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们的“社会良心”：现代社会的伪命题_风闻

随着中国人民防疫战争的阶段性胜利，“方方日记”早已自知没趣地完结，但汪主席挑起的“美好的仗”却刚刚开始：先是诸多文坛领袖、社会学/文学教授纷纷跳出来，给汪主席献上“人性光辉”、“启蒙”、“文学经典”的鲜花，再由海外媒体头版为汪主席加冕“社会良心”，继而又是多语种本“方方日记”火速完成编译出版和销售，成为外国政界和媒体界叫嚣要求中国赔偿疫情损失的“充分证据”。显然有一股势力不希望“方方日记”完结，想要让此类“纪实文学”在中国其他城市、其他事件中永远延伸下去。当然，公开透明、医疗水平极高的国度并不需要类似的记录，“纽约疫情日记”作者蓝蓝已不幸在交通稀少的街头车祸身亡，给世界文学史平添了一大遗憾。

汪主席在文章中竭力避免评论外国防疫措施，试图撇清媚外嫌疑，然而耐得住寂寞终究不是汪主席们的美德，毕竟诺贝尔文学/和平奖的诱惑，他们又怎么忍得住呢

抛开6套房产和非法别墅的纠纷，我们姑且假定爱写日记的汪主席仍是一个正经人，但把自己的日记散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却似乎不是怀着对自己诚实之心而创作日记的人的常态。我们再次善意假设汪主席并不患有暴露癖，那么她的“纪实文学”冠以日记体例，无非是既要蹭到正常人日记一般具有的真实性印象，还要甩干净所有致命的举证责任，实现以个人口吻矫造历史叙事的目的。现在来看，无论在国内激起了多少反对声音，汪主席已经在西方实现了她的宏愿，把自己打造成一个骑脸跳反却难以清算的异见人士。但我们并非没有办法消灭汪主席及其拥趸，因为这种“社会良心”的张扬不过是旧时代的沉渣泛起，是现代社会的伪命题，只要将现代性普及到社会治理体系和所有公民，汪主席等百无一用的文人清流便再无兴风作浪之空间。

自感生活在“一片黑暗”中的汪主席们，其精神图腾极大来自被西方社会封为“俄罗斯良心”的苏联异见者。可惜这些在西方输血跳动的良心们，只是敌对国家吹捧和封神的造物，历史上的俄罗斯良心，是18世纪到1917年俄罗斯有产阶级知识精英。由于沙俄现代化进程缓慢，土地贵族和城镇资产阶级长期垄断所有文化资源。这在俄罗斯历史中产生了群星璀璨的文化巨匠，也产生了许多反思自身阶级罪恶的背叛者，形成了“俄罗斯知识分子”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

受东正教苦难圣人情结的影响，俄罗斯知识分子对自己的优渥和有智抱有深深的赎罪意识和牺牲情怀，认为自己有义务背负底层人民的悲惨命运，为他们留下记录、发出声音，批判沙俄政府的腐朽封建，追求提高底层福祉的社会改良。托尔斯泰是俄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早年是上流社会的公子少爷，在克里米亚战场上武德充沛，中年在自己的封地上解放农奴，晚年放弃贵族生活与民同耕。客观上，俄国知识分子的文学批判促进了俄罗斯的近代化，也为社会革命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但正如其所自觉，正是因为他们对财富和文化的绝对垄断，才导致底层人民不得不依赖他们替思考发声，在历史中留下一点悲惨的记述。因此，在苏维埃政权将知识无产阶级化、无产阶级知识化后，“俄罗斯良心”的历史使命也就寿终正寝。反倒是西方加冕的良心们，在70%的民众同意保留联盟时，粗暴地“代替”人民发出了催命的诅咒。

试问当今哪位文坛领袖、文学教授愿意如此俯下身子，从真正的底层生活中汲取艺术的养料呢？

在中国，“垄断知识的有产阶级”显然对标文人士绅阶层，也就是汪主席们的血缘或精神祖先。文人清流念叨了一千多年的仁人爱众，却从未系统性反思自己的智识来自人民的无知和悲惨；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也无力实现自上而下的近代化改革，只能惊恐地看着图书管理员带着村里的泥腿子，砸烂了生产资料和知识的垄断。

文化垄断阶级消失后，“知识分子”却依旧作为相对独立的阶层长期存在。这一称呼本是新中国把旧社会文化阶层从剥削阶级中争取过来的一种划分方法，随着现代经济的建立和普罗大众的知识化，以有知识和脑力劳动作为群体划分特征早已失去了意义。现代经济超精细化分工使邓稼先的称谓变成了核物理学家，梁思成变成了建筑学家，费孝通变成了社会学家，叶圣陶变成了教育学家，梅兰芳变成了艺术家；此时还被遗留在“知识分子”笼统定义中的，只剩下那些别无所长的文人贤达，靠旧社会捞取的一点清誉在政协、文联、文史研究所混口饭吃。时过境迁，虽然汪主席们无比仇视那个剥夺了他们祖先世袭特权的年代，却依旧珍重自那时流传下来的“知识分子”头衔，继续在熟悉的对口部门继续安享皇粮国俸。汪主席在日记中总是不经意间炫耀兵荒马乱中文联大院的安定供给（同样是他们最痛恨年代的遗泽），以及政府人员“看她薄面”奉上的种种特权，这些优待在她眼里是如此的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在这时便不再记挂武汉人民的艰难和委屈。

当然，汪主席们并不满足于养尊处优的神仙日子，他们更想复刻血缘或精神祖先的社会控制力，替民众思考，替普通人发声。可是现代社会的空前复杂性远远超越了常识和文学观察的上限，若没有相关基础知识储备，不可能对社会议题做出有意义的贡献。他们不懂传染病学的预测模型和科学控制方法，就断言封城是把武汉作为了全国胜利的牺牲品；他们不屑于研究维持千万级城市必需生活物资投放的量化管理和关键瓶颈，只会大义凛然地摔下一句“武汉人民的痛，不是喊喊口号就能缓解的”。他们缺乏理解现代社会现象的基本逻辑学和统计学概念，只会用粗陋的常识、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视角对复杂系统大发议论，武断地把现代社会的一切风险统统归咎到“人祸”二字。就像黑屏后狂踢机箱的电脑小白，汪主席们的无知言论对还原社会现象、追究前因后果和提出改进方案，百害而无一利。

不封城的对照组，如果汪主席们理解“对照组”的科学含义的话

即使现代知识储备是如此贫瘠匮乏，汪主席依然有书香门第秘传的金坷垃，让“方方日记”之流亩产一千八。汪主席们的血缘或精神祖宗们在上千年的食禄为官中总结出了万用的清流物议之术，只要把一切社会现象塞进一套固定的理论话术，不论是不是真懂治国理政、济世安民，也总能洋洋洒洒草就一篇又一篇忧国忧民的大话文章。在旧社会，这套话术表现为伦理纲常、内圣外王。河泛地动、虏寇民贼，皆是君王失德之故，只消上下修明德化，无论财政支绌，抑或政令不达，都可迎刃而解。科学工艺是雕虫小技，匠作书吏乃社会末流。君子劳心，慷慨道德文章；小人劳力，躬致琐碎实务。甚至在蕞尔小邦羞辱天朝之后，状元办实业仍少不得一顿堕入末流的奚落，只可惜彼时再多清谈，也改写不了他们被抛向历史垃圾堆的抛物线。

文学曰：“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故善克者不战，善战者不师，善师者不阵。修之于庙堂，而折冲还师。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

在春风吹满地的时代，这套话术又顺应国际潮流摇身变为普世价值、人性光辉。只要顺遂了人性，就会产生一切美好——当然，人性这种不可言明、不可定义、不可探究的玄妙，解释权要牢牢地掌握在汪祭司们手中。体制则是人性的无条件对立面，为解决问题而奔波拼命的实务工作者不过是作恶帮凶。何须探究事前视角的信息局限，不必分析现实的资源约束，狗官贪污、漠视人性、愚蠢不作为三项罪名排列组合，就可以解释一切困苦和悲剧。预设结论后，汪主席们不遗余力地把道听途说来的只言片语塞进现成的八股模板，流水线生产“现实主义”悲剧大作，再撒上一层虚浮修辞和平淡口吻作掩饰的薄土，最后立一块“此文无谣三百条”的牌牌。就连网名中“总经理”三个字，都令汪主席文思如泉涌，迅速创作出一个“不在武汉，只管赚钱，不见灾难”的微剧场。所谓“纪实文学”的虚伪和廉价，实在令所有明眼人不齿。

无知和浅薄丝毫没有挫伤汪主席们的古道热肠，他们以启蒙者自居，要“替”群众发声，“教”人民思考。可惜在新中国赋予了所有人思考的基本技能后，新技术又空前扩大了一般人公共发言平台，汪主席们的文化和发声渠道垄断被全部打破。在这种情况下，汪主席们只得患上被害妄想症的职业病，幻想有一个利维坦无时不刻野蛮压制公众声音，再把自己包装成冲向虚无巨人的堂吉诃德，伪造“公共启蒙”的法理基础。然而汪主席们的发声本质上是反公共性的：武汉封城期间，汪主席既没有亲自体验普通武汉人民的艰难（汪主席何憾），也无力参与一线的防疫或物资分配工作（武汉人民何幸），她只不过盗走真正的人民之声，按自己的口味和话术扭曲篡改，输送到窃据的大喇叭上转述一遍而已。如果不是网友持续追问，梁护士的同事可能永远无法把真实情况大面积传达，遑论强迫汪主席来一句轻飘飘的道歉。即使如此，各位清流领袖仍不吝盛誉汪主席为“战斗在最危险地方的战地记者”，这是对所有在武汉和全国防疫一线拼性命、办实事的无名英雄的侮辱，也反映出他们对记者的理解，就是一种可以合理合法地用一面之辞覆盖公共声音的职业。

正因为衡量的尺度、叙述的基础、启蒙的法理尽是伪物，汪主席们才格外憎恨讨论真相或技术问题，比任何团体都更讲究抱团与站队，疯狂煽动情绪、抹除粉丝脑中寻求真实的动力。平心而论，如果汪主席始终维持平淡的叙述口吻，“方方日记”还能多戴一会客观直言的面具，裹挟更多苦难亲历者和吃瓜群众的情绪。可惜现代网络技术让质疑她的声音能同样直达所有读者，逼得汪主席不得不亲自下场，给反对者粗暴贴上“极左”、“余孽”的标签，把索要真相的过程曲解为打压说谎的权利，把止谣的手段污蔑为消灭异见的暴力（虽然我国有关部门的执法手段确实相当粗糙，但这依然不能作为造谣传谣合法的论据）。张颐武一句“谁跟你争左右，是真假”令汪主席及其拥趸如芒在背，郜元宝讥笑张颐武“反复纠结于‘一堆手机照片’的真伪”，赵士林怒斥张颐武“一脸太监相”，彻底打了自己“纪实”的脸：他们根本不在乎真相，只是为了传递号称“真相”的个人观点。这无非是中国文人圈子和社会学科学术圈平时活动的延伸，他们必须垄断所有的话语权和评价权，才能实现一坨坨既脱离人民生活、又无益于解决问题的废纸保值升值，拿来跟事业单位或者境外基金会（或者二者通吃）讨得尊养。口口声声最憎恨那个年代的人，不仅安享着那个年代的遗泽，还是大字报、大串联的高手，若诸位文坛泰斗有意以此自传，我一定在最高奖的评审中投给这部魔幻主义的大作。

我们反对汪主席们这些既不公共、也无知识、更非分子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根本原因，不是他们报忧不报喜或与境外势力勾连，而是他们代表了一股反现代化的力量，不仅无助于社会治理改进，更试图开现代化的倒车为小团体牟利。受本次疫情冲击，现代社会超复杂系统出现了一定范围的运行紊乱，比如地方治理财权事权混乱、全国社会信息采集与处理短板、政府定量经济组织能力缺失等等，让武汉人民和全国人民承受了很多艰难。但汪主席们实际上并不悲伤于这些苦难，相反，他们乐见这个平时他们根本解释不了的系统出现问题，才有机会围住若干个例蝇蝇大叫，用陈词滥调彰显自己的“社会良心”。他们本不是发现问题的人，更远非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却利用不负责任的言论，推高公共舆论发掘真相的成本，占用巨量公共讨论精力，干扰建设性公共意见交流。不仅如此，汪主席们还试图趁现代社会暂时失灵之机，搅动负面情绪、模糊权威信息、排挤专业声音，把公共话题讨论重新带回满口仁义道德的前现代愚昧之中，再现有产阶级话语权垄断。因此，我们和汪主席的战争，不止是中国道路和“普世道路”的战争，也是现代理性思考和虚妄愚民思潮的战争。

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消灭汪主席们的过程，不能光靠公共平台舆论讨伐，还必须学习新中国消灭血吸虫，发动一场普及现代性的人民战争。当下确有很多吃瓜群众被“方方日记”煽动裹挟，是因为疫情、社会治理短板和认知水平缺失造成的混乱给这种情绪提供了客观基础。一方面我们必须探索出一条属于我们、基于集体主义的现代化治理道路，全面理顺央地关系，扩大中央对全国社会经济数据的统合权限，重建国家直接组织经济生产潜力，建设有序表达科学意见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中国飞速的现代化进程将公民认知远远落在了身后，义务教育中自然科学知识仍停留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早期，逻辑学基础和现代基本社会经济架构更是直接缺席。汪主席的普通粉丝中，很多人理解现代社会的工具同样仅限于生活常识，所以才会被轻易煽起非理性狂热。只有把真正的现代社会启蒙输送到每一位公民的头脑，才能让汪主席们无“蒙”可“启”。当前优质教育私有化，自然学科教学内容简单化、考察权重劣势化，显然是对公民现代性的反动，必须捍卫广泛、廉价、理性且严格的公立教育，维护知识的无产阶级化和无产阶级的知识化，让汪主席们回到他们正确的位置——历史的垃圾桶中。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