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不要觉得在国外出书就是卖国，这种想法很幼稚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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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1

学人君按：近日来关于作家方方的武汉日记将出版外文版的消息，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但与出版相关的一些基本事实，仍有不明之处。惟有建立在对事实的了解上，讨论才会有价值。为此，學人Scholar公众号专访作家方方，就日记出版等相关问题寻求她的回应。从她的回答里，我们可以获得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事实，而关于文中提到的关于出版事宜的相关说明，方方也给采访人提供了相关记录截图。阅读方方的六十篇日记，验证她的每一个观点，摒弃人云亦云的呼声，坚持运用自己的理智，从常识出发，独立思考，或许是弥合这个社会之间巨大裂缝唯一可能的方法。

（采访人：李梅、孙绪谦，以下简称“学人”。）

日记的出版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学人：近日来，关于您的疫情日记将在海外出版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这是否取得了您的正式授权，能否简要介绍一下相关沟通过程？在亚马逊网站出现的英文、德文版的封面、简介，此前是否征求过您的意见？

方方：得到了我的授权。但并不是像网上某些人说的那样，是事先约稿。“约稿”的是《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而我因心情不好，当时并没有同意。后来想想，觉得可以记录一下，所以初一那天上新浪微博开始记录。这个过程，我在第一篇里已经都写到过。批我的人，想必根本没有看我的记录。而且我一开始并不叫“日记”。甚至没有打算天天记，比方初二我就没有记。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比方封微博，又比方极左攻击，让我产生一种我偏要记的想法，这种心情有点像艾芬的“老子到处说”一样。就这样一天天地记了下去。因为“一日一记”，所以别人称之为“日记”，我也没有表示反对。

我的翻译白睿文先生本来就在翻译我的小说，他也有微博，与我相互关注。可能是在微博上看到了我的记录，于是联系我，问我是否可以先翻译这个。我查了一下，他问我的时间是2月17日。那时候武汉情况仍然不太好，所以我没有同意。我的原话是我“暂时没有出书的想法”，他也表示了理解。

但是到了二月底，很多出版社来联系我，也有海外的，我想白睿文先生本来就在翻译我的书，他的汉语水平很高，我还是先知会他一声。于是他立即表示他愿意翻译，并且联系了代理人。三月初，我为图省事，将全球版权授权给了代理人。就是这样自然而然的过程。我的书名为《武汉日记——封城？记录》，因为当时不知道会封多少天，没有写数字。

英文封面征求过我的意见，但我因为并不懂英文，所以没有想到过标题会改动。而白睿文先生也忽略了小字（也有人说那是一个中性的词）。后来发现问题，白睿文先生也向我表示了歉意，然后立即要求所有的出版社必须尊重我的原标题。德文的封面，我当然没有看到过。德文翻译是阿克曼先生，他和白睿文先生一样，都是对中国非常友好的人。现在的销售商在促销，或许会有言论走偏的问题。我没有外文阅读能力。但这些都可以及时纠正。目前已经协商好，要求这些文字必须先给翻译看，然后交我确认。而两个封面已经都改了过来。

我在同意出版这本书时，就跟白睿文先生说过，这本书的所有稿费我都会捐出来，帮助一些应该帮助的人。白先生表示他也要捐一部分，他把我的想法告诉代理人后，代理人也表示，她也要捐一些出来帮助武汉。这些话都是二月底或三月初时说的。不要把人们都想象成坏人。不要觉得在国外出书就是卖国。这种想法很幼稚。

学人：您是否尝试过在国内出版日记？当您决定在海外出版时，是否考虑过可能会出现的争议？

方方：本来就应该是国内先出版。最初国内出版社找我时，我也是同样没有心情做这件事。但是后来疫情缓解，我就答应了。这个时间也大约是在二月底。并且同时就跟出版社说，我希望你们开高一点稿酬，我将把这些钱捐给殉职的医护人员遗属。如果多的话，还可以捐一些给其他需要的人，我自己一分钱都不留。这些与出版社的记录应该都还在。而且我也跟其他朋友商量过怎么做这件事。

海外出版，在中国作家是件很正常的事，每一个中国作家都愿意自己的作品能有更多的人读到。所以我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好。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书要八月出版，这个时间也是很正常的时间。因为六十篇日记只有十三万多字，并不长。内容是大家都看到过的。我不觉得会有争议。国外和国内的出版过程不一样，我所不知的是，国外有预售过程。这在国内是没有的。因为国内怕盗版，多是书印出来了，才有各种宣传。这个预售的提前量，引起很多人猜疑。当然也不乏有些人故意要把大家带到沟里去，比如说，给外国人起诉中国送弹药之类，这样弱智的说法，居然这么多人相信。

顺便要说的是，国内本来有十多家出版社想要出版此书，但是因为极左人士（我要说明一下，极左人士只有极少数人，其他的人我并没有说他们是极左，是他们自己往自己身上套的）的叫骂，目前所有国内出版社都不敢出了。我的出版人还在国内努力，希望争取抢在国外出版之前。她们非常敬业，我也很感动。

我和国家之间没有张力

学人：有一些人认可您的日记作为个体记忆的价值，但认为在这个节点到海外出版，可能会被境外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是缺乏大局观的表现，甚至不乏“阴谋论”的猜想。对于上述观点您有何回应？

方方：前面说过，书应该是八月出版，现在正在翻译。而我自己还没有完全交稿。这样一本书，你们认为境外别有用心的人会怎样利用？他既然是别有用心的，既然是刻意利用，他还会在乎是《武汉日记》或者是《大国抗疫》吗？你出什么书他都会利用是不是？难道因为有人利用我们就不出书了？什么时候中国人这么怕外国人的？至于“阴谋论”的猜想，我只能说，这些作者比较适合写小说。

不是所有的事，都是有阴谋的，前面我已经说了，这是很自然的过程。以我这样的人，外文都不会，而且年龄大，来找我搞阴谋，不如找个更强的，是不是？翻译白睿文先生，一向对中国友善，他翻译过王安忆、余华、叶兆言等人的作品。碰巧他正好在翻译我的作品，我们相互关注了微博，又因为工作需要，也相互关注了微信，联系起来很方便，而且微信记录也都还在。时间都很清楚，有没有阴谋是一目了然的。

学人：作为一名作家，在面对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内在张力时，您觉得应当如何处理？

方方：我写日记以来，一波一波地被攻击，你们怎么没有任何觉得奇怪的想法？而是顺着攻击我的路数走？这一波无非是有人绑架国家利益对我进行要挟而已。而且他们绑架国家或部门已经多次成功了。而我跟国家之间没有张力，我的书只会给国家以帮助。因为我很详细地写到了后期湖北换帅之后的各种举措。写到了疫情是怎样得到有力的控制的。写了方舱医院，写了下沉干部，更写到了医护人员、志愿者、建设者们是如何努力的，以及武汉九百万市民是如何坚守的。

这些人如果看了我的日记，会明明白白地看到中国抗疫成功的经验。我的日记中，绝非极左分子曲意解读的所谓中国负面的事，卖惨的事，等等。他们的断章取义，让那些没有读我作品和根本不读书的人相信了这些。而实际上，我里面有无数的中国的抗疫经验。国外出这本书，岂不正好是推广中国式经验的好方式吗？

这个社会应包容一篇温和的日记

学人：当然还有不少读者支持您的日记在海外出版，但认为日记中有些表述还可以进一步修订完善，并建议增加一些注释说明。您是否有此计划？

方方：细微的修订肯定有的。我要告诉你的是，那么多人说我里面是谣言，其实没有谣言，全是真实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可以查证到。需要修订的错误有两处，一是大风把雷神山医院的屋顶掀翻了几片，我写成了火神山医院，二是，王广发医生是第二批来汉的专家，我写成了第一批专家。但这两处的核心内容都没有错。我在对记者的采访中也提到过这些。有一些注释自然也是需要的。所谓完善，大约就是细处的修订和文字的校正。其他仍然保持原来的样子。因为既然叫了日记，就是日记的状态。

学人：针对您日记的批评，常常越界到人身攻击、个人信息泄露。这是否已经对您的生活造成了实际的困扰，您打算如何应对？

方方：这是我管得了的吗？这是网管应该管的呀。网管们放纵这些网络暴力，是他们不作为。那些攻击我的人，暴露我家住址，对我造谣诬陷，扒了我家几代人，这些为什么没有人管？我们的技术发达到可以精准屏蔽的地步，但对这样大规模长时间的网络暴力，几乎长达两个月的辱骂造谣，为什么无人管？仅仅说不作为恐怕太轻了吧？今天还看到有人要组队来武汉杀我的信息。我是没有办法应对的。但是，我很想知道他们的后台到底是什么人，是什么人支持他们如此目无网纪国法，并且为什么全中国只有他们可以这样在网上嚣张跋扈。

学人：对日记的讨论，各方自说自话，社会舆论呈现明显的分裂。您认为如何才能弥合这一裂缝，构建社会的基本共识？

方方：可是你们有没有觉得，作为我来说，只不过因为被封在疫区，因为约稿而写了60篇疫区生活的记录？仅此而已。这样温和的记录，都不能包容，都要引发这么多人的仇恨，这会让无数人感到害怕。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么多人支持我？因为我的言论尺度，是一般人们都会有的言论尺度，如果连我都不能容，人人都会害怕。

现在网络上几乎跟文革时差不多了。而这个裂缝的产生，实际上是极左人士刻意挖出来的，他们的曲意解读和放大他们需要的言词，以及配假照片造谣说这就是我看到的照片，等等，这个裂缝根本就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弥合这一裂缝，需要大家学习常识。只要有常识，这些裂缝根本没有存在的可能。

学人：从4月8日开始，武汉开始全面解禁，您的生活有什么新的变化和计划安排？对这座城市的复苏，您有什么期待？

方方：我一直在为这本《武汉日记》写一个前言。这个前言要表达的内容是：病毒是全人类的敌人。无论东方或西方，都被病毒磨难了一番，各有各的问题。我们早期的懈怠和西方不信任中国的抗疫经验所表现出来的自负，导致了无数百姓丧失生命，使无数人的生活遭到破坏，让整个人类社会遭到一次摧残。总体来说，是人类太傲慢，人类太自大。人类藐视微小病毒的破坏能量。这个教训是全人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