在2017年估计占14个发达经济体所有公司的12%。考虑到零利率降低了服务成本，冠状病毒危机将如何影响其偿债能力还有待观察。

　　然而，在此期间，真正的增长是国债，这使得美国政府的债务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高。大危机发生后的金融化，尽管它根本没有表现出任何活力，但它却变成了国家债务爆炸式增长的过程，该过程还与包括股票市场在内的开放金融市场中的企业债务密切相关。

图3　美国各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

资料来源：作者（拉帕维查斯）计算；圣路易斯FRED数据。

新冠疫情危机引发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伦敦大学学院创新与公共价值经济学教授、伦敦大学创新与公共目的研究所的创始人/主任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在《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撰文指出，眼下资本主义正面临着至少三重主要危机。由疫情全球大流行引发的健康危机已迅速引发了一场无法确知金融稳定性后果的经济危机，而这两者又发生在一场无法用“常规手段”来解决的气候危机大图景下。

　　这三重危机暴露了我们在实施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若干问题，而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在我们解决当前卫生紧急状况的同时妥善处理，否则我们就只是在一个地方解决问题的同时又在其他地方创造新问题而已——这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发生的状况。政策制定者向全球大量注入流动性，却未能将其引向良好的投资机会，最终这些钱还是回到了过往（且当前依然）无法服务于政策本意的金融部门。

　　而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则揭露出了更多的经济结构缺陷，尤其是零工经济的崛起和数十年来劳动者议价能力下降所导致的工作日益不稳定。对于大多数劳动者来说远程办公根本不是一种选项，尽管政府正在向有固定劳动合同者提供一些援助，但那些自雇人士可能会发现自己正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更糟糕的是，在私人债务额已达历史高位之时政府却计划放宽企业信贷。在美国，当前危机爆发之前的家庭债务总额为14.15万亿美元，比2008年（名义价值）高出1.5万亿。可别忘了当年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就是高额私人债务。

　　但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十年中许多国家都实施了紧缩政策，似乎公共债务才是症结所在，结果却是腐蚀了我们赖以克服新型冠状病毒这类危机的各种公共机构。自2015年以来英国削减了10亿英镑（合12亿美元）的公共卫生预算，加大了实习医生的负担（其中许多已经完全脱离了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并减少了确保患者能在安全、先进且人员配备齐全的医疗设施中接受治疗所需的长期性投资。而在美国这个公共卫生系统从来都拨款不足的国家，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努力削减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以及其他重要机构的拨款和行政能力。

　　除了这些自残式的伤口之外，过度“金融化”的商业部门通过股票回购计划来奖励股东，从而从经济中抽走价值，而不是通过投资于研发、工资和员工培训来夯实长期增长。家庭的财务缓冲能力因此耗尽，人们更加难以负担住房和教育等基本商品。

发达国家的应对行动可能不意味着凯恩斯主义的回归

大规模国家行动是规模空前的短期系统性保险

　　英国上议院议员、沃里克大学（Warwick University）政治经济学名誉教授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在《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撰文指出，英国新任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在其前任赛义德·贾维德（Sajid Javid）于2月被迫辞职之后，采取了总理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想要他实施的措施。苏纳克在3月11日的预算中，公布了一项为期五年，价值2000亿英镑（合235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开启了支出的序幕。

　　解决新冠病毒流行病所需的政府行动规模和范围的大幅增加，应被视为一种规模空前的短期系统性保险。这种方法不仅需要庞大的政府支出，而且需要整个经济在国家的主导下进行临时重组。

　　政治评论员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ris）在《泰晤士报》上写道：“这是凯恩斯（J.M. Keynes）会批准的预算。” 对于苏纳克于3月17日宣布额外拨款3500亿英镑，以支持新冠疫情中英国企业的这一举动，人们给予了更多称赞。经过多年的紧缩政策，看来英国的财政政策终于回到了恰当的位置。

　　但是斯基德尔斯基对这些最新的“凯恩斯回归”的叙述持怀疑态度。部分原因是政府并没有原则上拒绝紧缩政策，部分原因是大多数新的信奉者将凯恩斯等同于预算赤字。实际上，凯恩斯主义也可以指向预算盈余。

　　首先，苏纳克用于保护经济免受新冠病毒影响的3500亿英镑与凯恩斯主义无关：任何政府都将进行大量支出以保护其人民免遭此类灾难。即使是严厉的前保守党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也会意识到这不是正常的时期。

　　请考虑一下苏纳克在预算日宣布的五年内追加1750亿英镑公共投资的计划。“在公路，铁路，住房，宽带和基础建设项目中的投资占经济的比重将上升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热情地说道，该国过去十年来一直是削减开支的坚定支持者。当然，这似乎标志着凯恩斯主义时代财政主义的回归，苏纳克也暗示了很多：他说，财政政策应该在稳定经济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但是，财政大臣和英国《金融时报》都没有解释为什么财政这枚“飞鱼”导弹只有在现在才被发射。

　　例如，苏纳克宣布了一项25亿英镑的基金，用于在未来五年内填补英国道路上的5000万个坑洼。但是，为什么该计划不能在2010年启动，那时坑坑洼洼的地方更少、可用于填补坑坑洼洼的人更多（因为英国的失业率当时为8%，而今天只有不到4%）？正统的回答是，政府在2010年“负担不起”，但是自那时以来，其审慎的减赤政策现在为它提供了启动该倡议的“财政空间”。这是无稽之谈。政府可以负担的费用仅受其可支配的实际资源数量的限制，而不受自我施加的财政约束的限制。

　　不过，这个坑洞的故事有一个重要的寓意。财政刺激在很长时间之前便应该实行。预测者指出，即使没有冠状病毒，英国也可能出现衰退。但是，毫无疑问，今天的英国和其他西方经济体的财政能力与十年前相比要更小。

发达国家的紧急救助并非结构性改革

　　美国哈姆林大学政治学教授大卫·舒尔茨（David Schultz）在“Counterpunch”网站撰文指出，新冠病毒紧急救助计划是美国的国家、经济和社会进行结构转型的机会，但美国将再次错失这一机会。这将是另一个短期补丁，无法改变美国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

　　改革有两种基本类型：普通改革和结构改革。普通改革是在政治、经济或社会的现有范式下，或者在一系列假设下进行的。普通改革只是改变投票时间或调整政治捐款限额，增加最低工资，或通过是否将某些犯罪例如使用大麻定为刑事犯罪的法律。这些改革很好，但不一定重要。

　　结构改革更加深入，改变了游戏规则。诸如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之类的宪法学学者谈论宪法时刻，即事件改变了法律秩序的本质。《重建修正案》（第13、14和15号）改变了中央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关系。新政进一步改变了联邦制，赋予了国民政府对经济和各州更大的责任。新政还重新定义了制衡和权力分立——它使监管或行政国家宪法化。

　　沃尔特·迪恩·伯纳姆（Walter Dean Burnham）等政治学学者描述了每30或40年一次重大的政治或经济危机如何导致现行的政党联盟和结构的崩溃。这些危机以及技术和生育的变化，导致了选民的决定性投票和重组，从而形成了新的联盟、平台和多数派。最后，诸如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之类研究总统领导的学者将交易型总统与变革型总统区分开。前者只是将总统职位视为维持现状，而后者，例如亚伯拉罕·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甚至罗纳德·里根，都利用自己的职位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机构和公共政策的模式，从而对美国一代人（如果不是更多的话）产生持久影响。美国的里根与英国的撒切尔夫人的遗产是，将各自的国家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监管、社会福利转移支付和工会自治的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转向了更多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国家。

　　罗斯福总统领导下的新政是美国最近一次真正的结构性变革。美国确实摆脱了自由市场的原教旨主义，并采取了更多的社会福利政策。它加强了政府监管，并将以前留给各州的许多政治选择国有化。它甚至通过了联邦法律，承认劳工集体谈判的权利。但是所有这些都是旨在恢复资本主义的选择。罗斯福在1933年拒绝了他本可以将银行国有化的活动。在保护工人权利和控制公司方面，他本可以通过强制授予工人在公司董事会任职的权利而进一步走向左翼。

　　当2008年崩溃发生时，奥巴马总统有了另一个结构性变革的机会。他本可以使联邦对银行和主要行业的救助以更多的公共或工人所有权为条件。他本可以要求施加比多德-弗兰克（Dodd-Frank）甚至更严格的金融监管规则。国民健康保险本可能需要更严格的规定。他本来可以要求以消费者或房主免除债务为条件来进行银行纾困。他本可以推动《雇员自由选择法》，该法律本可以在21世纪更新《瓦格纳法》。他没有做任何事情，随着新冠疫情的危机正在逼近，这部分地导致了美国当前面临的许多问题。

　　这次的救助也可能将是交易性、临时性或紧急性的，而不是转型性的。在3月15日，乔·拜登（Joe Biden）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之间展开辩论。当桑德斯（Sanders）宣布这场危机指出了我们的医疗保健和社会福利体系的根本弱点，并且需要进行更系统的变革时，拜登断然拒绝了他的话：“这与陷入全国性危机一点关系都没有。国家危机表明我们正在做出回应。全部免费。您不必花钱买东西。这与您是否有保险单无关。这是一场危机。我们正在与该病毒交战。它与共付医疗费无关。我们只是通过一项法律，说您不必为此支付任何费用。”

　　对于拜登来说，救助将是暂时的。危机结束之时，国家将恢复原状，在等待十年或更短的时间后将迎来下一次危机。

　　当前的救助法案将为企业提供救助，而没有附带任何附加条件。一次性支票将寄给家庭，并为儿童保育、医疗保健或失业保险提供短期资金。更多的钱将用于各州的急诊医院。所有这些都很好，但只是在更大的问题上贴上了创可贴。这些计划都不会导致可能发生的结构性改革，也都不会利用危机来进行更具转型性的变革。

发达国家可能出现威权主义形式的管制资本主义

　　拉帕维查斯在《雅各宾杂志》（Jacobin）的文章中还指出，政治经济学家无需评估流行病学的政策。但是毫无疑问，几个国家的反应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活动崩溃，与新自由主义金融化的资本主义的根本缺陷性质有关。事实证明，以竞争和赤裸裸的牟利为基础的经济体系——都由一个强大的国家来保证——无法冷静有效地应对严重程度未知的公共卫生冲击。

　　一些发达国家缺乏基本的医疗基础设施来治疗重病患者，同时也缺乏用于大规模人口检测和保护最可能感染该疾病的人的设备。此外，社会大部分地区的封锁和全面隔离可能会对雇佣工人以及最贫穷、最弱和最边缘的阶层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精神上、心理上的影响也将是毁灭性的。即使从工程学的角度来看，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也显示出了功能失调。

　　然而，在不断加剧的经济崩溃的规模变得清晰之后，强大的国家的行动也同样引人注目。3月，美国、欧盟和日本的中央银行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并将利率降至为零，试图稳定股票市场并缓解流动性短缺。例如，美联储宣布将购买无限量的政府债券，甚至是新发行的私人公司债券。同时，美国、欧盟和其他国家/地区的政府计划进行大规模的财政扩张，采取的形式包括为公司提供贷款和信贷担保，为受影响的工人提供收入补贴，递延税项，递延社会保障或补贴，债务偿还暂停，等等。

　　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项非同寻常的举动，宣布从最贫困的家庭开始，为每位成人提供1200美元，或每对夫妇2400美元，并为儿童提供额外付款。这笔支出是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可能超过2万亿美元——约占美国GDP的10%——进一步向遭受危机的企业提供5000亿美元的贷款，向医院和医护人员提供1500亿美元，向中小型企业提供3700亿美元的贷款和赠款企业。同样非同寻常的是，英国保守党政府宣布，有意通过支付工人工资的80%来成为企业的最后雇主，前提是公司保留工人的工资。这些付款每月最多价值2500英镑，略高于中位数收入。不满足于此，英国政府还有效地将铁路国有化六个月，并且关于航空公司的国有化也在讨论中。

　　就在几天前，即使是左翼学者也将这些措施视为激进的。过去四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很快就被抛弃了，国家作为经济的监管者而崛起，并拥有巨大的权力。对于许多左派人士来说，欢迎这种国家行动并不难，他们认为这表明“凯恩斯主义的回归”和新自由主义的丧钟。但是得出这样的结论是轻率的。

　　一方面，民族国家一直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核心，通过在关键时刻进行有选择的干预来保证主导性公司和金融集团的阶级统治。此外，这些干预措施还伴随着强烈的威权主义措施。国家通过大数据收集信息展示了警察社会的强大力量。

　　这种威权主义完全符合过去四十年来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大量人员仍然需要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去上班，而工作的权利却被彻底摧毁了，尤其是因为裁员迅速增加而无需考虑正当程序，以及远程工作破坏了对工作周的所有限制。

　　因此，目前尚不清楚全球资本主义在冠状病毒的冲击下将走向何方，尽管我们仍然忍受着2007-9年大危机的漫长后果。国家的巨大权力及其干预经济和社会的能力，例如可能导致管制资本主义的威权主义形式，其中公司和金融精英的利益将是至高无上的。这就要求社会主义者谨慎地、批判性地评估各国为应对冠状病毒危机所采取的行动。

紧急救助计划应该服务于长期的公共利益

美国应该利用新冠疫情危机开展结构性变革

　　哈姆林大学政治学教授大卫·舒尔茨（David Schultz）在“Counterpunch”网站撰文指出，美国利用危机开展的结构性变革可能是什么？

　　考虑永久免去所有学生贷款或抵押贷款债务，并思考如何通过提供更多的支出以将学费降低到负担得起的水平，降低教育成本。支持永久的国民基本收入。制定一个覆盖所有人的真实医疗保险计划，覆盖更多人，超越保险范围，构建真正的公共医疗服务提供系统。制定与其他先进民主国家的法律相似的永久支付带薪休假和失业保险的法律。将公司救助与尊重工人的权利和对其政治活动的限制联系起来。

　　这些想法可能会影响国家、经济和社会的更长期调整。它们将对新自由主义构成严峻挑战，而新自由主义在2008年之后就证明它已经破产。

　　但是，尽管这场危机提供了变革的机会，国家也可能抓不住这一机会，从而使改革的范围远远小于必要的范围。当前的危机揭示了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潜在问题，但目前所提出的修复措施对解决这些问题无济于事。

紧急救助计划应该为稳健而包容的经济复苏奠定基础

　　马祖卡托在《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的文章中还指出，我们可以利用当前的紧急状态来着手建立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经济。关键要做的不是要拖延或阻止政府的支持手段，而是要适当地加以安排。我们必须避免重蹈2008年后时期的覆辙：当时的救助计划使企业在危机结束后获得了更高的利润，但却未能为稳健而包容的复苏奠定基础。

　　因此本轮救援措施必须得附带条件。如今国家又回到了主导地位，它应当要扮演英雄的角色而非愣头愣脑的替罪羊，这意味着我们虽然要提供即时的解决方案，但要以服务于长期的公共利益的方式去设计它们。

　　我们可以为政府对企业的支持设置条件。应要求接受救助的企业留住雇员，并确保一旦危机结束企业将投资于员工培训和改善工作条件。更好的做法是像丹麦一样，政府应该支持企业即便在雇员无法到岗的情况下也继续支付工资——这样既能让家庭继续有所收入，又能防止病毒传播，也使企业更容易在危机爆发后恢复生产。

　　此外，救助计划应旨在引导较大型企业去奖励价值创造而非抽取价值，防止股票回购行为，并鼓励针对可持续增长和减少碳排放的投资。由美国众多大企业首脑组成的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组织去年宣布将采用利益相关者价值模式，而今正是兑现其诺言的时候。如果这些美国企业还在犹豫不决，我们就应敦促其拿出切实行动来。

　　在家庭方面，政府应将眼光从贷款扩大到债务减免的可能性上，特别是考虑到当前私人债务水平很高的情况。至少应当允许借债者暂时停止还款直到眼前的经济危机得到解决，同时直接向那些处境艰难的家庭注入现金。

　　美国也应该像英国以及许多欧盟和亚洲国家一样，由政府作保来为那些陷入困境的企业支付员工工资的80%乃至全部。

　　而现在也是重新思考公私伙伴关系的时候了。以往这类安排所体现的更多是寄生性而非共生性，意味着开发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努力可能会成为又一种单向寄生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企业借助由纳税人资助的研究成果来生产产品，又将其反过来卖给公众来牟取厚利。事实上尽管美国纳税人已经在疫苗开发方面投入了巨额公共资金，但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Alex Azar）却在最近承认：新开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治疗方案或疫苗可能不是所有美国人都能负担得起的。

　　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在创新方面——从人工智能到公共卫生再到可再生能源——投资更多的创新型国家。但正如这场危机所提醒的那样，我们还需要一个懂得如何进行谈判的国家，好让公共投资的收益能被回馈给公众。

　　一个杀手级病毒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内的主要弱点。既然各国政府目前都已处于战争状态，那么我们就有机会去修复该系统。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也就没有机会抵抗第三个重大危机——一个越来越不适宜人类居住的星球——以及未来几十年间所有那些大大小小的危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