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们的矛盾在于他们所诟病的正是他们所推崇的！_风闻

方方把不喜欢她的人批评她的人统称为极左，其实对我个人的观感而言，极左极右这类帽子已经属于有年头的古董了，扔出来有点上个世纪的感觉了！

方方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今天的中国社会对于左右的划分已经变得模糊了，它和世界上很多公认的经典的左右之分也已经不同了，比如说面对福利主义的问题，这到底属于左还是属于右？如果属于左，那么今天很多方方口中的极左恰恰反对欧式福利主义。所以今天的中国社会，简单地用传统的左右来划分敌我阵营是缺少实事求是态度的偷懒做法。我们通过多年的改革开放，模糊了经典左右的绝对界限，回归了现实主义的文化传统。我们许多年轻人，在今天这个年代，开始真正解放思想，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那些固有的二分界限，我们期待获得资本主义竞争下的超高效率，但同时我们也期待保有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基本公平，我们认为这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方方显然对这样的变化还不够敏感！

方方对这次抗疫中，一些专家和官员的表现极度不满，她认为这些人是需要道歉和赎罪的罪人，但是她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这一些专家和官员并不是孤立的一些人，他们从属于同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同日后执行封城，乃至保障抗疫的组织是同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着强大的动员能力和执行能力，同时也有着严格的内部决策程序和纪律。方方不可以一方面推崇它后期的执行和保障能力，却诟病它前期的决策程序和速度，这原本就是它这个组织各种能力的一体两面。你不能在这一刻要求它有自上而下的组织能力，上一刻要求它有超越自己职权的决策能力，这种矛盾的要求对任何一个经过体制严格训练的干部都是不公平的。

环顾世界，我们今天都看到了，迟迟不能做出的取消大型活动和封城决策的绝不仅仅只是武汉湖北的执政者，还有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执政者，这样的不约而同恰恰说明了对一个执政者而言，那两个决策有多么困难。这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出了，当初那个决策的缓慢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这个重大决策过程是非常严肃谨慎的，不是随便拍脑袋的。

我们今天都有了上帝视角，我们都可以轻松地做事后诸葛亮，方方也可以在她的屋子里尽情地批评专家的无能，但新冠是一个全新的病毒，当病毒的特性还没有完全得到确认之前，每一个人包括专家都不得不对病毒进行更多更谨慎的观察和研究，接连引入多路专家都是为了确认这个病毒的特性，为什么要把三路专家的作用割裂开？前两路专家去的时候甚至连核酸检测都还没有进行，怎么就知道那是同一种肺炎了？现在回过头我们大家都聪明地知道那些肺炎是什么了，我们现在都觉得当时的确诊标准太苛刻了，但是当时谁能说定那样的标准就是错的？毕竟肺炎也有很多种的。我们再看看后来国外那些专家的操作，他们的确诊标准岂不是更离谱？我们当初必须到过海鲜市场，他们呢？他们的标准是必须到过中国，必须到过武汉才能够进行核酸检测，这两者有本质区别吗？

为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标准却是一样的苛刻？真正原因其实很简单，哪个地方的核酸检测能力都是有限的，哪个地方的核酸检测都是要花钱的。我们后来核酸检测的大爆发，背后有多少科研工作者和医务人员不辞辛苦的辛勤工作，是多少医保资金不计代价的支持？这些方方从没有想过。

方方提建议很简单，但是要做到都很难，中国的那句老话说得最好：看人挑担不吃力！她一边责怪那个组织的不给力，一边把那个组织当成了有求必应的神仙，任何事情都要求能够再尽善尽美一些。事实上，她能够安安稳稳地坐在家里吃饱穿暖，仰赖着她所要追责的那个组织那个制度。

不顾物理事实只提自己的愿望，只有小孩子才会那么天真幼稚那么任性好不好？只有小孩子才能那么天真幼稚那么任性好不好？只要坐在家里，哭一哭闹一闹，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我要吃这个，我要做那个，然后爸爸妈妈就把东西送过来，给得不及时再哭一场，再闹一场，全然不顾父母早已焦头烂额！

抗疫初期，就是什么需要的物资都没有，就是没有准备好，就是有困难，就是一团乱麻，就是在打仗，那个时候顾不上局部的损失，做不到尽善尽美，武汉就是发烧了，昏厥了，怎么办？照着方方那样说这个做得不好那个做得不好能解决问题了吗？照着方方那样指着这个骂那个能解决问题了吗？她是不是知道，灾难来临的时候，最可怕的未必是灾难本身，而是恐慌和绝望，被疫情直接影响的人本来是少数，但经她渲染之后，有多少人焦虑恐惧？

需要使劲的时候，方方渲染恐慌，需要团结的时候，方方急于问责，需要战斗的时候，方方在动摇军心，且不说她这日记会不会成为别人攻击全世界中国人华人的一把刀，只是她这样的日记，即便不是不能发，却是发得太过不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