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疫情发生，传染病医院能否第一时间“参战”？_风闻

在这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作为武汉市仅有的两家传染病专科医院之一，因介入滞后而饱受诟病的金银潭医院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平日里鲜少有人关注传染病医院，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将其积存日久的陈年“痼疾”平铺于阳光之下。

作为公众健康的守护者，传染病医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那么，传染病医院为何长期处于规模小、效益差、硬件落后的困境之中？

疫情结束，备受关注的传染病医院又要回到原点了吗？

如何破局、让传染病医院在以后可能发生的疫情中发挥应有之义？

文 | 斯远

编辑 | 刘俊卿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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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核心：金银潭医院

官网资料显示，金银潭医院由武汉市政府投资5亿元兴建，是武汉地区唯一一家省、市共建的、具有近百年历史的公共卫生医疗救治基地，也是湖北省肝病、结核病、艾滋病、血吸虫病、手足口病、人感染H7N9禽流感等传染病的定点收治医院。

据原卫生部医政医管局2012年2月印发的《三级传染病医院评审标准（2011版）》明确，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传染病医院的主要职责是传染病的发现、报告、救治、预防等任务。

毫无疑问，作为传染病医院，在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中，金银潭医院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然而，它并未充分发挥诸如发现、报告等职能，因此饱受诟病。

公开资料显示，武汉第一例患者是由武汉中心医院最早“发现”的。

2019年12月15日，一名65岁的华南海鲜市场男性送货员开始发烧，随后就诊于武汉中心医院。12月18日，广州微远基因公司电话反馈该男子的咽拭子样本测序结果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

作为武汉最权威的传染病医院，金银潭医院在近半个月后才实质性参与到新冠肺炎的相关工作中。

公开资料显示，12月29日，武汉中心医院公卫科向江汉区疾控中心传防科科长王文勇报告了不明肺炎病例。这天下午，湖北省、市两级卫健委疾控处要求启动应急处置工作流程。金银潭医院和省、市两级疾控中心开始流行病学调查。当晚7点，金银潭医院重症病房（即“ICU”）收治第一批9名“患者”（包括2名未确诊的家属），由两辆救护车从不同的医院转院过来，其中6人来自新华医院（亦称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武汉市肺科医院是武汉的另一家传染病医院，收治首例新冠肺炎患者的时间更晚一些。该院呼吸科主任、新冠肺炎医疗组组长杜荣辉介绍，他们接诊首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时间是2020年1月3日。

本该第一时间“参战”的传染病医院为何没能及时发现？

湖北省预防医学会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委、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陶红兵解释道，“因为传染病隔离的需要，传染病医院一般都设置在离城市比较偏远的郊区，群众有个头疼脑热的都是就近看医生，没人愿意去传染病医院看病。”

金银潭医院与繁华的汉口火车站商圈有10公里的距离，距离武昌、汉阳超过20公里，太远了。 

这并非孤例。作为上海市最大的传染病收治机构，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位于金山区漕廊公路2901号，离最近的奉贤新城地铁站（5号线）有近30公里的距离。

不可忽视的是，虽然传染病医院介入滞后，但却在治疗中扮演着更为关键的角色。

以金银潭医院为例，率先被确定为武汉市专门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其他医院接诊的感染者均需送至金银潭医院。1月上旬，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同济医院、协和医院的患者，均被转送至金银潭医院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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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被疫情揭开的真相

那么，传染病医院的问题仅仅是距市区太远、交通不便吗？

当然不是。

平日里鲜少有人关注传染病医院，此次新冠疫情将其积存日久的陈年“痼疾”平铺于阳光之下。

其一，传染病医院专科特色决定了医院的治疗手段的单一和局限，以内科为主，同时，诊疗技能相对较弱、软硬件设施落后。

以中部某省一家三级传染病医院为例，该院是全省最大的传染病医院（床位600余张），副主任医师柳冰（化名）介绍，虽然他们医院科室设置齐全，设有肺病诊疗中心、肝病诊疗中心、感染综合科和急诊医学科等40多个临床及医技科室，但还没有负压病房和ECMO。

其二，传染病医院规模小、医疗资源储备不足。

金银潭医院一位护士在今年1月的日记中写道，“金银潭医院是专科医院，很小，只有600多名职工，以前同事开玩笑说，我们的职工只怕是别人的一个零头”。

同是此次新冠肺炎救治定点医院的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亦称湖北省人民医院）有首义、光谷、洪山三个院区，总计开放病床5200张，在职职工6000余人。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亦有三个院区，职工8000余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陈国强教授撰文表示，重要原因在于传染病医疗资源储备不足——武汉市户籍人口及常住人口共1400万,而专门的传染病医院仅金银潭医院和肺科医院两家，床位总共900余张，即0.64床/万人，远低于我国传染病医院床位数按城市非农业人口1.2-1.5床/万人设置的标准。

在这次疫情早期，武汉其实应该启动医疗机构分区诊疗、全面隔离确诊与疑似病例、有效切断传播途径，然而却显得力不从心。

《三级传染病医院评审标准（2011版）》明确指出，传染病医院的功能、任务和定位明确，规模适宜，“能承担突发传染病公共卫生事件的紧急医 疗救援任务”，“建立应急安全保障支持系统，合理进行应急物资和设备的储备”。

然而，在此次疫情早期，武汉两家传染病医院的应急能力均显不足，除了医用防护口罩等防护物资紧缺，还缺少动力新风系统、供氧系统等。

据湖北卫视报道，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首批支援金银潭医院的医疗机构）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李光在1月17日参与金银潭医院重症患者救治工作中即呼吁，该院需要为医护人员提供动力新风系统，因为医护人员在给重症患者进行插管等治疗时，空气中会产生大量病毒气溶胶，但这种医疗物资比较紧缺，他们有时不得不手工制作来应急使用。

同时，武汉市综合性医院内传染科体量亦有限,更缺少可在突发情况下快速改变用途、“平战结合”的感染病房。

其三，来传染病医院就医的患者数量少、财政投入不足，传染病医院运营艰难。

陶红兵介绍，传染病流行有季节性的传播规律，所以传染病医院的患者来源不稳定。

前述中部某省传染病医院虽然有几个品牌科室，比如儿童手足口病（一种由肠道病毒引起的传染病），患者多的时候医院床位不够，少的时候只有十几个。柳冰表示，因此他的儿科同事们就很头疼，“传染病医生苦不堪言，也就是这个原因”。

而且，长期以来，传染病医院的发展面临着病员分流严重的问题，比如，综合医院开设相应的传染病科室，收治传染病患者。

同时，由于财政补偿机制不健全，多数地方政府对传染病医院的财政投入亦是不足。因此，很多传染病医院都出现了运营艰难现象，一旦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就容易出现应急响应滞后现象。

其四，“新医改”给传染病医院带来了更大压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财务处孙蕊（刊发于2018年4月《经济师》）撰文表示，2016年底开始实施的新医改（取消药品加成）后，某样本传染病医院的业务收支在原本就亏损的情况下亏得更严重。因为该样本医院的患者多为感染、传染以及慢性相关性疾病，治疗周期长，需要长期服用药物。实施医改后，来自患者服用西药的收入降幅高达24%。

济宁市传染病医院总会计师邵士洪亦撰文（刊发于2019年第1期《经济师》）表示，传染病医院主要收治内科传染病，以药物治疗为主，药品比例一直居高不下。以其所在医院为例，新医改前药品占比48%左右，明显高于济宁市公立医院33%的平均水平。新医改后，医疗服务收入偏低，近两年医疗服务收入(不含药品、耗材、检查、检验收入)占业务收入的比重在17%左右，明显低于济宁市公立医院35%的平均水平。

其五，工作人员待遇差，医护人员不足。

柳冰说，“不要说跟市里其它综合医院的内外科比，就是跟市里的精神病专科医院比，待遇都差多了”。

待遇不好，就没人愿意到传染病医院去工作。一名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2008届毕业生介绍，他的同学没有去传染病医院工作的，主要是去卫生监督等政府管理职能部门，个别在医院就职的，也是以科研和行政管理岗位为主，“去传染病医院容易受歧视”。

张定宇在其自述里表示，在今年1月中旬的一天，50多名卫生员突然辞职，18名保安有一天也全部不来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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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局：因地制宜，多维度发力

陈国强表示，武汉疫情初期所暴露的问题反映出，当地疫情防控战一旦打响,医政管理部门难以在第一时间组建有效的防控“预备队”。

实际上，我国其他多数城市和地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新冠肺炎之后，传染病医院的地位必将改变，那么，如何改变？

方案之一：由大型医院合并托管

“让一家三甲医院来收购，我们作为他们一个分院”，柳冰的愿望是希望被本省的一家大型医院收购，而不是现在的“结盟”，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将资源整合到一起，减少重复投资。

笔者发现，这种模式在东部沿海省份已经有一些样本。比如，江苏无锡第五人民医院（即无锡市传染病医院）被无锡第二人民医院合并托管。无锡五院院办赵洪顺等人撰文称，合并后的新五院在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的门急诊、出院患者人次分别同比增加三成以上，人均费用下降了，床位使用率上升了，“既发挥了三甲综合医院的品牌优势，又巩固了传染病专科医院的特色优势，总体取得了1+ 1>2的改革成效”。

值得注意的是，传染病医院要想与一家大型综合医院合并的阻力很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传染病医院自身，行政级别、领导职数都会相应改变；另一方面，传染病医院无法满足综合医院的要求，因为传染病医院经营能力普遍较弱，合并后会变成包袱。

因此，在没有强大外力作用的前提下，这种合并很难实现。

方案之二：建立“医联体”

陶红兵建议，传染病医院不妨放在医疗联合体下。从国际国内形势看，传染病医院是必须存在并且应该被更加重视的，但考虑到目前传染病医院的生存环境，独自发展相对要艰难一些，因此，“可以在一个医联体内或医疗集团内，设置一家传染病医院”。

2016年12月，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印发“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的通知》明确指出，要“推动建立医疗联合体”“以资源共享和人才下沉为导向，将医疗联合体构建成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形成责、权、利明晰的区域协同服务模式”“引导医疗联合体内部形成顺畅的转诊机制”。

浙江台州市公共卫生医学中心（感染病医院）即是典型。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主任陈海啸表示，当初准备建设感染病医院时，他们即主动要求将感染病医院与新院区建在一起。“我们建了一栋像样的、能够预防急性传染病的独立建筑。这次疫情发生后，我们收治了全市所有确诊新冠肺炎患者，成为全省地级市中唯一（台州市确诊病例数146例，全省排第四）”。

方案之三：财政倾斜

对于为数更多的独立的传染病专科医院，北京佑安医院财务处的孙蕊认为，传染专科医院承担着传染病防控任务，门诊量低、药占比高，收入结构自我调节能力有限。她建议，政府增加传染病医院的财政投入，应建立分类、分级补偿机制，对传染专科医院予以一定倾斜。

南方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院长王冬表示，政府对传染病医院需对其合理定位，比如，明确传染病医院的公共卫生属性，并由国家层面制定传染病医院改革规划，加大对传染病医院的投入和补贴的力度。

其实，原国家卫计委办公厅于2017年3月下发的《关于加强医疗机构传染病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各地要加大对医疗机构的支持力度，加强医疗机构传染病诊断能力、医院感染管理能力建设和相关设备设施配置。对于医疗机构承担的传染病防治、信息报告等公共卫生职能，要保障传染病防治人员卫生防疫津贴等相关资金落实到位”。

然而，我国公共卫生的财政投入并不宽裕。2014年，国家“公共卫生专项任务经费”的项目拨款为5.29亿，而到了2019年，这笔预算下降到4.5亿，同比下降14.9%。同期，我国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拨款却从2014年的36.19亿涨到了 50.23亿，同比增长38.8%。

新冠肺炎疫情过后，我们有理由相信，传染病医院会更加受到重视。

4月3日，中国医学科学院武汉传染性疾病诊治研究中心在武汉金银潭医院（下称金银潭医院）成立。当天，中国医学科学院与金银潭医院签署了合作共建的协议，强化传染病疾病诊疗领域的协同创新。

这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